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3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年度国际论坛，原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女士在会上讲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基本赞同。她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终结了，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尚未到来。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我倾向于认为，美国在二战后构建、冷战后扩展至全球的制度性霸权体系已然终结，不过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对世界仍拥有最强的影响力。
“美国背叛美国”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某种“宿命”。任何一个强国成为霸权，都迟早会面对走向衰落的命运。需要明确，“实力”与“权力”、“强国”与“霸权”是不同的概念。强国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霸权则是指通过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性权力在全球或地区发挥支配性影响力的国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中，“霸权”是贬义色彩很重的词汇；而在英语世界，“霸权”（hegemony）一词贬义色彩较弱，在国际关系学科中更是一个中性词。
一个强国如果抓住历史机遇并采取适当方略，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或地区秩序的霸权国。一旦获得霸权地位，经济利益导致其需要向国外输出流动性，经年累月最终就会“去实就虚”；为维持安全主导性，霸权国在对外扩张中会过度消耗自身实力；为维护制度霸权，霸权国需要承担很多国际责任和义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霸权的逐渐衰败，正如“月满则亏”，霸权地位本身正是导致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愿意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定义为“美国单极霸权支撑下的多边主义全球体系”。它以联合国为中心，具备多边主义的特征，但底层逻辑长期依靠美国霸权支撑。多边主义全球体系像一个“桌面”，而美国单极霸权是支撑“桌面”的唯一“桌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日益感到霸权难以为继，加之自身实力弱化、内部矛盾加剧、竞争对手崛起等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不应继续为维持霸权支付公共产品成本，向内收缩以集中精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特朗普应运而生，在两个任期里推动了“掀桌子”式的对外政策。
历史上，美国成为霸权的过程有其特殊性，是“进两步、退一步”的过程。一战后，美国本有条件争取全球霸权，却在国内民意驱动下主动退回孤立主义。如今，美国霸权的衰落方式同样罕见：美国正在主动拆毁自己构建起来的霸权体系，以便重蓄实力。这就是一些美国学者说的“美国背叛美国”。
当然，美国并不是简单地不想当霸权了，它是不愿意承担霸权的成本，却仍希望享受霸权的好处。特朗普对霸权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不理解相对更高明的制度霸权或者话语霸权的重要性，只看到维持基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霸权需要付出的成本。他眼中的理想霸权是较原始的基于硬实力的强制性霸权。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在全球制度层面“退群”“弱盟”，另一方面却迷信“大棒政策”，在西半球和伊朗搞军事冒险，还对全球发动关税战。
美国很难再重建制度霸权。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规模一度接近全球的50%。冷战结束时，美国的国际威望达到顶峰，其他强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很大。未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威望即便能够恢复，也很难恢复到二战或冷战刚结束时那种水平。
能否重振实力取决于科技创新
当然，霸权衰落是不能和实力衰落完全划等号的，现在说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衰落为时尚早。我认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科技。
历史上，美国克服自身危机，无非靠三种路径：一是广义的地理扩张，比如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在美洲大陆推动的“门罗主义”，以及在中国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等。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在世界上不断拓展市场，本质上也是一种地理扩张。然而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不仅领土扩张已无法实现，逆全球化的进程也意味着市场空间的收缩而非扩大。二是自身制度变革。特朗普确实想推动制度变革，但目前美国国内围绕国家未来发展路径问题不可能形成“罗斯福新政”或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保守主义革命那样的压倒性共识。特朗普事实上加剧了美国的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因此难以通过制度革新实现“重生”。三是科技跃迁。历史上，美国曾抓住以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实现国力跃升。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引发新一轮变革，对全球经济形态、生产力水平、国家和社会治理以及国际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我们现在很难精准判断这轮技术革命的发展边界及其颠覆性影响的程度。美国作为创新强国，依其目前在人工智能及其他一些领域的全球领先程度，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大受益者的可能性较大。如能通过技术革新重新做大经济蛋糕，美国实力地位就有可能再次跃升。在上述三条路径中，科技创新几乎是美国重振实力的唯一路径。
