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乾隆诗学中逐渐高涨的绝对自我表现观念、写作的普遍平庸化和当代诗歌批评意识，使嘉、道诗学日渐淡化理论探索的兴趣而转向记录性书写，直接表现为理论思考和艺术批评色彩淡化，流于流连景光的记录和风流自赏的标榜，造成诗话写作日益庸滥的局面。这不仅与时代背景有关，也与人们对诗歌价值的理解有关。诗歌编集和诗话“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的传统观念由此变得模糊和趋同，同时记录性书写又发展出具有学术价值的诗史研究，使对本朝诗歌研究走向历史化、专题化、规模化的道路，直接引发了晚清诗学中引人瞩目的前代诗史研究。
关键词：清代；嘉道诗学；绝对表现观念；记录性书写；诗歌史研究
据笔者考察，清代诗学的发展过程略可分为顺康雍、乾隆、嘉道和咸同光宣四个阶段，嘉道时期正是清代诗学发生重要变化的环节。继乾隆朝诗学流派纷陈、山头林立的热闹局面之后，嘉道诗学步入一个相对冷寂的时期。诗坛既无号令群雄的领袖人物，也没有能令众人景仰的杰出诗人，诗界整体性跌入一个迷失于日常化写作，以流连光景、风流自赏为有趣的平庸氛围中。创作的低迷也难以激起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批评的热情，除了受乾隆间学术风气波及，某些带有学术色彩的诗学问题如古诗声调研究仍有人投入精力，大部分诗人和批评家都满足于记录一些交游圈子的逸闻轶事，收集一些诗坛人物的零星掌故，写作宗旨明显朝着记录性的方向倾斜。自清初以来在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诗话，也放弃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功能，而成为影响力微弱的记事簿。这个时期产生的诗话作品，数量虽不算少，但多数仅流传于某个区域，缺乏全国性的影响。相比乾隆诗话众多的版本，嘉道间的诗话很少被翻刻，以致传世的版本也非常之少。如果非要给这个时期的诗学找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那就只能说是记录性书写倾向。笔者在《清代诗学史·导论》曾指出过这一点，迄今只见张寅彭教授的论文涉及这一问题，谈到乾嘉间诗话在体量和专门化尤其是地域和断代诗话的大量涌现中显现的历史意识，他称之为历史诗学。这的确是乾嘉诗学引人注目的倾向，与清代中叶勃兴的考据学和当代诗歌批评风气有关，而我说的记录性书写则意味着当时诗话写作中的范式转变。从嘉道诗话一些代表作品所宣称的写作宗旨，到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这样的大型诗人传记的编纂实践，其中贯穿的记录性书写意识，表面上看只是批评视角由古代转向了当代，而实际上背后积聚了诗人群体由生存的焦虑所引发的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执念，它整体上固然显现为一种历史取向，但在深层意义上则更与帝制末期士人群体的生存体验、诗学理论的枯竭以及诗歌批评的疲顿密切相关。这是涉及晚近诗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作初步的讨论。
一 嘉道间诗坛风气与诗话写作意识的变化
继乾隆时代的繁盛之后，诗坛景气寖现中衰迹象。袁枚晚年曾感叹：“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许巩璜刺史赠查云：‘庇人孙北海，置驿郑南阳。’其豪可想。此外，公卿当事，则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奖为己任。不四十年，风流顿尽。”这里说的是乾隆末年的诗坛，延及嘉庆初年，京师还有张问陶、吴锡麒、法式善、王芑孙、赵怀玉、桂馥、洪亮吉、杨芳灿、伊秉绶、何道生等名诗人常招邀宴集，同时又有宣南诗社之发起，勉强维持了京城的风雅氛围。降至道光间，就只有黄爵滋、徐宝善等不以诗擅名的官僚主持风雅，邀集一些在京的文士于陶然亭分韵赋诗，虽然当时也以为“一时京师坛坫称极盛焉”，但很可能不那么名副其实。而地方上，乾隆以来朝廷多以文士出任封疆大吏，幕下常网罗一时名士，蔚为学术、文学渊薮。嘉道间虽还有阮元幕府继盛于前，但之前那种云蒸霞蔚的盛况已不可复见。以至于年轻学人游观诗坛，只能沮丧地慨叹：“当今之世，霸才无主，有志风雅者，将安所适从哉？”
当然，说嘉道诗坛景气冷落绝不意味着缺乏诗人，只不过没有举世公认的大家，没有领袖群伦的巨擘主盟坛坫罢了，至于写诗刻集的作者则比比皆是，数量恐怕还要超过乾隆一朝。但与貌似繁荣的结社和宴集唱和相伴的日常化写作，非但不能提升诗歌的水准，反而适足形成普遍的平庸化景象，甚至到了“笃于古者遂愤然谓近世诗人太多”的地步。平庸的写作既难以激发真正的批评兴趣，也无法提供理论研究所需要的经验土壤，当然也就不能带来诗学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自从乾隆间章学诚猛烈抨击袁枚诗话后，诗话写作便背负了不太好的名声。嘉道诗坛的平庸现实越发降低了诗话写作的门槛，以致这个时期的诗话一直给人庸滥的印象。成书于嘉庆末年的吴觐《鹪园随笔》即已提出严厉的批评：
诗话之作，所以扢扬风雅、旌别妍媸也。或援古律今，或引彼证此，而后以大中至正之道折衷其间，故诗教明而诗旨畅。今之作诗话者不然，有诗而无话。知交既广，则并蓄兼收，多则数十联，少亦二三首，赞叹之外不赘一辞，即唐人之所为《主客图》也，诗话之名曷以副其实乎？
