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通过中国引领、大国互动、多元参与、规制完善等视角对亚洲秩序构建进行了相应研究。但已有研究对亚洲秩序构建与大国崛起的关联性、中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秩序构建中的合作因素讨论不足。亚洲秩序构建关乎中国周边外交前景与中美关系走向，相关研究则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部分。基于此，学术界应从整体性角度把握亚洲秩序的构建，并厘清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上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在构建亚洲秩序时，既需要处理好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把亚洲秩序构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也需要处理好同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系。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洲秩序构建既能发挥中国引领作用与其他国家积极性，又能避免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冲突与战争发生，有利于推进亚洲地区和平与合作。

关键词：亚洲秩序构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美关系 周边外交

一、亚洲秩序构建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秩序作为社会学核心概念，当用到国际问题研究时，兼具实力导向与规则导向含义，主要指稳定的行为模式与状态，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等与地区总体秩序既有关联也有区别。亚洲秩序主要指亚洲地区的相关行为体互相作用下形成的地区秩序。它并非孤立存在，与欧洲秩序等其他地区秩序，以及国际秩序与全球秩序既相互影响，又存在区别。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陷入停滞，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也面临改革，区域秩序建构越来越受到大国的关注。其中，亚洲地区秩序走向尤为引人瞩目。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纷纷发表所谓“印太”文件或战略，既有与美国进行战略配合的考虑，也有主动表达秩序改革的诉求。就连法国也宣称属于“印太”国家，着力维持其在“印太”地区的能力和影响。不仅如此，在亚洲秩序构建中，中国角色引人注目，中国的发展是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最大变量，中国将“走向何方”、扮演什么样的地区角色，决定着亚太地区秩序变革的方向。

不像欧洲与北美地区，亚洲地区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未能建立起来，处于明显缺失状态，一方面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定，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持续发酵，另一方面亚洲尚缺乏被各国普遍接受的机制推进合作。在此意义上，郑永年指出：“我们所经历的亚洲秩序，与其说是亚洲秩序，倒不如说是西方（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秩序在亚洲的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亚洲秩序构建，主动作为、积极推进地区稳定，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与“双轨并进”思路，在阿富汗问题上不仅任命特使，而且提出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的《屯溪倡议》。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提供地区机制公共产品，推进地区合作。目前，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已建立14个多边合作机制，正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

基于此，学术界对亚洲秩序构建也显现出相当的热情，涌现了从中国的地区角色、大国互动、多元参与、规制完善等不同视角的成果。

就中国在亚洲秩序中的角色认知，学术界呈现出修正主义与有条件参与两种主要观点。持修正主义力量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基于崛起大国更希望改革国际秩序的理论，认为中国是打破现有亚洲秩序的主要潜在力量。持有条件参与者的主要是中国学者，基于对中国国际秩序观及国际秩序改革实践的梳理，他们认为，中国既是现有秩序的支持者也是现有秩序的改革者。

在大国互动视角上，学术界认为在过去的国际秩序与地区秩序构建中，大国发挥了核心作用，随着大国竞争在亚洲地区的兴起，大国也相应提出了自身的地区秩序改革方案，这些方案的差异性多于相似性，甚至是冲突的，亚洲秩序构建就取决于大国之间围绕不同国际秩序、地区秩序改革方案的互动结果。持大国竞争的学者首先聚焦于中美竞争，认为中美在亚洲地区的竞争不仅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也是“两种秩序理念”之争，并指出了中美两国的秩序理念以及地区秩序的演变趋势。也有学者聚焦日本，认为日本将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捍卫美国建立的基于规则的现有秩序，并将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还有学者聚焦中印，认为中印存在“邻国困境”，而破除困境的根本出路就是构建“双三角”的地区秩序。

在多元参与视角上，学术界认为不仅大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中起到核心作用，国家联盟也起到重要作用。例如，东盟。有学者认为东盟地区文化的包容性、“东盟+”架构的合理性，以及《东盟印太展望》规划的科学性等，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了方向。此外，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南方”对亚洲秩序构建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在塑造亚洲秩序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在规制完善视角上，学术界认为构建亚洲秩序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地区行为规范和地区制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分析中指出了重建规范与制度的具体方向，比如，有的学者指出，“亚洲各方对于主权和平等、软制度和弱约束、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强烈诉求，成为亚洲地区秩序构建的重要动力和显著特征”，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重构现存国际责任体系，确立更具广泛性与时效性的国际责任结构，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终确立提供新的伦理标准。有的学者认为，“规范等级体系变动是影响亚洲制度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张“关注地区制度竞争特别是异规博弈可能出现的极端化趋势”。还有一部分学者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认为亚洲区域机构的兴衰是一个极其动态的过程，未来的东亚体系将呈现出“嵌套交叠式”制度联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美国的双边盟友体系与东亚的多边体系将同时存在、互相交叠。