当然，这个蛋糕即便重新做大，美国分蛋糕的机制也不大可能改善，财富与权力将以更极端的方式向社会头部集中，社会内部矛盾得到缓解的可能存疑，成为“技术威权国家”的可能亦不能排除。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重大课题，非美国所独有。现在技术迭代的速度极快，几乎每半年就上一个台阶，而且是加速度的，后续变化会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率先应对技术变革给就业、增长、选举等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过程中，美国正再次成为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实验场，是福是祸尚难推定。即便最终结果整体是积极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或大或小的混乱，也许三到五年之后会有相对清晰的图景。无论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大繁荣，还是引发大动荡，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美国在国际上的角色。
此“多极化”非彼“多极化”
世界多极化是历史趋势，未来的美国将是多极化中的美国，客观而言也会是多极化推手之一。
特朗普政府不仅在拆解全球多边主义体系，也在拆解阵营。拜登政府曾试图推动国际秩序的阵营化，刻意突出“西方世界与威权联盟对决”的叙事，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不断破坏跨大西洋联盟和全球盟伴关系，同时稳定对华、对俄关系。他想通过“破”去“立”，打掉那些需要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机制——无论是美国自己建立的还是别国建立的，转而主要经营与各国的双边关系。这些做法迫使那些过去长期单向依赖美国的国家不得不寻求战略自主、开展多元外交，因而实际上起到了助推多极化的作用。
当然，美国所指的“多极化”与中国倡导的多极化不是一回事。特朗普政府想要的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秩序里，特朗普口头上说大国应彼此“尊重”，通过“大交易”达成大妥协，确立新的地缘政治安排，但他不是真的想平等相待，而是希望其他大国对美国心存畏惧。对于中小国家，美国则是胁迫、索取、打压加利用。
真正的多极化绝非大国主宰的霸权主义秩序，不可能由某一个、两个或几个国家主导。因此，“G2”（两国共治）是立不住的。世界重大事务有很多是大国私相授受解决不了的，其他“极”乃至中等国家虽然无法决定秩序的走向，但拥有越来越强的否决力——如果他们不想遵从大国的意志，大国往往也无可奈何。
我们正在步入的多极世界，极的力量并非均衡分布。美国是最强一极，中国则是紧随其后的强极。或许可以用“双核多极”来描述这个阶段的国际格局，也即在多极格局的基本面下，中美占据相对更加重要的位置，两国矛盾同样占据极间矛盾的最主要位置。
回顾中美关系历史可以发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17年，经济相互依存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我们常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是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核心语境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国各自的这种身份带来了强大的经济互补性，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环流的运转，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正是因为经济互补性带来的合作红利才能克服差异，保持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平稳航行。正因为此，我们才常说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中美通过“入世”等谈判达成的共识更是引领了两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的基本方向：总体而言越开放越好，依存越强越好，管制越少越好。
如今，时代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秩序似乎正从美国单极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转向“双核多极”下的民族主义秩序，核心问题也从经济发展是唯一优先变成安全与发展并重，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发展。这个时代保持国际秩序稳定的关键在于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安全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必定不是“各自发展潜能的最大化”。一个国家追求发展潜能的最大化，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的零和博弈，以及国内分配的悬殊分化。
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虽然在事实层面两国仍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但世界更多看到了中美经济规模分别占全球17.79%和26%、军力规模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等事实。现在中美关系的根本性质可以归纳为战略上相互独立甚至相互竞争的两个最强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秩序的转变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新要求：两国需要尽快将彼此关系的核心驱动力从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向适应新的多极化时代。两国要么“牵着问题走”，主动谋划调整，使彼此关系尽快实现新的均衡；要么“被问题牵着走”，通过连续的博弈、摩擦和对抗，被迫走向新的均衡。前一种路径很不容易，但符合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后一种路线不仅痛苦，而且由于中美两国的体量，可能给两国和世界都带来巨大风险与挑战，甚至灾难。如果将中美关系的积极前景和消极前景“取乎中”，两国可能走向双方都不一定最满意、但尚可接受的“并行不悖、和平共存”状态。
中美可能需要一场新的“谈判”，其实质是通过博弈达成均衡：两国需要重新界定经济关系的边界，哪些领域可以挂钩、哪些不能，什么样的挂钩水平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在技术、军事领域也需要重新“划界”，通过专业协商明确哪些领域可以连接、哪些不能，哪些能力需要限制，以及具体的行为准则，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重新校准”，符合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