作者批评时人的诗话写作放弃审美判断，形式上沦为唐人《主客图》模式，仅限于罗列诗人和诗句，范围又不出知交往来，完全丧失了扬扢风雅、品鉴高下的批评功能，更不要说阐明古今诗学的理论探索了。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面对诗坛的鄙薄，有意作诗话者就不得不拿出种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如嘉庆三年（1798）吴骞作《拜经楼诗话》，自序即以史为例替诗话写作辩护。首先强调“著述之道，盖难言矣。昔人论诗话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为。何则，其间商榷源流，扬扢风雅，如披沙简金，正须明眼者决择之”；然后表示“顾己虽不能诗，乃心有独嗜，遇朋笺酒座，闻人谈艺，亹亹忘倦，辄或树齿牙其间，暇且笔而识之，殊不自悟其弗可已也”；最后点明吴觐《鹪园随笔》所宣称的诗话与史相邻互通的意思：
间复以史喻之：夫学通古今、识究天人之际者，固推南、董、迁、固之才，亦有为别史，为稗史，为芜史，为秽史，下至卮言謏说，巷议街谈，苟稍足以资记注而广多闻，要未必为三长之士所尽斥。然则是编也，姑存之以备诗话之稗乘，或庶几焉。
以历史撰述来比附、提升诗话的品位，乃是陈义最高的辩护。其次便如吴觐所说，以扬扢风雅、弘昌诗教自命，这是自古以来的正统观念和老生常谈。最低调也是最常见的标榜，则是保存一地一族一群的文脉，发古今潜德之幽光，这与当时在生命和文化的意义上重新定义诗歌价值的一种新观念有关（详后），而且像吴骞以诗话拟史一样，核心落在“资记注”三字，表明诗话编撰正在向记录性的书写转移，显示出重新回归“体兼说部”的传统文体规范的征兆。
二 嘉道诗话记录性书写的自觉
作为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诗话从宋代起就带有文体的不确定性，只能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即使像王士禛《渔洋诗话》、廖景文《罨画楼诗话》、袁枚《随园诗话》这类标榜声气、风流自赏的作品，仍兼存不同特色的批评。然而到嘉道间，诗话的内容忽然变得单一起来，就像吴觐所指出的，无意于理论探讨，无意于“旌别妍媸”，更不要说“援古律今，引彼证此”了，只是一味地记载和叙述，文体更近乎子部小说家而非集部诗文评。论者对诗话功能的阐述也专从发潜阐幽的角度来加以强调，如莫友棠《屏麓草堂诗话序》溯源诗话的传统，就单表欧阳修《六一诗话》对谢景山诗的载录：“今景山之诗散佚无传，惟见于欧阳公诗话所录，有送公谪夷陵诗一首，及‘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一联。微欧阳公，今人又孰知有谢景人之人之诗乎？故新城王文简公亦云，古今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表而出之，则与烟草同腐者何限？然则有心人搜罗风雅、发潜阐幽，又曷可少也哉！”李树滋《石樵诗话》论诗话的类型，也提出了一种异于前人的新解：
诗话始于宋欧阳公，自后作者大约不出纪事、论诗、感旧三种。然以诗纪事，唐人《丽情集》、《本事诗》已肇其端，计敏夫《唐诗纪事》因之，当别为一书；若论诗，则诗人各有得力处，不相为谋。以一律求之，无异刻舟求剑。惟感旧则就立言者一人之见闻，或朋从，或先辈，随时札记，既不为刘季绪之诋諆，又不涉裴安期之附会，为箧中之藏焉，自无不可。
这里将诗话的功能归纳为纪事、论诗、感旧，并尤其突出感旧，内涵较前人有所扩展，而外延却大为收缩。“感旧”同样也是纪事，只不过由天才人杰、可歌可泣的故事转移到对先辈、朋从的平凡追忆。嘉道间诗话的自序里充斥着这种感旧动机的陈述，代替了以往宣扬诗学观念、提出诗学主张的内容，明显让人感觉理论、批评色彩的淡化和记录性意识的凸显。
嘉道诗学的历史语境，很容易让人将诗话的记录性意识归结于诗歌对现实的关注，将诗话的记录性书写与诗歌对社会现实的纪实倾向联系起来。徐世昌论清诗递变，用“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和“诗境之新”来概括清初、清中叶、清后期以及晚近诗歌的基本特征。其中对“诗事之详”的分疏正对应着嘉道诗歌记述时事、直笔多讽的特征：
中叶而降，文网渐疏。党锢不兴，风人多刺。宝鸡题壁，秋蟪成吟。龙壁从军，淋漓篇什。萝庵选韵，想望承平。感物抚时，微辞贞义。拾遗直笔，契厥精深。长庆新篇，举以讽谕。诗事之详，又其一也。
不可否认，嘉道间诗话涉及时事的内容当然与这一诗学语境有关，但作为写作范式的记录性书写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此。因为它与诗话写作一个更前提性的问题相关：诗话该以纪“诗”为中心还是以纪“人”为中心？用传统诗学话语来说，即究竟是“以人传诗”还是“以诗传人”？这是编纂诗选的一个老问题，起码在元代，刘将孙《送彭元鼎采诗序》就曾提到“昔吾先君子须溪先生，每哀江南百年文献之零落, 欲以诗存其为人”。后来钱谦益编《列朝诗集》，在袁养福小传中也提到“余录诸公之诗，间有借诗以存其人者，姑不深论其工拙也”。此所谓以诗存人，都是通过存诗来实现存人的目的。到朱彝尊编《明诗综》，自序说明收录宗旨，乃有“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两种情形。而世间通行观念，则如蔡世远《濂洛风雅序》所言：“以诗传其人，不若以人传其诗。以诗传其人者，诗不传则人不传，犹茂树之一叶、广厦之片瓦也；以人传其诗者，人传则诗亦传，犹桂林之枝、昆山之玉也。”这实际上是承续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的古老传统，将人放在第一位——只有人足以传，诗才能传，这也是操选政的正统观念。