综上可见，已有研究主要在以下方向取得进展。其一，相关概念的辨析为亚洲秩序构建研究提供了一定学理基础。其二，普遍认识到当前亚洲秩序处于变革当中，指出中国应引领地区秩序走向。其三，普遍认识到影响亚洲秩序构建的多元主体，既包括大国、中等强国和“全球南方”国家，也包括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等。

但已有研究，特别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对于亚洲秩序构建的整体性把握不足。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东南亚、东北亚、南亚等次区域秩序上，缺乏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整体分析与综合研究。从成果形式来看，学术界涉及地区秩序的研究多以学术论文或者相关观点的方式呈现，极少有专著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第二，对于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中的引领作用分析不足。国外学者普遍持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将中国视为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力量，将中国崛起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中国在国际秩序里的影响力提升更多持有担忧或警惕立场。由于更多聚焦于所谓“中国动机”，美西方对于中国为何推动与构建新国际秩序以及构建何种国际秩序的理性讨论明显缺乏，尤其缺乏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深入系统研究。而中国学者尚缺乏对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自觉。第三，对于中等强国等行为体如何影响亚洲秩序的分析不足。学术界普遍注意到大国对于争取中等强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其秩序构建的支持至关重要，但是对于中等强国、“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行为主体是如何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的有关研究极为薄弱。实际上，这些多元主体并非被动地追随大国的秩序构建，而是在秩序构建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甚至是极强的行为自主性与战略主动性。第四，对于亚洲秩序构建的合作因素分析不足。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中美、中日、中印等大国之间在亚洲或“印太”地区的秩序竞争，忽视了亚洲秩序构建过程中的大国合作研究。考虑到亚洲地区权力分化，相关行为体若缺乏基本合作，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亚洲秩序理念都难以变成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目前对地区秩序中大国互动的研究更多是服务于对大国关系的研究，而不是对亚洲秩序的深入研究。第五，对于“大国崛起应主动利用地区秩序构建作为依托”缺乏深入研究。关于崛起大国与地区秩序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涉及崛起大国对既有秩序的冲击及其引发体系战争的条件、主导大国如何化解崛起大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击，以及地区秩序如何塑造大国崛起进程等，缺乏从历史主动的视角去分析地区秩序构建如何为崛起大国实现崛起目标服务的有关研究。

进一步研究亚洲秩序构建重点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厘清亚洲秩序构建对于中国的意义。当前把亚洲秩序作为整体研究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亚洲地区极其多元化、各个次区域间差异较大，比如就经济而言，亚洲前五大经济体，东北亚地区占到四个，即中日俄韩；就安全而言，东南亚内部合作与中亚内部合作走在前列，东北亚出现阵营对抗趋势，而南亚始终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和相对封闭性的战略单元，呈现“结构失衡与断裂性融合”特点。但尽管如此，亚洲具有许多共同性，尤其是中国作为亚洲地区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该地区发展休戚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由此可见，既需要探讨次区域秩序构建，也需要将亚洲作为整体，探讨其秩序构建。

另一方面，厘清中国在亚洲秩序构建上能够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考虑到亚洲秩序构建主体的多元性与构建动力的差异性，要着重研究中国需求与地区其他国家需求之间的平衡，以“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方式推进合作。“传统大国博弈视角对理解东亚‘经济—安全二元格局’有一定价值，但无法解释周边国家对华战略的差异与变迁，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周边国家战略自主性，无法真正回应周边国家的个性化需求”。

二、方向之一：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亚洲秩序构建是中国外交需要面对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相关研究必须首先考察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

作为大国，亚洲秩序构建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外交课题和重大时代课题。巴瑞·布赞（Barry Buzan）指出，“一个大国要取得真正成功，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稳定的国际秩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看，亚洲秩序构建关乎“周边外交”与“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两个中国外交“重心”的走向，相关研究必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基础性与战略性的理论问题。基于此，亚洲秩序构建研究首先应该关注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洲秩序构建与中国周边外交成效的研究。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重心由此前的“大国外交”一个重心转变为“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并重的双重心。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梦想逐渐变成现实，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感知最明显与反应最大的当数亚洲国家。考虑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周边国家不仅会考虑对其经济利益影响，而且会考虑对其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地缘安全利益影响，以及人文合作影响等，这些并非某一个合作文件或者某一个合作项目能解决的，需要通过秩序构建系统推进与亚洲国家共同发展，增进亚洲国家利益，助推周边外交。况且，当前亚洲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尽管其背后原因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关国家对地区既有秩序不满，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国家之一，理应通过秩序塑造与构建回应其合理诉求。在秩序构建上，最期待看到中国方案与中国担当的当属亚洲国家。因此，亚洲秩序构建研究应该为此提供理论解答。

第二，亚洲秩序构建与中美关系走向研究。当前，美国通过“安全—经济—外交”三位一体的手段越来越深入介入亚洲事务，其根本动因在于其将中国界定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企图通过重塑亚洲秩序阻断中国崛起之路。美国对中国围堵打压的具体做法是高举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自由航行”的大旗，纠集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向中国施压。

