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真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即使名师硕儒也不免有缺失和局限。因此，大师也是可以批评的，真正的大师当然也不怕批评。然而，从批评者方面而言，这类批评又必须格外谨慎，因为大师毕竟是大师，放言嗤点，也难免不切不实。
近阅《词学》第14辑《钱锺书先生引词勘正》一文，对钱先生著作中引用词例时之“文句之误”“句读之误”“词牌之误”“作者之误”等多所“勘正”，用心颇细，不为无补；但在探究致误原因时，作者认为是钱先生“于诗馀之道似措意稍少，故引误特多”，“少时涉猎不广，至晚始多加注意”云云。一般认为钱氏学术的最大特点是博大精深，“涉猎”是指知识范围之广狭，“措意”则关乎学术之深浅，“涉猎不广”“措意稍少”正是“博大精深”的反义词，所以这两个断语是相当重的。
钱先生不是专门的词学家，也不见有词作问世，然而并不能因此对他的词学研究水平遽下判断，更不能指为导致文本误植的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说详下）。前已出版的著作《管锥编》等，共征引历代词作约三百六十处左右，数量甚夥；论词的理论性文字如社科院《中国文学史》之《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等，这里也暂不讨论。今仅就《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下简称《札记》）为主要依据作些说明。我和友人已从《札记》中辑录论词文字达四万馀字，其学术内涵将另文论析。兹略举数端以示例。
一、至少看过三遍《全宋词》
先要说明，仅从《札记》来看，钱先生已看过两遍《全宋词》。卷三第2204页第758则云：“重看宋人词（参观第六二三、又七一七则）。赵师侠《酹江月》……（《全宋词》卷三）。”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最早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分卷而不断句；1965年又由中华书局印行，王仲闻先生参加订补，不分卷而断句。《札记》所记，均有卷数，钱先生读的当是初刊本。20世纪60年代，我有次去他家，他正在看《全宋词》中华新版本（样本），就向我称道王仲闻先生修订之功。我因为平素很少听到他的由衷之赞，故印象特深。[1]现阅《札记》，始知他已多次看过初刊本，自然会把新旧两本对勘比较，才能准确评估王氏的劳绩。这样，旧版新版，他至少已看过三遍了。
二、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
再来介绍他的一些词学见解。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学界聚讼纷纭。《札记》卷三第1745页云：
岳飞《满江红》（《全宋词》卷一百十五）。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三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窃谓伪撰者亦是高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本之《汉书·王莽传》中韩威曰：“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旧唐书·酷吏传上》郭霸传：自陈“往年征徐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则天悦”。号“四其御史”。（引者按：此处有旁注，略。）孟郊《猛将行》：“拟脍楼兰肉。”
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而浑成无迹，如“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乃胡世将《酹江月》之“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中天独对明月”（《全宋词》卷八十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乃朱敦儒《相见欢》之“泷河几番清秋，许多愁。叹我贴闲白了少年头”（《全宋词》卷一百二十五）。又，汪晫《瑞鹧鸪》云：“又是鹧鸪三两曲，等闲白了几人头。”（见卷一百八十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乃朱敦儒《苏武慢》之“除奉天威，扫平狂（虏）［寇］，整顿乾坤都了”（《全宋词》卷一百二十三）。李纲《苏武令》之“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骑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全宋词》卷九十二）。又姚嗣宗诗：“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穷鳞。”（《邵氏闻见录》卷十六载。《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四，又《容斋三笔》卷十一引田昼集记张元、吴昊、姚嗣宗事，姚句同《闻见录》。《类说》卷五十九引《西清诗话》作“踏碎”“布衣能办此”，《续湘山野录》作“踏碎”“布衣能效死”。）
1961年夏承焘曾作《岳飞〈满江红〉词考辨》，考此词乃明人所托拟，1981年邓广铭又作《再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等文，力证此词非岳飞不办。他们大都着眼于文献版本、地理方位等予以检讨，钱先生此则札记写作年代待考，但论证的角度可谓别辟蹊径。他认同余嘉锡先生的判断，进而认为“伪撰者亦是高手”，举出“壮志”“怒发”“莫等闲”“驾长车”四例，一一探其取资之源，并赞其能熔铸浑成而自成杰作。这则札记与词学大师夏先生、辛词权威邓先生的论文，观点或有歧异，虽未作详细的考辨和理论的发挥，但在“涉猎之广”与“措意之深”上，不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学术对话吗？
三、对“体制内”词学家的补益之功
有的学者把词学研究家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类，钱先生大概要被列入“体制外”了。但正是如此，恰能提出“局中人”所易忽略的问题。如《札记》卷二第1248页云：
宋人词之不为绮仄、颇导稼轩先路者，东坡名篇而外，如张先《定风波令》（浴殿词臣亦论兵）、《沁园春》（心膂良臣，帷幄元勋，左右万几）（皆见《全宋词》卷二十四），张昇《离亭燕》（卷三十），蔡挺《喜迁莺》（卷三十五），黄庭坚《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鼓笛慢》（卷四十六）……
