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精也，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教育与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1988年夏作为高级进修生至复旦大学，从王水照教授研究宋诗和苏轼。曾组织宋诗研究班（属早大中国文学研究会），专门从事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的日译工作，刊于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刊《橄榄》，后出版为日译本四册。著有《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之构造》《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宋诗惑问——宋诗能否表现近世》等。1989年，就《宋诗选注》与王水照教授进行对谈。
一、日本学者对《宋诗选注》的评价
王水照：钱先生的《宋诗选注》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它虽然属于普及性读本，入选两宋诗人80家（初版81家），诗约380首，共300多页，却又是一部独具慧眼特识、别有学术风采的诗学专著。你们的日译工作审慎细致，不仅对原书作了忠实的翻译，而且介绍了原书中全部引用书籍，还从日本读者的需要出发，增加了补注和备考。经过踏实而有成果的劳动，你们必定会对此书加深体会吧？
内山精也：是的。随着翻译过程的深入，我们对此书的评价越来越高了。首先使我们感佩的是钱先生引用资料的严格和他的闻名于世的渊博。有关宋诗的资料，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作过系统的整理。钱先生却从基本文献直至个别生僻的零星材料，差不多囊括无遗。他凡有引用，必定是第一手材料，并详注卷次。我们因翻译所需，一一作了查对，几乎没有错漏。资料准确是一切学术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但像钱先生这种经得起查核的著作是并不多见的。
王水照：我可以补充他在评注范成大田园诗时的两个小例子。一是在注释“少住侬家漱井香”的“井香”时，他原先引用佛书中称清净水为“华水”“水华”的说法，后认为用道书更好，改引《云笈七签》等书；一是讲司汤达《红与黑》中那个文艺中掺入政治的比喻，即音乐合奏时的一响手枪声，原来引称出自该书第五十二章，后据善本改为第二部第二十二章。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令人叹服。
内山精也：钱先生引用材料的广泛也是惊人的。其中有不少稀见的书籍，在日本无法找到，这部分工作打算在中国补做。
王水照：广征博引，自由骋游于中外文化典籍的海洋，这已构成钱先生一切学术著作的鲜明风格，有人名之为“钱锺书风格”。钱先生曾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他正是在苦心搜集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加以别择、排比、综合、分析，也就是说，一切从具体特殊的审美经验和事实出发，来进行经验的描述、一般的概括和理论的推演，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来把握古今中外相同和相通的“文心”或人类一般的艺术思维。这一严肃的科学方法既不同于文抄公式的材料罗列，也不同于逞才炫博。例如徐俯的一联名句“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宋诗选注》指出曾为南宋陆游、楼钥、敖陶孙、钱厚等人所摹仿，又为金人张公药所沿袭，连类引证，充分反映了江西诗派“脱胎换骨”的时代风尚和影响。
内山精也：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日译工作在查核材料上花了不少精力（现在还无法精确统计此书引用书目的种数和次数），但我深深感到，这是对自己一次很好的材料训练，为今后的宋诗研究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
王水照：日本学术界对此书有些什么评价？
内山精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一直很高。被誉为日本汉学“泰斗”的吉川幸次郎先生，他本人也是宋诗研究专家，有《宋诗概说》名著。他生前十分重视《宋诗选注》，嘱咐他的门生山本和义先生进行翻译，以介绍给日本读书界。山本先生在1988年出版的《宋代诗词》的《序》中，深情而又不无遗憾地回忆这桩往事。另一位汉学权威小川环树先生早在1957年，当此书的部分诗人评论和《序》在《文学研究》上选载时，就密切注意，并期待全书的出版；1958年此书初版发行后，他随即在《中国文学报》（第十册）上发表书评，给予热情的高度赞扬。他说：我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此书，我又以其完全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而感到喜悦。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事例已足以说明《宋诗选注》在日本的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在今日日本，编辑宋诗的选本或研究宋诗之际，首先研读此书已成为一个无一例外的必需过程。说它在日本的有识之士中间，已经公认为宋诗的最有价值的注本、宋诗的一种有权威性的参考文献，我想不算夸大。
面对中国第一流学者的著作，我们深感翻译的不易。尽管我们慎之又慎，但必然仍有缺失。王老师曾亲身受到过钱先生的指导，我很想听到您研读此书的体会。
二、《宋诗选注》的四种“读法”