但到乾隆年间，最著名的诗选家沈德潜提出了不同主张，宣称：“余选《国朝别裁诗》，与诸家略异，不操一律以绳众人，惟取合乎温柔敦厚之旨，顾以诗存人，不专主交游。”这等于是明白打出了艺术标准第一的旗帜。不是么？以诗存人即依据诗歌成就为去取；更兼《别裁集》旨在存一代诗史，以盖棺论定为限，这就将见存作者排除在外，“不专主交游”亦便是自然的结果。不过沈德潜这种艺术第一的主张，似乎并未左右嘉、道间的选政。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虽在理论上区分清楚，如钱泳《履园丛话·谭诗》所说：“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但它并未导致诗选、诗话中两者的分道扬镳，反而在具体操作中变得更加模糊起来。因为人们希望诗选也要关注见存诗人，如钱泳所说：“每见选诗家，总例以盖棺论定一语，横亘胸中，只录已过者，余独谓不然。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这里虽仍是在谈论以诗存人，但重心明显已由“诗”转向了“人”，为那些诗达不到存人的级别而犹可实现存人目的的实际操作张目。《履园丛话·谭诗》在“以诗存人”名目下记载的多为著名诗人，而在“以人存诗”名目下记载的则多系名宦贵戚，确实是因人而存其诗。其后更列“纪存”一目，专载与己相关的亲故之诗，用意愈加明显。吴庆坻《蕉廊脞笔》载嘉庆间郝莲选本朝人诗，也取“以诗存人”的宗旨：“窥其选录之恉，实主阐幽，卷首以亭林为之冠，明季遗老甄录最夥，或系小传，遗闻轶事往往而在。起国初，讫乾嘉间，详于山泽而略于台阁，以诗存人，用意良厚。”这里的“以诗存人”已回到刘将孙、朱彝尊的用法，借诗作记载、保留下某些人物的事迹，尤其是山泽隐沦之士。由此可见，好像已明辨的“以诗存人”和“以人存诗”，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名还是实的确都变得模糊不定起来。下及道光年间，两者在有些选家眼中简直就成了一码事。如赵允怀《支溪诗录》自序云：
今之录诗而无关选法者，曰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以人存诗者，其人大端卓著，辞章之末，无事深求；以诗存人，则必其诗果有可传，而后不与飘风同逝。
他关于“以人存诗”和“以诗存人”的定义与钱泳一脉相承，重心都落在人上，所以他觉得这种选诗已和“选法”即选诗准则无关，而他也不以选诗目之而称之为“录诗”。其中的消息与诗话编纂观念的变化是一脉相通的，都是由选择转向了记录。
应该肯定，“以诗存人”的选旨首先是与看待诗歌现实的悲观态度，即对创造力的悲观相联系的。何以这么说呢？以人存诗固然可能流于“有德者必有言”的虚矫，但遴选作者毕竟有一定的声价门槛、一定的成就要求，或者说对作者的艺术成就终究还抱有信心；而以诗存人，则完全可能悲悯贫寒阶层的命运而放宽艺术尺度，使诗选和诗话变成普渡众生的艺术方舟，就像嘉庆二年（1797）秦瀛撰《拜经楼诗话》序所指出的：
世之为诗话者，一二才人，侈声气之广，往往摭拾公卿贵游之名以为重，而羼其间者，降至市井富人、优伶贱卒，靡不攔入。其人不必果能诗，其诗不必皆可采。故其为书也，芜而杂，踳而鄙，去古人风雅之道或远矣。
诗话和选集采入的作者，本来是因为诗好才收入的，结果却成了一些未必真能诗，诗未必真可取的人进入了诗选和诗话，这只能说是诗歌艺术的门槛降低了。王应奎、瞿绍基编《海虞诗苑》，凡例说得很清楚：“邑中诗人既有专集行世者，佳篇虽夥，采掇从略。所重搜残编于放逸之余，俾布衣穷老之士，一生吟咏苦心，不至终归泯没耳。”这不清楚表明了放弃艺术标准而唯主记录的立场吗？
在这种意识主导下，嘉道诗学无论在作品编集、作序还是遴选、评论方面，都一起显示出属于时代的共同范式——记录。诗集的序言原本是发明、传播诗学主张的有力渠道，但此时作序者却不再像以往那样热烈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或通过作者的艺术实践阐明一种诗学观念，而是经常避开诗歌本身，转向叙述诗人的家世渊源，记载文献流传之迹，或回顾自己与作者的交游，全不以赏鉴揄扬为意。自序诗集也多叙述时事阅历与生平踪迹，而不及学诗作诗的经历，更少涉及创作特色的品评。咸丰三年（1853）八月，孔宪彝撰《对岳楼诗集自序》，略云：“比岁海内多事，生计益艰，师友凋谢，兄弟离散，身罹忧患，才且尽矣。过此以往，恐不能复如昔时意兴，聊存旧作，以纪岁年，不必谓诗之能工也。”通篇只是强调诗歌“以纪年岁”、保存生平事迹的功能，于诗才诗观全不措意。这正是嘉道间诗序的常态，其例不胜枚举，足见记录性的书写意识已让序言的内容完全滑向了叙事一边，冷落了传统的理论、批评功能。
嘉道间的诗话写作与此息息相关，不仅产生了数量不菲的平庸诗话，也让记录性书写袒露出它固有的贪多好博的野心。法式善《梧门诗话》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受袁枚影响，法式善也很关注当代诗歌，甚至比袁枚更有意识有计划地搜集时人的作品，自称“通籍以来，每遇宗工哲匠，有所著咏，必为之推寻其体格，穷极其旨趣而后已。数十年间，师友投赠，朋旧谈说，钞存箧笥者颇夥”，目的是要全面反映当时诗歌写作的盛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见景运熙隆，人才之日盛有如此也”。其诗话编撰历时甚久，成书也相当晚，“例言”自述编撰宗旨，主要有四点：
