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愈《双鸟诗》自宋代以后出现多种解释，莫衷一是。单纯就作品本身写作背景、本事和喻意的考索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定论。尝试参照历来咏鸟诗的托喻模式，分析韩愈集中的咏鸟诗赋，揭示其代入自身的独特隐喻模式，由此究明《双鸟诗》的自喻性品格，并以韩孟联句坐实诗中双鸟的作为，认为其中隐含着韩孟创联句给诗坛带来猛烈冲击及其结果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韩愈；双鸟诗；模式；隐喻
一、难以索解的《双鸟诗》
韩愈是唐代少有的恪守儒家传统、拥有坚强的信念且具备强悍人格的作家，毕生以维护道统为己任的复古志愿倾注于文学，赋予他的作品以单纯的主题和较高透明度的艺术表现。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韩愈作品的笺释一向较少歧解。不过，因为置身于中唐这一文学变革剧烈的时代，更兼他美学上激烈的反传统意识，诗中随处都有些形式上的新异实验。当某些独创性的艺术表现远远超出人们习惯的认知方式时，就会带来理解和判断的困惑，这在《双鸟诗》的解读中表现得非常典型。这是一首带有乐府风格的五言古诗：
双鸟海外来，飞飞到中州。一鸟落城市，一鸟集岩幽。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
春风卷地起，百鸟皆飘浮。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有耳聒皆聋，有口反自羞。百舌旧饶声，从此恒低头。得病不呻唤，泯默至死休。
雷公告天公，百物须膏油。自从两鸟鸣，聒乱雷声收。鬼神怕嘲咏，造化皆停留。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虫鼠诚微物，不堪苦诛求。
不停两鸟鸣，百物皆生愁。不停两鸟鸣，自此无春秋。不停两鸟鸣，日月难旋辀。不停两鸟鸣，大法失九畴。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
天公怪两鸟，各捉一处囚。百虫与百鸟，然后鸣啾啾。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朝饮河生尘，暮饮海绝流。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
关于此诗的主题，在宋代就出现了解释的分歧。柳开率先作《韩文公双鸟诗解》一篇，内述高子奇语曰：“双鸟者，当其韩之前后，斯执政人也。”而柳开则认为双鸟喻指释老二氏，因为在他看来：“作害于民者，莫大于释老。释老俱夷而教殊，故曰双鸟矣。……大凡韩之为心，忧夫道也。履行非孔氏者为夷矣。忿其正日削，邪日浸，斯以力欲排之。”后来苏子容也持这种看法，叶梦得《石林诗话》载：“韩退之《双鸟诗》，殆不可晓。顷尝以问苏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学’以其终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后来朱彝尊颇取此说，今人毕宝魁又曾撰文补充论证。
但柳开的意见后来在宋代未得到响应。欧阳修《读李翱文》《感二子诗》、苏东坡《李太白画像赞》都倾向于认为《双鸟诗》是为李杜而作，以双鸟比喻两位大诗人。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祖述其说，曰：“退之《双鸟诗》，或云谓佛、老，或云谓李、杜。东坡《李太白赞》云：‘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挥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谓李、杜也。”参照韩愈《醉留东野》“常恨二人不相从”的说法，苏东坡认为“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指李、杜，也不算无根之谈。后来蒋超伯《榕堂续录》卷二即赞同此说，认为《双鸟诗》“似指李杜而言，观《调张籍诗》可见”。当代学者多引证韩愈《调张籍》诗“唯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之语，主双鸟喻李杜之说。但这一论断明显有个缺陷，《调张籍》诗说天子将两人聚到一起，而《双鸟诗》却说天公将二鸟分开囚禁，喻义有点枘凿不合。
