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亚洲自有独特的发展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4 次 更新时间:2015-02-06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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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思潮变化,包括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反思,等等。

很多人希望把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而这又往往导致激进化。指望通过激进政治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只是幻想。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问题的实质更多表现于资本问题,一些弱化的政府没有能力在资本和社会之间达到平衡。

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出现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这是一个深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中东,激进宗教思潮已经导致层出不穷的政治冲突,并有可能延伸到亚洲更多地区。

很多亚洲国家过去一直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影响。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进行的改革很不成功,如今作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安倍经济学”也几近走到尽头。新自由主义导致并加深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认识到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很重要,但也要与社会需要相互平衡。

贫富悬殊是全球性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跨国资本流动引发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很多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了把握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也出现了对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对经济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较多。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往往产生不了有效的政府,从而引发西方对政治的反思。如美国学者福山近年来深入反思西方民主为什么会导向无效政府。把世界分成“民主”和“专制”本来就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任何社会如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秩序。

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失败的例子,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反而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近年来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同其他经济体类似,但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断寻找平衡资本和社会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政府单独投资或参与投资的一些企业,在保障基本社会公正和公平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国家没有类似的国有企业,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可用,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而中国的发展方式有其潜在的优势。

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今天,亚洲国家仍然需要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寻求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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