其一，仅录康熙五十六年以后之人，胜朝遗民、开国硕彦已见于前人著录者，概不重出；
其二，鉴于前辈诗话于边省诗人采录较少，故于边省人所录较宽；
其三，诗话与选诗有别，故于先辈名集概从割爱，至于寒畯遗才，零珠碎璧，所录特夥；
其四，“或纪其人，或纪其事，皆与诗相发明，间出数语评骘，亦第就一时领悟所到，随笔书之，未必精当，要无苛论，亦不阿好”。
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记录，而且仅限于当代诗人和作品，尤其留意于寒素诗人和被前人忽略的边地作者，从中不难看出他欲网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盟主心态。
以记录性书写的宗旨来衡量，嘉庆二十年（1815）编定的袁洁《蠡庄诗话》也很有代表性。此书凡例的要旨可概括为如下五点：（1）取其全备。上至蒙汉诸旗，下至释道仙鬼，无不采入；（2）以代说部。凡事可一笑，句可豁人心目者俱采之，不以浮浅为嫌；（3）随得随录，多寡以箧笥所藏、耳目所及为限，非故作褒贬；（4）录诗多而论诗少，以诸家论诗已多，不欲东施效颦，拾人牙慧；（5）以纪投赠，以阐幽潜，故所采皆近人之句。偶涉古人，皆友朋持论所及，必志其从来，不敢掩人之善。相比法式善的凡例，虽只有不录前人一条重合，却同样意主记录，表明其旨趣也不出嘉道诗话的常格，以记载近时诗人为范围，多纪事少品评，同时留意表彰亲故知交和寒素才人——这通常被冠以“发潜德之幽光”的美名。
说起来，集部书籍冠有凡例并不是很古老的风气，总集有凡例可能始于宋代，诗选附凡例可以上溯到宋元之际周弼的《三体唐诗》，其卷首列有“选例”二十则。诗话的凡例起于何时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诗话冠以凡例是需要理由的。以往诗话多为汇集随手记录的论诗札记，或编订增删往日积累的论诗文字而成，王渔洋、袁枚的诗话都是这么编纂的，因此无需凡例。开列凡例意味着诗话出于有计划的撰写或编纂，从而有说明论述对象和范围的必要。最典型的是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原本是一部历代诗选的叙论，故而有凡例交代宗旨。徐釚《本事诗》也有康熙十一年（1672）自撰“略例”，盖其书系仿唐孟棨同名之书而作，侧重于记述诗歌本事，“昉自明初暨国朝诸家诗歌，其事有足征述者”，是以有略例说明编纂缘起和收录原则。前人诗话泛论诗学，没什么范围好划；如今转而以记录为主，这就有了说明取材范围的必要。正如随意编选古诗不需要凡例，而要编一本目的明确的诗选时，凡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有关历代别集、总集凡例中蕴含的文体学和文学批评价值，何诗海已有深入发掘。诗话凡例虽出现得较晚，同样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如何看待诗话的功能和意义及诗话写作在哪方面用力。嘉道以后的诗话表现得尤为突出，往往冠有与序言相出入的凡例，阐明记录性书写的宗旨，足见诗话写作对此的自觉。这一文体形式上的变化，正是诗话内容改变故常的表征。无论当时的作者们是否意识到，诗话的宗旨和写法确实产生了新变。
三 记录性写作的平庸化与诗话的价值重估
现存的嘉道间诗话，除去乾隆间作者刻于嘉庆间的书（如赵翼《瓯北诗话》之类），尚有270多部，其内容和体例绝非铁板一块，要是说它们都出于记录性书写，那就不仅是简单化的武断，对这些作品也有失公平。嘉道诗话中当然也不乏留意诗学探讨的，如黄培芳《香石诗话》、延君寿《老生常谈》、陈仅《竹林答问》、厉志《白华山人诗说》等，细析诗理，饶有心得；魏景文《七言古诗声调细论》、郑先朴《声调谱阐说》等，精研声调，识逾前人；洪亮吉《北江诗话》、陆元鋐《青芙蓉阁诗话》、吕善报《六红诗话》、尚镕《三家诗话》等，评骘时流，持论精当；曾廷枚《西江诗话》、王偁《瓣香杂记》及梁章钜多种郡邑诗话，专论一地，可补史志；梁章钜《闽川闺秀诗话》、王偁《名媛韵事》、沈善宝《名媛诗话》等，独彰巾帼，前无古人。无不各有独诣，可圈可点。
但除了这些被选入《清诗话》及《续编》《三编》的佳作外，嘉道间诗话更多地是让我们看到艺术批评的弃置和理论思考的退却。这也难怪，正如王偁《瓣香杂记》所指出的：
代有不同，体亦屡变，后贤欲工其事，每见囿于前贤之范围，则思自辟门径以避之。势分而不可卒合，将欲熔冶锻炼使成一家，诚有所甚难，则亦各就己之所已至者为之而已。或工焉或拙焉，姑可不计，要无谬乎古人立言之旨，而不溺于讥刺酬应者之所为，不既快然自得乎哉！
生活在古代社会的末期，面对前人的辉煌成就，要想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言，谈何容易，无非是尽其造诣努力而为罢了。作者对创新这么缺乏信心，诗话当然就更提不起理论的兴趣，燃不起批评的热情，只能用记录性书写留下一些不无史料价值的文献。马镇《论诗》序称“世以人论诗，予以法论诗”，只能看作是他个人异于时流的表态，适足说明当时流行的是以人而不是以法论诗的风气。