王水照：以钱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手笔来编写这本普及性读物，竟两历寒暑，印行六次而每次都有修订。全书丰富的内蕴、恢宏的气度、犀利的眼力和敏锐的艺术感觉等，我不能也不敢妄谈“体会”。我只能谈谈个人阅读此书的四种“读法”。第一是从宋代诗歌演变史的角度读“评”。此书80篇作家评论，篇篇有新意，字字有分量。我曾使用苏轼“八面受敌”读书法，一口气专读评论，不啻是一部宋诗发展史的纲要，处处表现出钱先生对宋诗宏观把握的独特见解。如论西昆体“只有极局限、极短促的影响”；论北宋中后期诗坛可分“苏门”与“江西诗派”对峙的两派，以及超出两派之外的贺铸、唐庚等人；论两宋之交诗风以学黄为主，学苏者仅为苏过、孙觌、叶梦得、汪藻等个别作者；论南宋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一般诗人又都有力求摆脱江西体的倾向；论“四灵”开创“江湖派”等。这些论点，或发前人所未发，或力辟旧说，为宋诗研究指明了方向。例如西昆体的影响，其范围和时间，一般估计较大、较长。石介《怪说》云“今天下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其《祥符诏书记》又说杨亿“为文章宗主二十年”，具体时间虽有差异，但历时皆甚久。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杨刘风采，耸动天下”，又说“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则范围甚广，后世史家遂据以立论。但钱先生则从文彦博、张咏等人现存文集面貌上作出“极局限、极短促”的判断，看来，石介等人似是为了反对对手而故意夸大“敌情”。又如对江湖派，旧说强调它跟“四灵”的异，并认为此派得名之由是因为杭州书商陈起刊行《江湖诗集》，钱先生却突出它跟“四灵”的同，并认为江湖诗人之称，早在《江湖诗集》之前，名叫“江湖派”是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或不得意的小官之故。
这80篇评论还包括一些宋诗重大问题的专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条论用典问题，刘子翚条论道学和诗歌的微妙关系等，都为宋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和观察点。对各诗人特点的分析也是其重要内容，如论苏轼诗的“博喻”、论范成大田园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三个系统的结合，都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赏和称引。
内山精也：小川先生在书评中也说：由于《宋诗选注》的出现，宋代文学史的很多部分恐怕应该重写。
王水照：第二，从比较鉴赏学的角度读“注”。钱先生的注释，打破了传统选本着重于词语训释、名物阐解、章句串讲的框架，而是把注释和鉴赏、评判结合起来。他运用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比较的项目有题材、境界、风格、意象、句式、用语等，比较的类型有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而涉及的学科有政治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逻辑学、方言学等，正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展开以鉴赏评判为目的的多种比较，使此书在诗歌鉴赏学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这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鉴赏。它的最大特点是使传统的直觉体验和主观感悟式的鉴赏，上升到理性的艺术规律性的认识。如此书分析王禹偁《村行》“数峰无语立斜阳”句说：“按逻辑说来，‘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诗人常常运用这个道理。”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但王禹偁此句却“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如改用正面说法，则意味顿减。注文中又引证李白、司空图、徐夤、龚自珍的相似用例，证成此说。这种把逻辑、心理、语言融会贯通、充满艺术辩证法的分析，在个别用语的分析中也常有体现。如对洪咨夔《泥溪》中“塞明”的相反相成，文同《织妇怨》“停”字的一字而具相反两义等分析，都不停留在语句浅层次的阐释上。
宋诗中的一些名句，前人评赏已成千累万，钱先生更能别出新意，因难而尤见功力。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钱先生指出在唐诗中早见且屡见，由此而提出“一连串”五个问题，钱先生不予回答却妙在不言中。这里提示我们在作影响比较研究时，应注意作者种种复杂的创作心理状态，切忌简单化。陆游“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联，注文中引述两方面的材料：一是有关李、杜等诗人“入蜀道中”，一是有关诗人骑驴，综合这两方面，“于是入蜀道中、驴子背上的陆游就得自问一下，究竟是不是诗人的材料”。这里对诗人心态的惟妙惟肖的揣摩，是依赖于对历史文化背景的充分揭示而实现的，因而加强了说服力。叶绍翁“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一联，注文引了五个用例，更可看做这一意象的演化小史：唐人的不及叶氏的“醒豁”，陆游的不及其“新警”，张良臣的不及其“具体”。这里有来龙去脉的爬梳，有优劣长短的评赏。一个意象的产生总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对意象作出历史的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此书中是大量的，也最使人心折。
总之，“注”和“评”是此书最见精彩的两个部分。正如你们刊物的名称“橄榄”那样，需要细细咀嚼回味。
内山精也：钱先生在描述某一意象演变过程时，往往涉及诗文以外的材料，如从散曲、戏曲、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方面取材，这不仅使描述更全面丰富，也为诗歌提供了新的鉴赏角度。
王水照：第三，从版本学的角度研究“修改”。钱先生此书已重印六次，每次都有增订，因此有个特殊的“版本”问题。我自己有个习惯，读他的著作，总喜欢用“对读”的方法，研究和体会他的改笔。例如郑文宝《柳枝词》“载将离恨过江南”一句，初版引证了苏轼等六个相似的用例，但再版时全部删去，改用周邦彦等四例：周邦彦例是把郑诗改写为词，说明其影响颇广；石孝友词把船变为马，王实甫戏曲把船变成车，这从运载工具一面着眼；陆娟诗却把愁、恨变为“春色”，这又从所载之物一面落笔。原来苏轼等六个用例，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不易的，但他们沿袭多，创新少；修改后更能看出一个艺术意象嬗递演化的轨迹，把作家们的创作构思抉剔入微。
内山精也：我们的日译本原有新旧版本校勘的项目，但有位日本前辈学者善意地提出，这样做对作者是否合适？