“诗庄词媚”，久成格套，“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引起人们多少感慨。钱先生在这里一连引了三十多首在题材和风格上雄阔苍劲的词作，从《全宋词》初刊本卷二十四直引至卷一百五十九，其中如刘仲方（即刘潜）、吴则礼、刘褒、高登以及与辛弃疾同时的刘学箕等均是不常为词评家注意的词人。又如在《札记》卷二第1247页引赵文《青山集》评词之语：
赵文《青山集》卷二《吴山房乐府序》：“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
《序》文后面说：“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处乎？”赵文是宋末元初人，曾入文天祥幕。他的这篇整整三百字的词集序，对词与时代的关系，作了剀切详细的阐发，放在词评史上也有相当的价值，但直到今天所见的《词籍序跋萃编》之类的工具书，亦未见采择。
又如邓广铭先生在1991年为《稼轩词编年笺注》所作的《重订三版题记》中特意提到他“失注”的一例，即辛氏《浣溪沙·别澄上人并送性禅师》开头两句“梅子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未注明是从“禅宗机锋语脱化而来”，此次订补，才由助手根据“读者来函”，仅将“桃花开后”句找出《景德传灯录》的出处，责编陈振鹏先生又替他找到“梅子生时”的出处在《五灯会元》。其实钱先生在《札记》中对这两个出处都早已点出，见卷二第1244页。邓先生称赞陈振鹏先生“对我国古典诗词具有精湛的研究，也足以说明他的学识的博洽”，那么钱先生更当得起“精湛”“博洽”之目吧。当然，《题记》的赞誉是含有感谢之意的。
《札记》中论词的大量材料，偏重在他一贯的“打通”之学上。举一例以为谈助，馀不赘。俗谚“天下无不散筵席”，现今工具书大都以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为最早出处（《红楼梦》秦可卿托梦凤姐亦言“盛宴必散”，《聊斋志异·蛇人》也说“世无百年不散之筵”等），钱先生《札记》卷二第1248页云：
稼轩《无题》：“合手下，安排了，那筵席须有休时。”按，倪君奭《夜行船》“年少疏狂今已老，筵席散，杂剧打了”（《全宋词》卷一百二十八），沈竹斋《醉落魄》云：“时光盛逼，杯盘渐渐来收拾。主人便欲留连客，末后殷勤，一着怎生得。来时便有归时刻，归时便是来时迹，世间万事曾经历。只看如今，无不散［的］筵席。”（《全宋词》卷一百四十八）
辛氏《无题》，其词牌为《恋绣衾》。应该说明，钱先生在此处不是在追溯这一用喻的最初出处，而主要在作比喻、意象的“打通”研究，以阐发令人神往的“修辞智慧”，寻求人们相通或相似的艺术思维。
四、文本误植之因及其他
钱先生著作中确实存在文本误植的情况，其原因诚如刘衍文先生所言：“读书太快、抄录过速”“不喜藏书，著述时只凭笔记，连常见书也往往无法核对。”（《钱周之争平议》，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就引用宋词而论，又与他所据为《全宋词》初版本（无断句）也有关系。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管锥编》定稿成书的具体环境。那时他刚从干校回京，和杨先生住在文学研究所的一间研究室里，仅有行军床二、三屉桌二，室徒四壁，连一个书架也没有。所内图书室又尚未启封，他硬是靠着几麻袋的笔记本成就这部皇皇巨著的。致误之由其实很简单，缺少了出版前最后一道工序——严格核对原书而已。当然，钱著中存在这些瑕疵是令人遗憾的，也是应予订正的，但用不着将情况与“原因”说得那么严重。
再回到《词学》上那篇“勘正”文章，所指误舛不少是对的，个别条的考辨也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但《管锥编》不是古籍整理，其引例除无特殊必要，一般并不需严格校勘版本的异同，其书的性质从钱先生认可的英译书名中就可反映出来，即是：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和文学的札记》），而《勘正》作者有时求之过苛，有的更是尚可商榷的。
比如作者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批评钱先生引辛弃疾《鹧鸪天》“欲上高楼本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两句，认为此词并非确为辛作，钱氏失于考核。其理由有四：一是此词辛集“诸旧本未收录”；二是“玩其词意，完全不是陈廷焯所赏辛词风格”，“稼轩饱学才人，当不至谫陋如此”；三是此词“唯载于吴讷《百家词》”，而此本非佳本，不可据；四是《历代诗馀》亦有无名氏同韵之作，与上述词“文句相类，机杼无异”，因而此词“作者是辛弃疾乎？无名氏乎？”处于两可之间，而钱氏“不当漏引了这首无名氏之作，以成双璧”。按，钱先生《管锥编》引此两句，是为了论证扬雄《逐贫赋》写“贫”之于人，如影随形，而“愁”亦如此。其前还引辛氏《鹤鸣亭独饮》：“小亭独酌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那边来。”流传甚广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不也是辛氏名作吗？我弄不明白“欲上高楼本避愁”两句为什么不合“辛词风格”，写了这两句就变成了“谫陋”？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确有误收之作，本乃词总集的普遍情况，不足为怪，何至于怀疑其中每首均误？引不引无名氏之相类词作，实与《管锥编》著作性质了不相涉，而竟斥之为“漏引”，也有点过分。
更重要的是“诸旧本未收录”一语，显与事实不符。考辛氏词集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今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四卷本之《稼轩词》，分甲乙丙丁四集，为辛氏生前所编；二是十二卷本之《稼轩长短句》，为辛氏身后所刊。而钱先生所引“欲上高楼”两句的《鹧鸪天》，赫然见于四卷本《稼轩词》丁集，在涵芬楼影印汲古阁影宋抄本的第二册第17页上一查即得。说“诸旧本未收录”，未免有点武断。顺便提及，《勘正》作者为了贬抑吴讷《百家词》，曾引梁启超谓其所收辛氏集外词“即使真出稼轩，在集中亦不为上乘”等语，以为自己助力；殊不知梁任公在《饮冰室跋四卷本稼轩词》中，对在《百家词》中，“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绝，知马贵与（端临）所见四卷本，固未绝于人间也”，喜忭雀跃之情，溢出纸外，可见他对“丁集”的珍重了。要之，此首《鹧鸪天》既见于“丁集”，仅此一条版本根据，怀疑论似可息喙矣。本来，此词的主名历来是均无异议的。
[1] 他在1978年欧洲研究中国学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讲演《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中，也提到“总集添了相当精详的《全宋词》”，见《人生边上的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