到南宋，朱熹《韩集考异》又提出一个二鸟喻韩、孟的推断，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论《双鸟诗》也持此说，并对苏东坡《李白画像》诗重新作了诠释，道是：“余尝观东坡作《李白画像》诗云：‘天人几何同一沤，谪仙非谪乃其游。挥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二鸟鸣相酬。一鸣一息三千秋，縻之不得矧肯求？’则知所谓双鸟者，退之与孟郊辈尔。”此说颇得后代学者认同，何焯《义门读书记》称“柳说迂凿，葛说近之”，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一也取朱子之说，翁方纲又注意到韩愈《荐士》“勃兴李杜出，万类困陵暴”一联的特殊评价，认为“文公《双鸟诗》，即杜诗‘春来花鸟莫深愁’、公诗‘万类困陵暴’之意而翻出之，其为己与孟郊无疑，刘文成《二鬼诗》出于此”。尽管后来郭鮕曾质疑“昌黎二鸟诗，柳仲涂以为二氏，朱子以为公与东野，皆未见确证”,但从陈沆、徐震到今人李建?、钱志熙，不乏赞同此说者，而以李、钱二氏的考论最为翔实而有说服力。此外，前人还有认为双鸟指当时恶人，当代学者又有说双鸟指佛教和藩镇的各种拟测，兹不赘举。
凡此类死无对证的公案最终都是无法了结的，再补充多少论证也难以建立完整的证据链，使结论无可辩驳，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本文不拟平章各说，确立定谳，而试图通过考察诗歌史上咏鸟诗的书写模式，以获得一些文体学意义上的参照，再分析韩愈其他咏鸟诗的写法，由《双鸟诗》的文体特征来推断其写作意图和旨趣。
二、韩愈之前咏鸟诗的
四种模式
鸟是自然界中最早被古典诗歌大量书写的动物，《诗经》里已有不少写鸟的诗句，并且被赋予比兴意象的功能,到《楚辞》遂开“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模式化“物象比”的先河。而随着鸟意象在中古诗歌中日益频繁地出现，除了作为动物的物象外，其比喻、象征寓意也因不断重复而日趋定型，到中唐大致凝定为理念之象征、情怀之托喻和境遇之比况三类。晚近以来的文学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鸟意象的诗性意义。20世纪初林传甲已在《筹笔轩读书日记》中提到：“《诗》以鸱鹗喻残人，鸿雁喻哀民。《齐书》卞彬著《禽兽决录》，皆讥讽当世之言。”30年代贾祖璋出版《鸟与文学》，又从科普的角度介绍了历代文学里出现的鸟类。80年代以降，多角度的咏鸟诗研究，更让我们看到古典诗歌中出现的鸟类不仅构造了意蕴丰富的意象，同时也形成了四种书写模式。
最普通的自然是“郑鹧鸪”“崔鸳鸯”式的单纯咏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汉魏时代的咏物赋，到唐初李峤《百咏》而极其至。这种咏物诗盛唐并不多见，到中唐出现小小的高潮，像李端《白鹭咏》、王建《春燕词》《戴胜词》、卢仝《白鹭鸶》、元稹《望云骓马歌》等皆为其例。李端《白鹭咏》写道：
迥起来应近，高飞去自遥。映林同落雪，拂水状翻潮。犹有幽人兴，相逢到碧霄。
这种单纯的咏物当然也会寄托诗人的某种情怀，但体物的兴趣显然是诗的主旨所在。
其次是寄托一种理念或人生情怀。自《离骚》写出“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志向高远的大鹏、搏击长空的鹰隼就成为理想和信念的象征，也一再出现在李白、杜甫两位大诗人的笔下。杜甫《画鹰》虽不是直接咏鹰，但“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的想象中喷涌着抑制不住的豪迈气概。经历安史之乱后，世道苍黄，人情顿异，悲歌四起，气骨渐衰。诗人们眼中所见、笔端所咏的鸟类也全然改观。像孟郊《晓鹤》、刘禹锡《白鹭儿》《吐绶鸡词》等，托物既异，所言益非，更多的是寄寓特定的人生情怀。如张众甫《寄兴国池鹤上刘相公》（《全唐诗》卷二七五），先以“驯狎经时久”“空愧稻粱恩”感谢刘晏旧日提携之恩，末再以“欲飞还敛翼，岂敢望乘轩”故作委蛇之笔，明明冀望得到汲引，却偏说安分守本、不存非分之想，虽然同样是干谒愿望的表达，但少了盛唐那种慷慨豪迈之气。