王水照：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后二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管锥编》有专册《增订》本，《谈艺录》（补订本）更是新旧合璧，“订益”几达全书之半。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点，表现了他潜心琢磨、孜孜矻矻、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一位大学者坦荡的学术品格。这也应是“钱锺书风格”的独特表现之一。他因此获得读书界的更大崇敬。
第四，从贯通互参的角度读全书。由于体例的限制或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此书的有些部分如能跟钱先生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合读，可以加深理解。《谈艺录》《管锥编》中对宋诗的直接论述尤应辑录、对读。例如《宋诗选注》中对江西诗派以至宋诗的用典之风都持严峻的批评态度，就可参看《管锥编》第四册“《诗品》之特识”条（1447页），该条称赞钟嵘对用典之病的批评，并戏称为“钟嵘症”，如果再读《谈艺录》中举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的20多例（243页），论黄庭坚“钩章摘句”条（22页），论陆游的“蹈袭之病”（118页）等，对钱先生的严峻态度就能了然于胸。《谈艺录》“山水通于理趣”条（237页）论邵雍、周敦颐、程颢、朱熹等人“皆以怡情于山水花柳为得道”的“玩物为道”的观点，与其“玩物丧志”说相反相成，也与本书中论道学与诗歌的微妙关系一脉相承。有时《宋诗选注》中的片言只语，如能互参综观，收获必多。如论张耒“有一小部分模仿杜甫的语气雄阔的七律，又好像替明代的前后‘七子’先透了个消息”，《谈艺录》“七律杜样”条（173页）对此有较详的说明。最有意思的是陆游《醉歌》一诗。此诗写作者对当年从戎时杀虎豪情的追忆，但一个长注撮述了陆游对此事的前后自述，却发现此事有疑：“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点明武器、情景、时间的破绽。如果读《谈艺录》中关于陆游“好谈匡救之略”的“官腔”等议论（132页、457页），对此处的言外之意也能心领神会了。总之，钱先生对宋诗的见解自成体系、前后一贯，他的著作实互为经纬，可以彼此发明的。
三、关于选目的疑问
内山精也：提一个可能不恰当的问题：有些历久传诵的作品似未选入此书，这能否适应初学者借以了解宋诗概貌的要求？
王水照：钱先生去年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宋诗选注》新写一篇前言——《模糊的铜镜》（又载《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这部书作为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读本丛书的第五种，它的选目必须经过所内集体讨论才能决定。由于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编者本人反而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种情况对你来说，似乎不可思议，但这是事实。
尽管如此，钱先生在《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六不选”原则[1]，其主旨就是把诗当作诗，坚持艺术审美的标准，这在当时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为不选文天祥《正气歌》而付出过代价。选目中还发掘了有价值的作家作品，在宋诗比较缺乏浪漫主义精神的情况下，王令这位“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却一度遭遇冷落，经过此书的表彰而为学术界重新重视，就是著例。
［附记］
真没想到，这次“对话”促成了一桩跨越国别、超越年龄的“文字因缘”。
内山精也君1988年来沪留学时，在给我的《进修计划表》上，曾要求给予访问钱锺书先生的机会。但他深知钱先生倦于应接，我也一向遵守“不干扰即尊敬”的原则，所以彼此就不再议及。我和他《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发表后，他终于委婉地说：“我想到北京去一次。”于是我不得不向钱先生提出请求。很快就收到先生的来函：“内山先生惠过，当遵命晤谈，以结文字因缘，亦杜诗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一笑。”他还说已看过我们的《对话》，“奖借过量，益增惭悔”。内山君获悉后，1989年11月1日即匆匆飞往北京。
11月7日晚，窗外大雨如注，宿舍区阒然无声，内山君竟来叩门。在门口，他就急切地告诉我：“我已见到了钱先生，这次对我太有意义啦！”我让座后，才知他刚从京返沪，要把会见的情况尽快让我知道。他说：“这次谈话真是一种享受。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只是静静地聆听。先生思维敏捷，幽默风趣，时时夹着英语、法语，对目前国外情况也了如指掌，仍在经常阅读外文的报章杂志，完全看不出已是年届八十的老人了。他谈了一个半小时，我却全然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他还告诉我：“钱先生一直杜门谢客，已有两年不在家里接待外国朋友了。我作为少有的例外，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唯一的遗憾是我的汉语水平还差，不能把他的每句话‘吃’进去。”临别时，钱先生亲自题签赠书给内山同学，我们至今还能从当年的照片上看到他郑重而愉快的面容。
这次会见给予内山君极大的鼓舞。他和他的朋友们更努力地从事《宋诗选注》日译工作，还陆续将登载日译稿的《橄榄》杂志按期寄呈钱先生，受到先生的肯定与赞许。钱先生谢世后，杨绛先生继续关注他们的工作，她还特意命我撰写序言，即本书所收《祝〈宋诗选注〉走出国门——〈宋诗选注〉日译本序》，全书四册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受到彼邦学术界与一般读者的欢迎。钱先生所说的这桩“文字因缘”，值得铭记与怀念。
[1] 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不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