表面上看，诗话的这种低迷状态与缺乏才识卓荦的作者有关，实际上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背景是袁枚的性灵诗学在消解传统诗论之绝对价值的同时，也解构了所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使以后的体系构建成为不可能。于是道术为天下裂，唯一被当代研究者命名的理论——潘德舆的“质实”说，也只是一种侧重于内容的人本论诗学主张，难以构筑一套审美性的诗学。职是之故，淡化理论和批评色彩，缺乏醒目的理论创新，丧失群体性的理论主张，甚至仅剩的一些个人活动和有限的诗学话语也呈碎片化状态，就成了嘉道诗话的宿命和常态。无论是作者自序还是他人作序跋，都会有意无意地突出和强调诗话应该是一种记录性的书写。如嘉庆初聂铣敏撰《蓉峰诗话》，开卷即论前人诗话得失，主张“诗话之作不必揄扬后进，诋毁前人，大抵表彰幽隐、网罗散轶之意为多”。他书中也以纪人述事为主，多引诗摘句而少加品评。罗安《吟次偶记》自序称“于所闻见先辈轶事及零章断句，恐其久而湮没，皆笔之。详于山林遗逸、江湖流寓，而略于显达之士。（中略）其间闲评浪语，《资暇》《启颜》，往往错见。以至于朋友之赠言、家庭之琐事，凡有涉于吟咏者，亦附于后”。道光初李堂撰《缘庵诗话》，郭麐序称：“诗话自宋元以后，类少评骘前人而多采录近作，其中虽或有得失，然较之高谈李杜、空论汉唐者，似乎亲切有味。至于阐发幽潜，张皇寒饿，一字染神，双言不朽，鉥目洞心，尤不可以无述也。”道光末张燮承撰《小沧浪诗话》，汤贻汾跋云：“今海内诗话之作，率多录人佳句，道人能事，有褒美所知之辞，无训勉学者之义。”同时的方燕昭《训蒙诗学浅话》自序亦云：“至于今日，诗话日多，而能论诗者日少。或取古人之诗句以供其贬誉，或取近人之词句以佐其奉迎，甚至累牍连篇，名为诗话，实记杂事。”嘉道间诗话第一高产作者梁章钜，著有《雁荡诗话》《南浦诗话》《三管诗话》《东南峤外诗话》《长乐诗话》《闽川诗话》《闽川闺秀诗话》等多种诗话，除了《读渔洋山人诗随笔》和《试律丛话》外，其他都是记录性的书写，近乎郡邑山川艺文志。此外像罗以智《诗苑雅谈》、徐传诗《星湄诗话》、盛大士《竹间诗话》、柳清源《韵语杂记》、张曰斑《尊西诗话》、许嗣云《芷江诗话》、宋咸熙《耐冷谭》、康发祥《伯山诗话》等等，也都是很典型的叙事之笔，以记述平生知交的事迹诗作为主要内容，正像方燕昭说的“名为诗话，实记杂事”。
这样的记录性书写很容易堕入流连光景的记录和风流自赏的追怀，而客套应酬、标榜声气更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于是我们就看到，王士禛《渔洋诗话》诙谐风趣、风流自赏的写作风格，再度显示其典范意义，以至于黄培芳在赞赏之余，也不能不对当时诗话的庸滥提出批评：“谈谐入诗话，不过偶然涉笔成趣。《渔洋诗话》时有晋人风，似《世说新语》。后之作者，或失之滥，非渊明所谓‘谈谐无俗调’矣。”与此相应的是，袁枚《随园诗话》对交际网络的自觉经营也日渐显示出对嘉道诗话的影响。袁枚坦陈诗话中“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自己也不能避免。但他不会料到，《随园诗话》浓厚的交际色彩，竟开辟了诗话中“编纂一时交际之什”的一个类型。余波所及，嘉道诗坛颇涌现一批曲意阿世甚至打秋风渔利的诗话。王偁《历下偶谈》自序曾提出：
大凡选家论古人诗严，论今人诗恕。盖严则心逾细而功弥深，恕则诗可求而名或著，庶几观者能谅其心，知所取意焉则可矣，安得至今尽不删之作乎？
这么说貌似恕词宽厚，其实不过是一种文饰之辞。由于居无恒产，幕游四方，到处沾人齿牙之慧、羔雁之资，他的几种诗话就像袁枚《随园诗话》那样，随处可见感恩戴德的笔墨，凡蒙受吹嘘、资助之惠的人物，无不一一表章，难免庸滥。谢堃《春草堂诗话》也对昔年居停主人无不称道。因为游曲阜时得衍圣公及其长子繁灏款待，诗话卷四录孔氏父子诗，并其姊阮元夫人、其女、其族人都一一提到，以为桃李之报。他每到一县都收录当地官员的诗，到泰兴，记侠妓刘双喜事，称钱滨歌甚长不录，却记述知县李震折石氏狱事三百多字，想是李震款待他不薄。更有一类擅长自誉、标榜风流的诗话，如吴嵩梁《石溪舫诗话》、凌霄《快园诗话》、潘焕龙《卧园诗话》等，简直可作当世“缙绅录”来读。所以吴嵩梁门人王以畅序其师《石溪舫诗话》，称“读者作诸名公小传观可也”。至于记事芜杂，邻于说部的诗话，如罗以智《诗苑雅谈》、贾季超《护花铃语》、谢堃《春草堂诗话》等，也不鲜见。罗书多记奇人异事而鲜及诗作品评，体裁邻于《今世说》一类轶事笔记，尤其喜欢全文抄录长篇歌行叙事之作，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甚至连黄周星《楚州酒人歌》这样的长诗也全篇照录，许多诗作还并录小序，如卷三“长洲宋霭若观察（思仁）咏新疆十二首，序云……”“梁曜北先生（玉绳）《徐孃歌》，天壤间一恨事也。序曰……”“蕲州顾黄公征君（景星）《白茅堂集》中《禹碑歌》，并载六家释文图，其王氏、杜氏两家，王述庵司寇《金石萃编》亦未备载，录之以补阙焉。序云……”“黄相圃先生（模）有《题潘孝子传》诗，序云……”，通篇多作如此笔调，能整篇照录小序全文，却吝于略加数语评析，为前人诗话所罕见。谢书则不仅十六卷纯出以纪事之笔，后八卷还多涉笔志怪奇谈，且常有话无诗，与《搜神记》相出入，未免太过出格。这类诗话流行于世，更使诗话写作的庸滥化变本加厉，最终招致诗坛的不满。
诗话写作形成这种局面，绝不是缘于作者缺乏品评诗歌的能力和见识，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诗话写作秉持记载为主的观念，单纯付之以记录性的笔墨。这从篇幅浩大的《伯山诗话》看得最为清楚，刘毓崧推誉此书“别裁伪体，于世俗所好纤佻浮薄之句屏斥甚严，而敷陈民瘼之篇、阐发幽光之什，则首尾备载，不厌其详”。然而除一二名家稍事论析外，其他作者都仅摘句而尠评论，徒然填充卷帙而已。从书中论国初大家、乾隆三大家及文集中《再覆乔都转论瓶水斋集书》来看，康发祥固非才识平庸、不善持论之辈，只因为平生最讨厌“近之论诗者尚论古人，辄以为某人之某诗不如某人某诗，某人之某句不及某之某句，独凭己见较短絜长”，而认为“凡人之嗜好不同，师法各别，境地本多，听人自择可耳。何必强人就我，欲成一家之言耶”？所以他只将自己采集、记录的篇章断句呈现给读者，任人按各自的标准去取。这从诗话作者的角度说等于放弃了批评家的立场，甘于以文献编辑者自居。