第三类是譬况自身的命运。中唐诗人多有贬谪经历，这类作品自然也不会少。柳宗元《跂乌词》（《柳宗元诗笺释》卷一）正是最典型的例子：
城上日出群乌飞，鸦鸦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羽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甫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跂乌仅因多出脚趾之异相而备受残害，有翅难飞，甚至不如那生来离奇无趾的还能低飞避祸。这明显是隐喻生有异禀的才人难容于世，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同卷另一首《笼鹰词》又云：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譑断，霹雳掣电捎平冈。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这却是以鹰秋盛夏衰的不同境遇隐喻时势翻覆，顺逆无常，希望再逢清明时世，得遂夙志。他还有一首《放鹧鸪词》（《柳宗元诗笺释》卷二），借放鸟归山表达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怀，严格地说并不属于咏物，但其中有较大篇幅写鸟的遭际，可以说是用同样的镜像化方式书写自己的不幸命运，让我们看到诗人历经政治打击后的惨淡情怀：
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徇媒得食不复虑，机械潜发罹罝罦。羽毛摧折触笼籞，烟火煽赫惊庖厨。鼎前芍药调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视。齐王不忍觳觫牛，简子亦放邯郸鸠。二子得意犹念此，况七万里为孤囚？破笼展翅当远去，同类相呼莫相顾。
其他如吕温《和舍弟让笼中鹰》《山鹊》两首，一自伤，一不甘，都暗寓自身遭际的体验在内。孟郊《覆巢行》《空城雀》《黄雀吟》，刘商《沙鹤歌》《随阳雁》，武元衡《归燕》，杨巨源《别鹤词送令狐校书之桂府》，也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
第四类是隐喻生存环境，内容与第三类有些接近，但着眼点不同。后者着眼于生存体验引发的主观感受，而此类却重在展现客观环境。上面三类都是传统的托物言志，真正显示出中唐咏鸟诗特色的其实是这一类，即喻指宦海风波的政治寓言。如元稹《和裴校书鹭鸶飞》云：
鹭鸶鹭鸶何遽飞，鸦惊雀噪难久依。清江见底草堂在，一点白光终不归。
很显然，鹭鸶的离去是苦于鸦惊雀噪的聒扰，尽管环境甚美、生活安定，它也义无反顾地弃之他往。这无疑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纷杂比物质条件的恶劣更让人不堪忍受。刘禹锡《养鸷词》《飞鸢操》《百舌吟》《白鹰》无不属于此类作品。
到中唐时期，咏鸟诗这四种模式都已成熟，相关作品即使本事不详，其喻体和喻旨也大致清楚，不会造成解读的困难。但韩愈《双鸟诗》却意外地让我们遭遇了诠释的困惑，不知该如何把握其题旨，更不知该将它归入上述四种模式的哪一种。这首诗之所以显得特别，是因为无论哪种模式都有一个抒情主体，诗的旨趣指向自身的主观情志或围绕自身所处的环境，无论书写的视角如何，要之属于抒情性言说，而此诗却没有一个抒情主体，作者站到了叙述者的位置上，叙述对象双鸟不是与作者构成一重象喻关系，而是它们本身构成一重角色关系。这就使诗的主题产生了脱逸作者—鸟的象喻关系而拥有更广泛的隐喻范围的可能性，于是招致历代读者领会各异的索解。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书写模式已不能提供现成的解释路径，那么就只有回到韩愈本人的创作，看他此外的诗作有没有涉及鸟，如何咏鸟。
三、韩愈集中的咏鸟诗
