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近年来发展迅速，成果颇丰。本刊特别策划此次笔谈，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笔谈汇集该领域7位专家学者，以构建我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心，结合多重视角深入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诸多议题。期待本次笔谈能够促进学界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现状的讨论，为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人才培养 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王逸舟，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整体来看，区域国别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正在从建章立制、规模推动的阶段逐步进入品质优先、个性凸显的阶段。由此，一个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衡量这门学科的进展质量、如何评估它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成熟程度、如何实现它从数量型建设转向质量型提升的目标？迄今为止，学界及相关部门为此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努力，大体形成以下几方面共识：一是要看配合国家发展和高层战略的进展，如建设智库和培养特定方向专才等方面；二是要看能否助力高校自身教改尤其是学科布局调整，在压缩不景气专业的同时新增有现实需求的课程和项目；三是要看这门学科实践性的强化，即推动所属区位和高校的对内对外横向合作；四是要看相关的配套保障措施，尤其是经费、编制、场地等要素的落实；五是要看有无特色成果（至少是朝此方向推进），如形成有一定优势的教学品牌和期刊等。这些衡量指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从知识论讲，它们多半属于外在的评判尺度，对一门学科的成长而言属于必要前提而非充分条件。一般而言，首先，成熟学科应有专属的研究对象，无论该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哪些重合之处，成熟学科的核心研究领域都必须有自身边界且不可被其他学科完全替代；其次，成型且成熟的学科不能只讲碎片化的经验或外部要求，必须有独立且完整的理论概念、基础范畴和原理体系；最后，从方法路径方面观察，成熟学科应形成一套研究和教学的方法论（如考古学的田野调查、经济学的计量模型、语言学的语义分析等）。按此评估，区域国别学学科以及区域国别学仍处于“前理论”或“范式早期”阶段。
笔者在这里谈几点有关这门学科发展前景的想法，算是抛砖引玉。
第一，关于学科知识的主体界定。应当承认，目前来看，区域国别学更多被作为技术性的交叉平台和工具使用，其主体性仍相对模糊，有关区域国别学何以为“学”的问题少有解释。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相对应，指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的承载者。主体性代表事物的本质，体现主体的关键属性，具有自身意识和能动性。主体性及其独特样式代表特定对象的“此”之别于“彼”。具备主体性的事物恰似含有生命特征的有机体，不论单细胞还是复杂形态，都有生长繁殖、新陈代谢、适应环境的能力。确认了主体性的事物便有别于机械相加而成的事物。在社会科学的视域内，任何主体都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主体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是仅存在于想象中，必须通过社会组织和文化机制建构，受到语言、知识、社群、经济、权力等因素的影响。社区、部落、民族、国家、跨国联盟等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呈现主体的无尽形态。笔者认为，“区域”（area/region）范畴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或可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与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同，区域国别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更多地是不断生成的各种区域板块。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学科正式确立之后，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学界率先培育与推广了一系列以主权国家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和相应的研究路径，如美国学、苏联学、中国学等；虽也有关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的研究，如东南亚学、拉美研究、非洲学等，但后者始终从属于前者，鲜有单独的对象学和方法论。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提速、世界政治的深刻改变、跨国公司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壮大，让不同地区整合过程加快，区域重要性不断上升。