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小角色，如小国、配角或很少发声的群体，不仅是为了表现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引导力，更是学术成长的必经之路，是理论初级阶段迈向更高层级的标识。

我曾提出，国际关系里小国经常四两拨千斤，世界政治舞台上配角有时十分惊艳。比方说，以色列、瑞士、新加坡等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被称作“微型超级大国”或“大外交小国”。对世界不同区域格局的形成，它们起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背靠美国的全力支持，拥有规模不大却号称世界上最强悍的军事力量、情报力量和科技力量，与作为异己力量的周边20多个阿拉伯国家及巴勒斯坦人长期对峙，构成结构独特、影响深远的中东地区紧张关系。瑞士在国际组织、全球话语、民用科技、高品质休闲等方面傲居世界前列，同时以自身独特的国家历史与定位、标示并塑造全球中立国群体(区位)。新加坡可谓国际社会最活跃的外交角色之一，其作用范围远远超出东南亚地理区域，中国研究界耳熟能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亚欧会议”(ASEM)等国际平台，正是这个国家娴熟区域外交的表现。北欧诸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虽没有英法德等西欧国家那般强势，也很少占据国际舞台中心，但这些小国总能发散出北极光似的政治外交射线，不耀眼张扬却独特有用，例如，国际范围的和平调解斡旋、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关键角色、富有特色的区域安全学说。北欧处在欧亚大陆板块的边缘，一再证明“边疆不等于边陲”的道理。放眼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应当遗漏国际上的这些小国和配角，不要只盯住少数霸权国和战略对手。借用光学的术语，我们的分析光谱不能只有强光、可见光，还需有各种暗光和不可见光，要研究波长(或频率)的大小及依次排列，做出完整的全光学频谱。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学术成长的初级阶段，学人倾向于关注那些强有力的理论学说和学派方法。这样的好处是学习过程可能更快，也更有效率，缺点是学习内容片面，眼界与心态都变得狭窄。以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进展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翻译介绍了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著述，取代了旧时苏联模式主导形成的学术框架；新时期引进高峰是90年代至21世纪头些年这段时期，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系统下的所谓“三大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几乎成为中国高校课堂讲授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研究生做论文的主要参考文献，多数教师和博士生并不知晓，也不关心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有哪些不同的学说及渊源（比如非洲有哪些本土知识，拉美现代化学说的代表人物是谁，南太平洋区域一些小国的外交方略特点是什么，东盟学界最出色的“东南亚学”专家贡献何在，等等）。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课堂讨论里面，主要来自美国的概念及命题引起了较多的兴趣与探讨，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之类；尤其加上早些年已产生广泛影响的那些理论(如地缘政治理论、势力均衡理论、新旧功能主义理论、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等)，以及看上去很有“科学范”的各种新方法与分析工具(如行为科学说、计量分析法、博弈论、信息论等)，它们看上去较有力地指向了当代全球政治和外交的显著事态，提供了完整、逻辑化的解说，符合一般研究者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最终构成了所谓“美国重心”现象。须看到，不光在中国存在这一现象，我们的邻国如日本、韩国，包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它同样相当普遍。

现在随着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乱象频出，以及一些非西方大国的快速崛起，思想界越来越多反思既有主流理论的弊端与盲区，重新塑造研究日程和方法。例如，在那些看似强有力的主导范式里面，是否存在刻意夸大既有逻辑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同时隐瞒或无视传统学说之外一些思维线索的重要性与扩展潜力？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关于现代国家、国际关系、政治进程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威的教科书和权威读物，但很有可能这些教材及读物无法讲解人类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的一些新发现，无力证实或证伪欧美以外的知识线索？西方学界流行的“进步”“科层化”“资本渗透后的形态”，又在多大程度上固化了一般学生与精英的线性思维，从而使思考架构和培育方向缺乏包容性与“发现之眼”？大声说出的话有多少真理颗粒(真实性)，又有多少误导成分，那些微小的声音或不发声者受到哪些有形无形的拘束，以致很难把一些沉淀且沉默的智慧示人?正如国际关系学界批判理论揭示的那样，真实历史的展示往往让位于解释结构的展示、决定于解释理论本身的优选权，“公理化”“普适性”的大学说(大国力量支撑的、现实主义权力主导的那些思想理论范畴)，压倒或遮蔽了那些“缺乏体系的”“不那么有力的”“不连续或无法重复的”个性化微理论(尤其当它们来自弱小国家和族群或非西方主流区域的时候)。

上述讨论显示出“配角”概念在国际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日益重要的价值。我们过去走过弯路，现在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今后的探索理应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更多关注小而不一样的存在，特别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3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