一时风气如此，不唯诗话，诗选所流露的意趣同样也可印证。秦瀛《诗龛及见录序》述法式善之语曰：
是录非选诗也，以诗存人也。其人之诗多而所见者少，则少者录焉。其人之诗佳而所见者未佳，则未佳者录焉。且所录之诗不必定识其人，苟有所见辄录之。
如此编诗，岂非搁置文学批评的标准而仅做文献保存的工作？相比清初邓汉仪编《诗观》，说自己一到邗江，“同人即贻以公书，戒以宁严毋滥。仆始终守此盟，一人不敢妄入”，旨趣何其不同！得知有人要编诗选，竟然一齐联名致以公开信，足见这种大型选集的编纂，诗坛是视为公共事业而力求维护其公正性的。因为它们为作品提供了一个向社会传播的公共平台，就像现代文学期刊一样，必须受到两条纪律的约束：一是取舍有方，以示公正；二是严格审稿，以防滥入。法式善编《诗龛及见录》既然不愿受这两条纪律的约束，就意味着放弃了诗选的公共属性；但其书毕竟又不同于王渔洋《感旧集》、陈维崧《箧中集》的私人性编纂，所选录的诗人并不都有交谊，那就只能说是以保存一代诗歌文献为职志了。
这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精神，但却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历史编纂兴趣来解释其文献功能。因为，从那个社会动荡变革的前夜到外寇入侵的多事之秋，记录性书写对人们已有了不同于往昔的特殊意义。非但像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这样记载抗英时事的诗话为人们所关注，就是一般的诗话，论者也会特别强调其记载功能，甚至比附于史传之传人。吴功溥《耕云别墅诗话序》这么写道：
诗话小道也，然卿大夫勋业彪炳于史册者，其遗文逸事恒赖是以传；文人墨客名声表著于当世者，其精言妙论亦赖是以传；而田夫野老、才子佳人勋业不彪炳于史册、名声未表著于当世者者，其遗文逸事、精言妙论尤赖是以传。即金石之琐闻，诗歌之要诀，亦无不赖是以传。故夫著者不小之而不著，读者亦不小之而不读，而诗话之传者乃益多。
既然诗话被赋予如此高的史传价值，我们就有必要从更广阔的诗歌观念发展的背景上来理解其“以诗传人”的欲求，以及它给诗话写作带来的“评人诗不可恕，录人诗不可不恕”的观念变化了。
“录人诗不可不恕”的原则实质上就是“以诗传人”的翻版，严格地说已不是基于文学标准，而是出于一种以诗歌为生命意义所托的人生观。立足于这种观念，诗话写作就如前文所述，势必因为迎合这种人生观而走向平庸化的方向。我们知道，平庸化就等于是文学领域的通货膨胀，在作品日渐累积的同时其美学价值却在不断损耗、流失。嘉道间诗话因放弃文学标准而导致美学贬值，是诗坛有目共睹的，但世间作者仍随波逐流，荡而不返，这是为什么呢？我不禁推想，可能是另一种生命意义上的文学价值观正好弥补审美价值的缺失，从而满足了人们对于诗歌的诉求。我曾注意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人对文学价值的体认有一个由“经国之大业”向“不朽之盛事”倾斜，即从“其文在即其人在”到“以诗为性命”再到“文字留传胜子孙”的演变过程，亦即文学的价值逐渐由社会意义向个体的生命意义过渡和转移。当时颇引我注意的是，围绕着“以诗为性命”和“文字留传胜子孙”的相关议论和事例，多出自嘉道间的诗文别集或诗话。我初以为是偶然现象，但当我看到何仁山说“夫士不论穷达，贵有可传。今天下日以多故，我辈既自揆废材，无补于世，深山养晦，亦惟是雅歌风雨，援敝帚以自享，且以自娱”时，就逐渐明白，那正是这个多故而又无为的时代所滋生的特别卑微的诉求。那些凄厉而绝望的议论正是与性灵后学的绝对自我表现观念相表里的生命悲剧意识。绝对自我表现观念必然会激发写作冲动，而缺乏审美标准的约束又必然会导致写作的平庸，最终使诗歌的美学品质急遽贬值。相反，以诗歌为性命的意识高涨，则会在激发写作热情的同时，带来对诗歌价值的别样体认，对诗歌创作和诗歌作品愈加珍惜。两种观念相反相成，共同营造了嘉道时期特殊的诗歌写作景观。一种俗世的风雅，一种平庸的繁荣，一种自娱的陶醉，都在暂时的太平世道的幻觉下极尽风流自赏或互相标榜之能事。诗歌批评对这种平庸化的态势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有少数诗人流露出不满和忧虑，多数论者都抱着同情的理解，在接受上述生命意识的前提下，顺应袁枚诗话开辟的当代诗歌批评潮流，贴心地默认了这一现实，由此形成嘉道诗话整体上的平庸状态和记录性书写倾向。当然，我们也毋须太悲观，记录性书写并非只催生了述多评少的写作风格，它同时也培养起诗学的历史建构意识及相应的诗歌史研究。嘉道诗学的这种史学取向最终也结出了有价值的果实。
四 记录性书写升级为诗史建构
众所周知，乾嘉之学崇尚实证学风，学人无不致力于用考据的方法重现历史真相。《十七史商榷》的作者王鸣盛说：“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矣。”章学诚《文史通义》更大倡“六经皆史”之说，使征信而非褒贬成为学者首先重视的历史品格。诗话既然放弃文学标准而以记录性书写比附于史传，那么就有了从历史记载的角度重新定位诗话文体特征的可能。
事实上嘉道间部分诗话的作者正在做这样的努力，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诗话具有历史记载的功能，可以升级为带有史传品格的写作。我们在周起滨《六红诗话序》、龚显曾《蒧斋诗话》中都能看到从记录性书写的文体特征重申诗话“知人论世”功能的主张，祖之望《南浦诗话序》更直接说诗话就是史笔，诗话记载的内容可与史志相发明：“余惟诗话之与史志相表里，以诗存人，以人存诗，以诗纪事，艺文人物、官迹列女，其彰彰矣。”既然诗话与史志相表里，则唯有擅长史笔才可以作诗话，才可以说诗。曾燠序《静志居诗话》伸张此义，对诗话作者的史才提出了要求：