学者李建崑早已注意到，韩愈诗中很喜欢使用鸟的比喻，他举出七首古体诗来讨论，除了《双鸟诗》之外，还有《杂诗四首》（其二、四）及《岐山下》《鸣雁》《病鸱》《南山有高树行》六首。如果算上近体，则还要加上《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两篇。其中《岐山下》《杂诗四首》（其二、四）不属于咏鸟诗，只是诗中用了鸟的比喻，可存而不论。《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和《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咏使宅韦太尉所养孔雀》两首，虽是咏鸟诗，但前者取材于神话，其角色和内容都为题目所限定，应另作别论；后者缘于特定的人事背景，表达对韦皋的怀念、感恩之情，属于第二种模式。其余几首则都是咏鸟诗，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现实人事的隐喻，而且所涉人事与作者相关。因为这个缘故，作者作为叙述人，就无法置身局外，作冷眼旁观之士，而必为身在其中的见证人，有时还要充当同诗的主角展开对话的角色。我们先来看贞元十五年（799）秋所作的《鸣雁》：
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就暖识所依，天长地阔栖息稀。风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裴回反顾群侣违，哀鸣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阔朔云多，草长沙软无网罗。闲飞静集鸣相和，违忧怀息性匪他。凌风一举君谓何。
首四句写雁秋去春归、行止有序，但世乱不宁，难得栖息之地，象征战乱中士人居处不宁的命运。次四句以孤雁离群、无处可依的境遇，喻说自己从汴州叛乱中脱身，仓皇奔窜，依托于徐州张建封的经过。复次四句以江南安宁闲逸、得同道相从之乐的理想环境作对照，暗示自己在张建封幕府中并不愉快，末句由是征询友人是否干脆离去。这由潦倒、哀叹转而抑郁、不满足乃至萌生去意的情绪变化，古今注家都根据《从仕》《忽忽》等作品作了揭示。参照翌年韩愈《与孟东野书》的叙述来看：“去年春，脱汴州之乱，幸不死，无所于归，遂来于此。主人与吾有故，哀吾穷，居吾于符离睢上，及秋将辞去，因被留以职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复辞去，江湖余乐也，与足下终幸矣。”我们有理由认为，《鸣雁》的倾诉对象就是孟郊，或许正是此诗促成了未来几年他们在河南的游从。
再看被注家推断为元和十一二年间作的《病鸱》一首：
屋东恶水沟，有鸱堕鸣悲。有泥掩两翅，拍拍不得离。群童叫相召，瓦砾争先之。计校生平事，杀却理亦宜。夺攘不愧耻，饱满盘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风送追随。遂凌紫凤群，肯顾鸿鹄卑。今者命运穷，遭逢巧丸儿。中汝要害处，汝能不得施。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丐汝将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辍鱼肉，暝宿防狐狸。自知无以致，蒙德久犹疑。饱入深竹丛，饥来傍阶基。亮无责报心，固以听所为。昨日有气力，飞跳弄藩篱。今晨忽径去，曾不报我知。侥幸非汝福，天衢汝休窥。京城事弹射，竖子岂易欺。勿讳泥坑辱，泥坑乃良规。
王元启推测此诗是为刘叉而发：“叉素无行，游公门，至攫其瓮金而去。（中略）叉事见李商隐所述《齐鲁二生》文，言‘叉大躯有声力，常出入市井，杀牛击犬豕，罗网鸟雀。亦时或因酒杀人，变姓名遁去，会赦得出’公诗夺攘数语，与商隐所言悉合。又玩丐汝死命等云，意叉罹网时，公实有活命之恩，后乃窃金而去也。”由于传记资料缺乏，诗的本事难以坐实，但大致如韩醇、朱彝尊、方世举所推测的，“此诗所指，盖亦非无名位者。大抵始遭困辱，公实拯之，而其后负恩不顾也”,李建崑也认为此诗“未必一定针对刘叉而发，但肯定是劝诫类似刘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要之，玩“计校生平事，杀却理亦宜”两句，足见此人所犯前科绝不会是刘叉攫金那样的小过；“遂凌紫凤群”暗示他所冒犯的也绝非普通人士，而必是权贵群体；“天衢汝休窥”的警诫，更显示其人此去仍挟有极大的野心与图谋。这绝不是一般的人事纷争、交道善恶，很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关。其中“于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的自述与韩愈对待王叔文集团人物的态度正相一致。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此诗是写涉及当时政治斗争的某个儇薄小人。