正如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那部被广泛引证的论著《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揭示的，今日世界区别于过往的重要标识之一是各式区域的崛起。将区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利于跳出国家之间关系的藩篱。这不是简单取代对国家之间政治和外交关系的研究，而是改进和拓展，发展更多层次和主题。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区域”作为主体和基轴，像同心圆中间的圆环；“国别”则像一根辅线，助力形成学科梯队和层次。各个国别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国家主权行为体也已经有成套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区域国别学重视整体性和跨领域互动。21世纪的人类正在走向高边疆，过去鲜有涉足的诸多新领域、新势力层出不穷，如深海区域、洋底区域、极地区域、太空区域，非物理实体的网络空间、算法高地、虚拟货币和跨域社区等新区域，以及这些区域的开发、掌管、获利等。新区域在吸纳更多行为体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行为方式、规则与秩序。新旧区域并存产生了大量值得探讨的问题。区域的主体性不是机械组合，区域的研究基于但不限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新的主体界定要求重视区域层次（包括自然地理和非器物层面），重视区域层次对内产生的同心圆效应和区域之间的互动，重视“区域构成世界”的逻辑，由此构建这门学科的本体。
第二，关于本土知识。本土知识指特定区域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生成和传递的某种知识系统，与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本土观念，它表达了区别于他者的独特内涵，让享有这种知识的人民具备本体意识。同时，它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概念架构，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下意识的说法里。研究发现，不同地域的本土知识在当今世界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有的强势而大声，有的隐而不发，有的受到压制，有的几近消失，它们的表达方式与输出能量不尽相同，被接受度、认同感等存在天壤之别。在国际范围内，现有传播媒体与学术资源较少接触、吸纳西方之外的话语和知识，这些话语和知识需要得到更多重视。同时，再平衡的努力不应妨碍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知识形态的存在，不应放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路径，尤其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情绪钟摆”。全方位理解本土知识，同时包含对现有全球知识结构中那些最有影响力、传播最广部分的解析。也就是说，不可忘却对西方话语体系内在盲区的审视，不能减少对欧美学界和媒体占据优势位置的成因的梳理。欧美关于当今世界的很多知识及说法，经过长期培养灌输，已具有普及性、规律性的表征，被很多人视为某种全球知识、共有知识和长久知识。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对此不必着急做价值判断，应先辨识其本质及其与不同本土知识的关联，让知识谱系完整呈现。还要注意比较分析，恰当看待本土知识的传承过程与长短局限。任何知识都不是纯粹客观的、先验式生成的，而是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变化递进的、受制于内外条件的。欧美那些貌似普遍知识的范式和理论是基于西方历史尤其是近代扩张进程衍生演化的某些本土知识而形成的，哪怕很多人不愿承认，但事实上它们借鉴并转化了各殖民地的文化风习、智慧技能、语言格调、思维方式等作为营养成分，然后以征服者的姿态和具优越感的“文明表达”主导着全球知识体系的梳理展示。当我们批判这种特殊形态时，必须懂得它是一种复合体，包含来自各民族的本土知识，对其批判要恰如其分。在另一方向上，在那些非西方的本土知识中，亦存在知识迭代的盲区（如与现代科技发展相关的表述）和理论发育不充分的问题（如代际传承不清晰、逻辑链条松弛等），因此在肯定其价值时也要实事求是。
第三，关于认知盲区。人都是有局限的。对专业研究人员而言，理解这种局限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涉及发现和承认认知盲区。从理论上讲，由于各种惯性思维、灌输或预设的说法或环境条件的存在，研究者无法全面、恰当地收集、提炼和处理信息，就会出现思维扫描的死角（认知盲区）。认知盲区的成因很复杂，有的来自外部的约束，有的源于自身的不足，有些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什么因素造成的，人在认知盲区的作用下，对接收到的意外信息及不同见解，可能要么缺乏欣赏意愿，要么做出有偏差的判断。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身边的信息看似触手可得，然而，深刻又全面的知识反而离我们远去。多数人很少考虑真正的知识与便宜的信息有何不同。对认知盲区的讨论有助于对日常扑面而来的信息做出分类，看看哪些构成（或不构成）有效的知识，反省对自身肉眼或心灵难已触及的部分需要进行哪些提醒甚或“补课”。对个人、团体或国家而言，最糟糕的不是有缺失或犯错误，而是对缺失无感，或有问题却无法纠偏。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当大量资源集中于少数重要对象的时候，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大片区域和国家就可能无人问津。