夫诗话何昉乎，孟子之论《小弁》《凯风》与《云汉》之诗，盖诗话之祖也。而孟子又曰：“诵其诗，论其世。”又曰：“诗亡然后《春秋》作。”则诗之义通于史学者。必有史才，而后可以说诗。
赵慎畛序《静志居诗话》更发挥“六经皆史”之说，倡言诗选最能体现诗史的功能和价值，当然也最见编者的史才史识。他强调：“诗与史，相为终始也。记载为史，而词咏亦为史。”随即以经典为据，顺理成章地提出：“然则朱先生之为是书，诗话乎？史乎？余且以为史耳。”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朱彝尊撰诗话“一切以史法行之”，甚至采用了正史的框架结构：
于是首十帝，本纪也；次宗潢，重本支也；次乐章，祀郊庙以告成功也；次为诸臣，曰家数，列传之体也；中为党锢，为节义，为隐逸之士，书独行也；次属国，大无外之规也；次宫闱，理阴教也；又其次为释子，为道流，为工，为贾，为青衣，杂流也；而以神怪、杂歌、谣辞终焉，志五行也。前为小传，末缀以诗话。蒐采多，以其轶补正史之未备也。
由是他断言：“诗，史也。诗话，亦史也。则其书是为咏歌之史也夫！”这里，以诗为史乃是唐人“诗史”说的老调，而以诗话为“诗史之史”却是新的命名。这个有趣的说法无疑是对诗话的全新定位，意味着诗话被赋予了史志的品格。这种新观念流播于诗坛，必然带来诗话写作的价值重估。这就意味着，嘉道诗坛其实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诗话观，一是源于章学诚的无以复加的贬斥，一是出自赵慎畛等人的无以复加的推崇。两者虽并行于世，但后者却是对前者的一种反拨，试图以升级记录性书写的功能来提升诗话的品位。
应该说，赵慎畛们的意愿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嘉道以降的一些诗歌总集，如王昶编《湖海诗传》、刘彬华编《岭南群雅》、邓显鹤编《沅湘耆旧集》、伍崇曜编《楚庭耆旧遗诗》等，虽然仍旧沿袭《明诗综》的体例，但不同程度地都加强了传记内容。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型的诗话作为新观念的实践成果已出现在诗学中，那就是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那样的大型诗人评传汇编。
网罗一代诗人的诗话，远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近有郑方坤《国朝名家诗钞小传》、杨际昌《国朝诗话》，但这些著作按史传来要求都还有所欠缺。《国朝诗人征略》就内容说是本朝诗人传记，按体裁说又超越了总集所附的诗话，按篇幅说更是空前的庞大。全书分为两编，初编六十卷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由广州超华斋刊印，收录本朝诗人929家；二编六十四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由广州富文斋刊行，收录本朝诗人258家，略有重出和增补。两编合计收录诗人1191家，附评语974条。这个数字已足以显示本书力图包揽一代诗人的雄心，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自序称“屏赋性颛愚，寡所嗜好，暇日辄喜诵古人诗，而其人生平事迹大都散见于诸家文集及志乘说部诸书，爰即浏览所及随意录之”。由此可见，编者有意识地辑录诗人事迹，是满足“诵其诗欲知其人”的需求。这就不同于前人只是注某诗集，或考某人事迹，他是要编纂一部大书，完成构筑本朝诗歌史的任务。是故《征略》虽按传记之体以人立目，但每人名下却包含生平履历、诸家载记、自撰评论、佳作标题、摘句五部分内容。如顾炎武传，生平履历仅“一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南昆山人。有《亭林集》”十八个字，然后辑录《四库提要》《鲒埼亭集》《觚賸》《天下郡国利病书》《揅经室经》诸书所载亭林事迹及对《日知录》《肇域志》等著作的评论，再取张维屏自著《松轩随笔》《听松庐诗话》中有关《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集》的考述各一则，随后列《听松庐诗话》评论一则：
亭林先生诗多沉雄悲壮之作，偶记一律云：“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槎海上横。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崩车断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真气喷溢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所可比也。
选诗列出标题和体裁：《古隐士》五古、《述古》五古、《德州讲易》五古、《天津》五古、《秀州》五古、《王官谷》五古、《劳山歌》七古。最后是摘句：
礼同虞帝陟，神契鼎湖升。
天地存肝胆，江山阅岁华。
马迹未能追穆后，虎头空自相班生。
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谁听。
哲士有怀多述酒，英流无事且明农。
中年早已伤哀乐，死日方能定是非。