最后看《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一首。诗题中并无鸟字，但内容全是写鸟，所以李建崑特别将它作为咏鸟诗来解读，殊有见地。诗云：
南山有高树，花叶何衰衰。上有凤凰巢，凤凰乳且栖。四旁多长枝，群鸟所托依。黄鹄据其高，众鸟接其卑。不知何山鸟，羽毛有光辉。飞飞择所处，正得众所希。上承凤凰恩，自期永不衰。中与黄鹄群，不自隐其私。下视众鸟群，汝徒竟何为。不知挟丸子，心默有所规。弹汝枝叶间，汝翅不觉摧。或言由黄鹄，黄鹄岂有之。慎勿猜众鸟，众鸟不足猜。无人语凤凰，汝屈安得知。黄鹄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前汝下视鸟，各议汝瑕疵。汝岂无朋匹，有口莫肯开。汝落蒿艾间，几时复能飞。哀哀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远翅翎短，不得持汝归。
诗讲述了一个鸟的故事：一只不明来历的鸟加入一个鸟群，因为毛羽光鲜，深得群主凤凰宠爱，又与中层黄鹄相狎，同时对下层群鸟也很不错，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不想半路冒出个弹弓手，遂为所伤，既猜不出缘由，也无处可鸣冤。黄鹄坐视不救，众鸟反唇非议，就连朋友也默不作声，于是此鸟遂沦落荒野。远方的故人哀莫能助，悲不自禁。故事的线索就是如此，角色关系相当清晰，但因李宗闵传记对贬谪的记载不太清楚，作品很难确切系年，历来论者对其本事和题旨的论断都只能围绕李宗闵被贬的经历作一些猜测。李建崑不同意王元启《读韩记疑》指实诸人的做法，认为此诗“揭示的是一则关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寓言”“虚构了一个鸟的社会，透过一个鸟的故事，表达他对李宗闵贬官之看法”。这当然是有见地的，但我们仍可以推断，即使这是对李宗闵遭贬过程的一个虚构性演绎，其中凤凰、黄鹄众鸟及挟丸子的角色和“不知何山鸟”始亲终疏的整个情节也大概率是现实的映射，对应着当时的真实过程和人物经历，只不过限于载纪疏略我们无法还原其具体环节及所关涉的人事而已。诗既然写给李宗闵，且尔汝相称，作者的角色自然就是那个“故山友”了。韩愈再度将自己代入诗中，像《鸣雁》和《病鸱》一样，讲述了一个自身亲历的事件，记载了一段人际交往的经历，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征询、警诫或悲悯。这样的写法正是传统的比兴讽喻之体，似乎不能称为寓言诗。寓言按约定俗成的定义，其文体特征是托虚构故事的形式说明一个道理。而韩愈的咏鸟诗都是写自己置身其中的事件，不出传统的比兴寄托的隐喻笔法之外，差别是很明显的。弄清韩愈咏鸟诗共有的这种基本模式，理解《双鸟诗》的书写方式就有了一个参照系。
四、《双鸟诗》的隐喻内容
众所周知，中唐是比兴体的咏动物诗写作很盛行的时期，现存唐诗中还保留下不少相关作品，如韦应物有《述园鹿》《乌引雏》《鸢夺巢》，李贺有《马诗》，韩愈有《猛虎行》《射狐训》，元稹有《虫》，刘禹锡有《有獭吟》《聚蚊谣》，等等。这类作品往往涉及对时局的讽刺和抨击，如韩愈的《射训狐》便是一首典型的政治讽喻诗。宋人认为“时德宗以强明自任，倚裴延龄、韦渠牟等商天下事，自谓明而卒陷不明。士之浮躁甘进者争出其门，诗意端有所讽也”。参照李肇《唐国史补》的记载来看：“裴延龄恃恩轻躁，班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上。上知众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则宋人这么看也不无根据。但方世举认为此诗作于贞元二十一年（805）立太子时，六月韦皋、严绶等表至，请太子监国，是天将明朗之象，故曰“斗柄行拄西南隅”。在韩愈看来，王叔文集团本该罢手，不料“谁谓停奸计尤剧”，七月王叔文丁母忧去位后，王伾仍日诣中人请起叔文，故曰“意欲唐突羲和乌”，谓其欲侵凌君上。这个解释看来更贴合时事，无论怎么说，将《射狐训》视为一首讽咏当时朝政的政治讽喻诗是无可厚非的。