我国有这么多高校、这么多研究机构和人员，却很少有专注小国分析和边缘区域研究的高水平且有影响力的专家，因而整体而言未掌握真实世界的全貌。这就是一种认知盲区，属于数量意义上的认知盲区。再加追究，即使涉及重点研究对象，我们很多工作的关注点主要也还是热点问题和“有用知识”，而对那些长久存在却静默的人、事、物，以及很多暂时看不到实际需要的领域，常常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导致指认的目标有形无神，分析问题时缺乏纵深。这一类则属于质量意义上的认知盲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各式各样“想象的区域”，有民族国家和更大的地区，有国际社会及全球村，有充斥丛林法则的对抗集团，有国内的政经架构和社区层次，有各种阶级、族群和人种，有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等。各式“区域”实际上是头脑中的“想象”，是各种认知的叠加与复合。什么是好是坏，为什么爱或憎，怎样判断彼此关系的近和远，是形而下的利益还是形而上的赏析，这些都深植于人的想象，是一个复杂的习得过程。想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站位，特别是认知盲区的大小。经验表明，对认知盲区的自觉或无感很可能导致在同样环境中生长、掌握同样资源的研究同行得出大相径庭的判断及产生分析深度的巨大差距。就大国、强国而言，认知盲区问题另有一层与中小国家不同的含义。在比较小的国度中，人们对外部的压力和冲击比较敏感，听到的声音来自不同方向，研究者掌握母语之外的不同语言及信息源。在大国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超大国家中，人们天然可以不依赖外部的供给，从物质到观念自成一体地生活和工作。若有内部体制、富裕程度和固有观念等加持，大国、强国的普通人便会降低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特别是对比自己弱小得多的那些区域及其人民的知晓兴趣。很多美国人不习外语，对他国法律与风习无感甚至不尊重，便是典型。这是一个貌似悖论的现象：大国、强国拥有更多资源，理应拥有较少认知盲区，但实际上它们时常区隔和构建了更多的认知盲区。在中国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的过程中，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顺势向上，避免出现上述认知盲区问题。
第四，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的“灰度”色彩。笔者以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定位及未来成长过程，或可借鉴在图像处理、显示技术和管理学中经常提及的“灰度”思想。所谓“灰度”（英文有不同译法，如gray scale, gray level, shades of gray, grayness），指介于黑白两种色彩间不同深浅的灰色和模糊光区。任正非把它用于企业管理，提出“灰度”管理理念：华为追求的既非纯粹的黑，也不是单纯的白，而是位于其间的灰色区域；它是看似妥协的存在，具有交叉、互补、融合的寓意。华为在战略大方向清晰的前提下，不追求绝对完美的计划，而是保持策略灵活和组织活力。华为在用人方面拒绝“完人”概念，而是看重独特的个性与创造性；企业成长必须在激进与稳健中寻求平衡，既有打破现状的勇气（熵减），又能控制变革的节奏；在对外竞争时不把对手视为敌人，而是寻求博弈相生、竞合共处。对“灰度”的追求绝非无原则地躺平，而是寻求动态的平衡，像一种复杂的艺术。显然，它适合有希望和潜质的成长态事业。若把区域国别学学科视为一门带有“灰度”的知识领域，就意味着可发掘更多的中层理论、微观命题和次级方法论。近年来，智能科学与技术、国家安全学、文物、纪检监察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新一级学科的设置及相关讨论就展现了类似线索。区域国别学的下一步建设不妨多发现次生概念和小研究领域，关注新的学术增长点，让中国自主知识与国际学术规律结合起来。例如，“国际区域学”“内区域与外区域”“区域范畴的立体化”“文化区域/安全区域/地理区域”“新疆域和高边疆”“区域塑造世界”等线索预示潜力巨大的课题及学理即将涌现。将区域国别学作为“灰度”学科看待，将促使研究者思考不确定性的价值，把动态调整为新常态，培育相应的评估体系及指标。学界在这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如国际政治语言学、外交心理学、计量社会科学、国际组织在场力分析等新兴小领域，它们不仅对学生就业和国际交往而言有用有趣，而且不知不觉浸润改良某些陈旧无趣的科目和课程，生出新术语和新思路，与时俱进改进科研教学，促使各学科带头人和管理部门细化激励机制。简言之，区域国别学学科的理论衡量不必完全依传统思路推进，对象、方法、本体论、认识论等将是中等或中微强度的学术探索区域。对“灰度”概念的理解，有助于学术界更加重视现实世界的灰度区域。对比大国、强国，广大的亚非拉地区、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和当下的“全球南方”运动便是这样的“灰度”研究区域。相较强手博弈、杀手锏锻造、兴衰周期等高政治主题，人的个性、生态政治、弱势群体命运等低政治议题就像是需要更多关注的“灰度”课题。哪怕从国内角度观察，北上广深之外的更多都市化路径、发达沿海地带之外的中西部发展模式、现有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主流范式之外的“小而美”创新，都可视为“灰度”拓展方向。中国作为有多重身份的世界大国，理应兼顾各个方向，融汇多种知识，滋养基础宽广深厚的区域国别学学科。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3期，是“重点学科巡礼笔谈·区域国别学”文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