对于顾炎武这样以学问擅名的作者，评述学术和诗歌大体各占一半，颇觉稳妥。选目并非所有诗人都列，只有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作者才能列出标题。甚至连傅山、申涵光、钱澄之这样的名诗人都不列一首，而声名甚著的董文骥也仅举一首《华不注》而已，可见去取相当严格。论及王渔洋这样的一代诗宗，生平履历虽多了科第、终官和谥号，也没增加多少字数，但事迹、著述辑录了《四库提要》《西陂类稿》《西田文集》《柳南随笔》《山左诗钞》五条记载，论诗则有《听松庐诗话》三则，其一分析导致王渔洋评价分歧的两个原因，强调王诗以康熙十一年（1672）入蜀为重要转折点，不通观全集就不能把握全貌，可谓能识大体：
阮亭先生诗，同时誉之者固多，身后毁之者亦不少。推其致毁，盖有两端，一则标举神韵，易流为空调；一则过求典雅，即王爱好之说，易掩却性灵。然合全集观之，入蜀后诗骨愈苍，诗境愈熟，濡染大笔，积健为雄，直同香象渡河，岂独羚羊挂角。识曲听真，要当分别观之。
其二具体分疏王渔洋入蜀后诗之苍健沉郁，举五七言近体为例。其三再论王渔洋七绝：
渔洋绝句，神韵独绝，其佳者未易更仆数。顾茂伦、吴汉槎选绝句诗，国朝选三家：牧翁、阮翁、钝翁。汪长于古文，其诗不及王，惟七言绝句差可雁行耳。
选诗列出的十首标题，全是五七言古诗；摘句列五言十二联、七言十七联，又悉为近体中两联对仗，绝非一般诗话信马由缰式的笔墨。合而观之，有总论，有分论，前后发明，互相补充，论述之周详接近钟嵘《诗品》到许学夷《诗源辩体》一类原为选集、总集叙论的诗论，而资料门类之全、指摘辨析之细，则远超前人著作。不录作品减轻了刊刻的压力，传记涉及作者履历、诗学观及创作评论、名篇选目、摘句，又粗具诗人评传的内容和功能。清代诗歌的历史便这样以一个个诗人为点阵，呈现出它的全貌。其选阵和载纪、评论，至今看来仍代表着嘉道时期诗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钱仲联先生主编《清诗纪事》，大量采录张维屏《征略》的议论，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张维屏此书也有一点让人难以接受，即颇选入一些不以诗擅名的名臣名儒。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毛诗》孔《疏》云：“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所言者诸侯之政，故谓之《风》；诗人统天下之心，以为己意，所言者天下之政，故谓之《雅》。观孔《疏》所称，诗人则周公、召公、卫武公、尹吉甫皆在其中矣。盖以人言，则智愚贤否，等有不齐；以诗言，则凡作诗之人，皆得谓之诗人。诗以人而重，人不以诗而轻也。”
这里援引孔颖达《毛诗正义》对“风”“雅”的解释，强调“诗以人重”，实际上是以对时事的观感为风雅，将诗的言说对象、功能以及诗人的资格都重新作了界定。不用说，这与明清以来流行的“诗以道性情”的观念是大为异趣的，质言之即“事”取代“情”成了诗的核心要素。在十五年后所作的第二篇自序中，他更理直气壮地强调自己的编纂宗旨是“意在知人，本非选诗，其中或因题，或因事，或己所欲言，或人所未言，意欲无所不有，不专论诗之工拙也”。由此可见，张维屏的立足点也不脱“以诗存人”的流行观念，甚至可以说正是以记录性书写为主导的，只不过他并未淡化乃至放弃艺术批评而已。创作评论和摘句部分刺取自己的诗话、笔记，融入了多年积累的论诗心得，使《征略》像是《唐诗纪事》《静志居诗话》的升级版，拥有了更强大的功能，甚至已具备现代百科全书或文学家辞典的雏形。道光三年（1823）龚自珍为《征略》作序，推重它“选诗”兼“作史”，盛赞“其门庭也远，其意思也谲，其体裁也赅”，显然不是虚浮夸饰之言。当然，张维屏自己清楚，全书收录的作者还是有一些失当的，为此他晚年又将全书一千多位作者重加删汰，遴选国初到道光间三百多位重要诗人，按时代先后一一评骘，编为《艺谈录》二卷，隐然见一代诗史的格局。此书道光三十年（1850）附刊于《松心十录》庚集后，他一直不懈地补充增订，直到咸丰九年（1859）九月去世前还笔削不辍。可惜这部晚年定论由门人沈世良、倪鸿刊行后，似乎不太流传，不如《国朝诗人征略》更有影响。晚近谭献、符葆森、何曰愈、邱炜萲、徐世昌、刘声木等都盛赞《征略》搜罗宏富，辨论详备，给予很高的评价。的确，在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形成之前，无论就内容还是体例而言，《征略》都代表着诗歌史研究的高度，人们可以将它作为本朝诗歌史来读。
《国朝诗人征略》这部大著作，固然是张维屏个人所成就，但从更广阔的诗学史视野来看，很大程度上也与嘉道时期诗话的记录性书写向“诗史之史”提升的自觉追求有关。它以一种新颖的体裁将诗话写作纳入诗歌史研究的范畴，开了吴仲《续诗人征略》、施淑仪《清代闺秀诗人征略》、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等将一朝诗歌研究历史化、专题化、规模化的风气，同时蔓延到历代诗人研究和诗歌史梳理，引发陈衍《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等弥补前代诗史研究之阙的著作。因此可以说，《国朝诗人征略》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古典诗学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所引领的学术思潮直接催发了晚清诗学中引人瞩目的诗歌史研究。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