但韩愈的咏鸟诗另当别论，即使放在咏鸟诗的序列中，它们也是很独特的存在。别人咏鸟，要么以鸟为托意的对象，要么以鸟为客观环境的象征，而韩愈却总是以鸟为人事关系的隐喻，用鸟的故事来比况世局人事，更重要的是将自己代入其中充当一个角色，这就开辟了咏鸟诗的新模式。同时，其主题又概不离交道和友谊，足见这是韩愈毕生萦怀的一个情结。这提醒我们，《双鸟诗》的诠释需要综合考虑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从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中进士，在长安重逢李观（初识在贞元元年），并结识孟郊，他就对平生独学而无友、缺乏友情的慰藉表达了深深的憾恨。《北极一首赠李观》写道：“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与夫子亲。”为此，他与李观的相聚就像是：“北极有羁羽，南溟有沉鳞。川原浩浩隔，影响两无因。风云一朝会，变化成一身。谁言道里远，感激疾如神。”他又写了《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孟生诗》两首赠予孟郊，同样表达了喜遇同道的感奋。他在这位年长十七岁的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在朦胧企求的理想，对其“心追古人而从之”（《与孟东野书》）的襟怀倾倒不已，啧啧称叹：“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宥默咸池音。”后来他追忆两人一见倾心及从孟郊处受到的教益，说：“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祛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诫。”也许正是读了孟郊三百首诗，以及在“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中受到异样的感动，年轻的韩愈才发现和明确了自己的志趣所在，从而心悦诚服地追随孟郊。浏览韩愈的早期作品，并无明显的尚奇倾向，自从结识孟郊，他的趣味和作风就发生了变化，日渐走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的方向。孟郊不仅是他艺术上的导师，也是生活中的挚友，让他体会到友谊的珍贵。这段友谊维系终身，无论离散聚合，他们彼此都视这段友谊为死的依托、生的慰藉。
德宗贞元十一年（795），二十八岁的韩愈第三次应博学宏词试不中，失意出关，道逢贡使，进贡两只白乌、白鹳鹆，路人辟易，莫敢正视，因有感而作《感二鸟赋》并序，自伤读书著文二十二年，德行无亏，有志于道，迄不得膺荐登朝，而二鸟仅凭羽毛之异，即蒙采擢荐进，荣耀如此，怎能不让人浩叹：
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
但这并不是文章的重心所在，他回顾十年来漂泊不遇的经历，更确定的看法是时运未至，唯有守道候时；如果羡慕二鸟之荣，贸然求进，那就只会招尤速累。这样，赋的初旨虽缘于悲不遇，但最终归结于年齿未暮、时运可待、二鸟不足羡的淡定心态。这正是韩愈强悍的人格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表现。尽管踏入仕途以来他就一直遭受穷厄、流贬的境遇，但他没有消极、气馁，诗文中始终洋溢着慷慨勃郁之气，喷发出雄健的人格力量。这篇《感二鸟赋》，不仅让我们看到年未及壮的韩愈的人格心理,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他作品中的鸟的寓意。当然，这篇赋中的二鸟作为触发身世之感的媒介，本身并无比喻意义，但它们既然成为韩愈身世遭逢的参照物，就与诗人的地位和处境构成一种镜像关系：二鸟就像是现实中的仕途得意之士，而诗人则像是自然中栖止林薮、不登廊庙的野鸟。自己和鸟的关系，从来没有被如此切近地感知过——不是远眺、想象甚至虚拟地出现在意识中，而是极为具体且切实地感知这渺小的生灵和人生的接触、依存及映照关系。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韩愈的咏鸟诗总将自己代入其中。这反过来又为《双鸟诗》是写自己与孟郊提供了一个旁证，使翁方纲认为《双鸟诗》的主旨是由《荐士》“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之意翻出，“其为己与孟郊无疑”的论断更显得有说服力。现在需要进一步分疏的是“万类困陵暴”的具体所指，我倾向于认为这集中在韩孟两人的创作对诗坛的强烈冲击。
