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钱锺书先生“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对于“传记”，他早年更调侃说：“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戏谑中确有真理存焉。然而，据我所知见，有关他的传记著作至少已有四种，或许可以看作对传主本人意愿的“合理冲撞”吧？20世纪初，钱先生从无锡钱家大院开始人生之旅，数十年孜孜矻矻、坚持不懈地文化创造，已造就了自己的独特世界。这个世界，融通中西，贯注古今，以其并世罕见其匹的淹博与睿智，吸引和震撼着中国的整个学术界和读书界，成为我国现代文化史中的一位坐标式的人物。研究当今民族文化及其走向，已经不可能绕过他，撰作评传也自然地成为一种研究方式了。
张文江先生的这部《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应该说是有特色的研究性传记。此书在写法上虽与一般学人传记相类，以传主生活经历的先后为序，又以传主的主要著作（《围城》《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作为全书架构，但其着重点放在描述和阐释传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及其人格精神上。作者始终联系整个现代史的时代背景来展开对传主的述评，突出在动荡和战乱频繁的历史环境中，一位正直知识分子如何坚持我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作者认为，读钱氏著作，如果没有感受到其中的时代气氛和时代精神，则不能识其大体，这是很中肯的。不妨偶拈一例：我有幸与钱先生同在河南干校，那时单位正在抓什么“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揭批惨烈，自杀者、打死者均有之。有次钱先生私下说：那些被斗对象，“强者不吐实，弱者吐不实”，他意在下句，立即点明了逼供信的真相，在当时真够大胆和敏锐的；后来读到《管锥编》论《史记·李斯列传》条，却赫然在目。（书中论及古罗马词学书引语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他对自然、社会、人生和文化的思考总是充满现代感和现实性的。钱先生并不真的是“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不过在载沉载浮的政治变动中，借此以守身如玉，坚持中国士人的人格精神。这部传记对此不乏细致的描述和介绍，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业绩的文化意义是有启发的。
尽管钱先生劝诫人们不要汲汲于建立什么“理论体系”，一再声称“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认为“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小东西”往往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这自然是十分深刻的；然而这部传记却力图寻找钱先生的“著作系统”，探索这个系统的主要内容、核心以及变化状况，其中如论《管锥编》的四种文献结构等，都是作者用功甚勤的成果。读者对他的结论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力图在钱先生多种著作中寻找一种贯串起来的东西，作者的这种努力是应予重视的，或许昭示着“钱学”研究今后的一个重要走向。钱先生的几部主要著作大都采用诗话（《谈艺录》）、选本（《宋诗选注》）、读书札记（《管锥编》）等传统著述体裁，然而我们又确实感到其间存在着统一的理论、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生气的体系。平心而论，仅从文学研究而言，目前对钱先生的学术成果，尚未深入领会和充分利用，这与“钱学”研究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是密切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