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对《如何评价钱钟书》的几点“声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2 次 更新时间:2015-03-20 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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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我一向只读书不看报,友人告诉我,《中华读书报》发表徐晋如先生的书评,颇称赞李洪岩、范旭仑在《为钱钟书声辩》中对我关于钱钟书的种种议论的批评,恰有友人送我一册《声辩》,而将拙文作为代表性文章来批驳的《如何评价钱钟书》正是压卷之作。本来看过也就罢了,但因浏览了书中其它文章,不免有良家女子被掠卖为娼的感觉,只得也“声辩”几句。

   首先,我对钱先生的全部尊敬和评价早见于《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为庆贺钱先生八十华诞写的《〈谈艺录〉的启示》一文中。后来之所以又写了《解构钱钟书的神话》,是有感于“钱学”正在滑向钱先生最担心的庸俗化方向。就看眼前的《声辩》吧,陈芝麻烂谷子的老帐,文人间的争风怄气,家族中的丑闻隐私,都被冠以学术的名义,付之轻薄的笔墨?如论吴宓?翻覆播弄。前一阵媒体还大炒钱家一件邻里争殴的旧事,波浪迭出。我固属孤陋寡闻者,但也不曾料及钱学竟深入到这一步,更不知道当今世界还有哪位学者像这样被“研究”过?钱先生在天之灵,怕要两眼出火。

   其次,两位作者似乎没见到《南方都市报》1996年11月1日所载的拙作原文,只凭着某报转载的文字就大肆驳论,未免失之轻率。拙文原题作“在学术的边缘上”,编辑将丫环作夫人,径取小标题充作题目,某报?我至今不知是何报?又改成“请还钱钟书的本来面目”,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徐文一再称两位作者为历史学家,而两位历史学家却是非常轻率地使用二手资料,结果就误引了一段让人不知所云的文字:“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他们还说这是对“钱学家”空前绝后的过誉。我实在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从来不曾“过誉”过钱学家,偶有冷嘲倒是真的。我的原文是:“譬如彼此隔墙看园景,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钟书如何看;眼界不及钱钟书的,钱钟书看到什么,又焉得而知﹖”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吧——有本事就去研究钱钟书研究的东西。

   第三,关于读书,我说:“大师固然有值得我们尊敬、学习的地方,大师的著作应该读。但若你也想成为大师,或者具有那样的思想和学问,那么首先需要去读大师读的书。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界缺乏有力度的思想,更缺乏有建树的大师,除了学术环境的不正常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只是读眼前的大师,更多的是谈大师,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两位作者质问道:大师的书是奶,大师读过的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恕我鲁钝,不能理解他们所说的奶和草料的关系,我猜想两位大概不理解“学有本原”四个字。清代陈玉?有言道:“世人于唐宋大家,学大家所以终其身不能至,五经而下,秦汉而上,皆大家所自出,逐其流而遗其源,固未有能达者。”(魏禧《学文堂文集序》引,《魏叔子文集》卷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两位作者不吃草料,所以质问我:“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其实根本不用怀疑的,也不必翻我的书去验证。一个对旧学略有知识的人应该不会这么发问——读完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需要许多时间,失传的书是有限的。更进一步说,读完钱钟书读过的书,虽说要难一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唯其如此,钱仲联先生可以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只可惜我辈没有多年留学的经历,读那么多西洋典籍只能留待来生了。我想说的只是,多读一点大师读的书,大师就会缩水。

   第四,关于钱钟书的诗,两位作者强调“懂诗的老前辈自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到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等,均有评价,我也不想多嘴”。我不想说这是一种很轻佻的讨论方式,只想说它起码是没有意义的言说。我在1982年就读过钱钟书亲笔题献给冯振先生的《中书君诗》了,如果我以此作资格论证,有意义吗?诸公均有评价,别人难道就说不得了?别说是钱钟书,就是陈衍本人,诗名远比钱钟书大吧?我也照样可以说他的诗不怎么样。只有缺乏判断力的人才用这样的句式:资格定语+人名+都怎么怎么说。如果是我,就直接对蒋寅说钱钟书诗“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于太容易”发言。我对钱钟书诗的评价当然是可商榷的,起码先师程千帆先生就定不首肯,千帆先生是很推许钱先生诗才的。

   第五,关于钱钟书有没有思想,这不是我的话题,只是顺便提及。说钱钟书没有思想显然是轻率的,应该问有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写过几篇谈哲学家的文章,或写写同时代的哲学家,就算有思想,那么现今中国满处是有思想的人。就连我这号全无哲学头脑的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写写今道友信什么的。中国敢称哲学家的人很多,敢称思想史家的人也不少,但有谁敢称是思想家?我倒想悬赏征求一下。两位作者盛赞钱钟书思想深邃,自无不可,但不能因此不容异议。知识背景不同,人对人的评价差异会很大。中国音乐界都推卡拉扬为二十世纪首席大师,而老卡的同门切里比塔契却说卡拉扬根本不懂音乐,好像很有些乐评家赞同他哩。

   第六,关于钱钟书的道义担当和责任感,两位作者质问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问得有理。遗憾的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位学者,而是在衡量一位“大师”。我对大师是有定义的:“大师不光是学问渊博的人,还必须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即开一代学术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的人,而最根本的是要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人。”两位作者并未对我的定义加以质疑,徐文连我的定义都不知道,便轻加雌黄,就更不应该了。其实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胡适日记,看看1921年6月3日警察在新华门前打学生,胡适做了什么;再想想毛泽东让陈寅恪当历史所长,陈寅恪提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就很清楚了。

   第七,关于钱钟书的学问是否取巧,两位作者只要在《管锥编》或《谈艺录》里选一条长些的去做成一篇当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自然会明白。再建议两位将两部书中征引的外文及注释翻译成汉语,检点一下有多少是没有中译的书,多少是人们不熟悉的书,多少是常见书,然后再谈钱钟书的渊博以及是否开创学术范式的问题。当我看到钱先生征引我们读过的西洋小说都一一注明原文时,曾深为自己引用汉译名著而惭愧——暴露自己的不渊博犹是小事,最主要的是不够严谨。等我也有人帮忙核对原书时,涉及西典一定全都注明原文。

   第八,关于钱钟书是不是大师,现在我想改投赞成票了。因为再三有朋友说:“你太认真了。如今×××、××等不都是大师么,钱钟书怎么就不能是大师啦?”我想想也是。以我的标准来看,大师只存在于不多的一些古人中,如今称人为大师,无异于咒人为死人。幸好钱先生已成古人,就如大侦探波罗说的,“对死者不存在诽谤”了。

   两位作者在文章中不断批评我的话含混,我读两位的文章也觉得不乏无事生非之处。事情就是这样,对话和理解有诸多层次,常识、观念、立场、智力,无论哪个层次都不易沟通,只能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从大处体会别人的意旨。但有一点我想指出,李洪岩先生似乎没有必要将闲聊的话举为证据——脱离具体语境,所指才是真正含糊的。我已记不清原话是否真是如此,但现在若有人说“《管锥编》实在没什么,将来电脑发达,资料输进去都可以处理的”,我肯定也不以为然。

   最后顺便提一下,我关于钱钟书的两篇文章都收入了2000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刊行的随笔集《学术的年轮》中,两位作者及有兴趣的读者自可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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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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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 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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