据诗所述，故事肇始于“两鸟忽相逢，百日鸣不休”，这一风云际会促成了双鸟强烈的共鸣和共振，以致对自然生态造成猛烈的破坏，众鸟震撼之极、惊诧之余，有的厌恶拒绝，有的不堪忍受，更多的则是惊艳莫名，自惭形秽。总之，“百舌旧饶声，从此恒低头。得病不呻唤，泯默至死休”。一向喧闹嘈杂的世界，忽然万籁俱寂，一片沉默。上至鬼神造化，下及草木虫鼠之微，都沦落于“万类困陵暴”的处境中。不停双鸟鸣，万物、四季、日月、九畴，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的所有秩序都将崩溃，最高价值所系的礼乐、圣贤都失去了意义……这完全是自然秩序和价值体系彻底颠覆的想象图景。这股可怕的力量当然是不能任其汹涌泛滥的，于是就有了雷公上诉天公，天公捉两鸟各囚一处的情节，寰宇从此太平，百虫与百鸟恢复了往日的啼鸣。
这一自然秩序崩溃、价值体系颠覆及其最终被遏制的幻想过程，无疑隐喻着一个重大的主题，但究竟隐喻着什么呢？前人有关佛老二氏的解释，在意识形态的冲击意义上固然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于结尾“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两句明显磗格难通，而双鸟“朝食千头龙，暮食千头牛。朝饮河生尘，暮饮海绝流。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的描写更显出壮志未酬、惘惘不甘的倔强姿态。这只能是诗人形象的自我写照。那么问题来了，毕生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能存这样的毁弃礼法之心，摆出一副蔑视圣贤、凌驾道统的姿态吗？当然不可能的，“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决不会是政治的、伦理的反叛，而只能是美学意义上的颠覆，意味着对传统美学理念的褫除和丢弃。在此之前，拥有如此气概和力量的诗人，非李、杜两家莫属，韩愈在《荐士》中早已宣明。就此而言，翁方纲确实眼光敏锐，觑破《双鸟诗》的隐喻是在重复李杜令“万类困陵暴”的想象力欺凌和语言暴力。不是吗？韩愈诗歌对传统美学理念的全面颠覆，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只不过文献无征，不能确知在当时如何引发人神共愤的激烈反应。我相信除了裴度、张籍对韩愈“以文为戏”的批评之外,韩愈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都会粗暴地冒犯诗坛趣味，而《双鸟诗》所喻言的两人的共同活动，最有可能的就是指两人合作的十几首格调奇僻、篇幅冗长的联句诗给诗坛带来的猛烈冲击。从贞元十四年（798）的《远游联句》，到元和元年（806）的《会合联句》《纳凉联句》《同宿联句》《雨中送孟刑部几道联句》《秋雨联句》《城南联句》《斗鸡联句》《征蜀联句》，两人乐此不疲地合撰联句。这些惊世骇俗之作既是韩孟诗派奇诡诗风凸显与定型的标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直观感觉。
韩孟联句的诗歌史意义一向为学界所关注，或视之为韩孟诗派建构的标志性事件，或着眼于对联句诗体定型和发展的推动,几至题无剩义。要之，联句到孟郊和韩愈手中开始成为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独特诗型，合作意味着共同维护作品主题和意脉的完整有序，竞争意味着各自通过取意、篇幅和押韵比拼才力。这无形中赋予联句以高水平对抗的品格，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能合作，而韩孟任气逞才的合作也成为傲睨诗坛的擂台，其声势之猛烈足以使中才以下望而气馁，令比肩侪辈感受到挑战的巨大压力。韩孟两人搏击得兴起，将规则、时尚乃至历史和传统都抛到了脑后，甚至连读者都不放在眼里，纯粹沉迷于两人之间的对抗。随处可见的悖于常格的取材，想落天外的句式给人眼花缭乱的陌生感，而承转随意的结体、古倔生拗的语言，更显出一种无视传统，无视诗家惯例，甚至毫不顾及读者阅读感受的任性态度。这种无底线的写作，对读者的知识和耐心都无疑是一种恶意的挑战。我们固然不清楚当时的读者最初接触这些联句时是什么感觉，但相信习惯于大历以前诗歌的读者在疲劳的阅读、辨识之余，多半会认同程千帆先生的看法——“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沈德潜曾说：“韩孟联句诗，可偶一为之，连篇累牍，有伤诗品。”诗写成这样，对读者确实近乎一种折磨，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它，难免不感到是在忍受一种猛烈的陵暴。“不停两鸟鸣……”一段悲切的控诉，绝非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它大概率是在说明韩愈知悉友人或诗坛对这些作品的反应，快意之余也不能不对这类作品施加于人的语言暴力有所反思。所谓“两鸟既别处，闭声省愆尤”，应该暗示了故事的部分结局。
韩孟联句最频繁的是元和元年（806）在长安，此后两人便天各一方。写作《双鸟诗》的元和六年（811），韩愈正在洛阳任河南县令，孟郊则在乡里丁母忧，地理的暌隔并不妨碍两人的精神交流。尽管生活轨迹的改变，让他们的诗风有了微妙的变化，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信念，始终互相慰藉，互相激励，期待着重起共鸣之日。《双鸟诗》结尾“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两句，是豪迈的宣言，更是永恒的信念。元和九年（814）孟郊下世前有诗寄韩愈，韩愈作《江汉一首答孟郊》云：
江汉虽云广，乘舟渡无艰。流沙信难行，马足常往还。凄风结冲波，狐裘能御寒。终宵处幽室，华烛光烂烂。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
持续多年的诗翰交流，让他们坚信，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止和改变他们共同的信念。无论身处何地，“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而韩愈谆谆答复孟郊之缱绻不谖的，也正是那“更起鸣相酬”的夙志。孟郊去世后，韩愈又在元和十三年（818）继续和侯喜、刘师服合作《石鼎联句》，毕志践行他和孟郊的复古理想。这也可以印证我们对双鸟形象所指及其喻义的推断。
总之，《双鸟诗》是一个关涉破坏现存秩序、与个人经历有关的诗歌隐喻，无论从咏鸟诗的写作模式还是从韩愈的诗歌创作历程来看，都最可能同他与孟郊的诗作尤其是联句给诗坛带来的冲击有关。本着“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意识，韩愈从无视诗歌的感性本质，无视读者的阅读经验，逐步走到全面颠覆传统美学的极端境地，从而招致诗坛侧目。像许多造反失败的英雄一样，回顾平生，他同时感受到破坏秩序的快意和失败的憾恨，或许还有“闭声省愆尤”的反思，但不灭的信念和勇气依然在沉寂中燃烧。这就是我们读《双鸟诗》通常会感受到的躁动、狂暴、快意与矛盾、怀疑并存交织的复杂心态。韩愈的艺术理想和创作实践在宋代开始获得承认，到清初叶燮那里得到全盘肯定，标志着中国诗歌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型。为此我们可以说韩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美学意义上的反古典反传统先驱，意味着中国美学史上现代性的发轫。他的挑战在当时或许被视同洪水猛兽，但相对传统的强大势力而言不过是以卵击石。几年后，这段经历就只留下一个粗暴的记忆，曾经的人物和情节倏已淡去，唯余一些角色，和那过程的强烈震撼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最终酝酿为《双鸟诗》的隐喻叙事。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