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以及其战略设计来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很可能继续介入亚洲事务，并利用在该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体系对中国打压。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把潜在的敌手尽量远拒于国门之外，中美两国就在这个空间内活动。究其原因，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态势下对中国进行战略打压就必然需要“借力”，随着亚洲崛起，该地区相关国家成为美国主要的“借力”对象，同时，从美国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围堵行动希望首先从中国“家门口”开始。美国的行为不仅会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推动周边国家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与供应链依赖，阻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这种背景下，中国如果不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在地缘政治上很可能将处于被动。反之，中国应通过主动推动秩序构建抵消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迫使美国理性处理对华关系。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能推进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妥协，将有利于实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和平共处。因此，中美关系是亚洲秩序构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方向之二：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亚洲秩序构建

国际与地区秩序构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实力分配与规范认同的角度，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均势秩序、霸权秩序、权威秩序，但是还没有出现过“共同体秩序”。当前对国际与地区秩序的研究多从权力转移、国际制度等角度入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出发进行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尤其缺乏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深入系统研究。由此可见，通过深入分析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秩序内涵、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亚洲秩序构建的实践价值，以及如何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切入点推动亚洲秩序构建，将深化对“共同体秩序”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推动学术界深化对国际与地区秩序构建的知识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不仅如此，中国还明确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亚洲各国要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对于亚洲秩序构建具有鲜明的实践与理论价值。

第一，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历史经验表明，不同大国在崛起时对地区战略与世界战略处理方式不同，结局截然不同。“几百年来，所有大国特别是强权大国兴起的前提之一，是在其周边构建了一个非常紧密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共同体，形成了一个友好国家体系”。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得到亚洲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要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亚洲人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迄今为止，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经济纽带更为牢固、政治外交关系更为紧密、安全主张得到越来越多认同、人文交流更为紧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亚洲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遇，将持续为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支撑。比如，2013年中国GDP总量为59.3万亿元，202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26万亿元，比2013年翻一番。中国的快速发展首先惠及周边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还成功建设了一批标志性项目，比如，中老铁路与雅万高铁开通运行等。

第二，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能有效缓解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中国推动构建亚洲秩序所面对的最大外部障碍是美国因素。实际上，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有利于中美两国逐步实现合作与达成大体战略均衡。一方面，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打压不同，中国的对美政策表明，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实现合作为目的。另一方面，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在要求，以及中美两国实力格局和两国利益诉求、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影响与利益考虑，均要求在亚洲秩序构建上以权利分享为原则。在秩序构建中，如果不以权利分享为原则推进亚洲秩序构建，就会专注于权力竞争，那么亚洲秩序构建就必然是大国之间以实力为基础相互打压，势必再次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由此可见，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以权利分享为原则，这就避免了美国所担心的被排挤出亚洲地区，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实现和平是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质要求。当前，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尽管视角不同，但无一不体现出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实现和平的价值追求。多数学者从区域一体化视角研究亚洲命运共同体，认为其实现的关键在于与周边国家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关于如何实现区域合作共赢，有的学者主张应更多在产业、贸易、货币与金融等领域上下功夫，有的主张应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来实现。还有一些学者是从文明交流视角研究亚洲命运共同体，认为只有倡导构建起亚洲的多元文明才能构建起亚洲命运共同体，在具体构建路径上，有的分析了“亚洲价值观”的意义，有的分析了“东亚共生”理念对此的价值。但相关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阐述了良好的和平环境对于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但研究仍不突出，存在进一步整合挖掘的空间。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哲理含义与实践意义折射出其对亚洲秩序构建的潜在价值。“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有学者指出，当前国际制度秩序正在从基于西方理念与西方规则的所谓自由主义制度秩序，向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真正多边主义的新型多边制度秩序转变。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可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延伸和发展。”

但是，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推进亚洲秩序构建研究仍需厘清其基本内涵与根本特征。亚洲命运共同体旨在以“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为基础，通过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合作平台，尤其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具体实践平台，实现亚洲的共同发展，其特点突出表现为主动性、合作性、平等性、和平性、继承性。对此，还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关研究。

其一，周边外交理念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周边外交的理念将主动助力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上还提出“正确义利观”的理念，他明确指出，“做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作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针对“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理念，不仅其思想内涵丰富，而且也产生了生动外交实践，比如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援助等。通过对这些理念的深入分析，对中国主动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

其二，区域合作平台研究。亚洲地区已经有一系列区域合作平台，比如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澜湄合作”等机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把区域合作视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亚洲地区也不例外。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亚洲国家地理上临近，这是中国推动区域合作有利条件，应旗帜鲜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与“双循环”战略有机结合，推动实现中国与亚洲国家共同发展。此外，从美国在亚洲地区通过四方安全对话、五眼联盟、芯片四方联盟等小多边机制旨在将亚洲地区分裂与孤立中国来看，中国也应在区域合作推进过程中领先美国，以共赢的区域主义对冲美国的小多边主义，以合作性化解美国的对抗性。

其三，其他国家的秩序理念研究。对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美国对华打压与中美关系的视角，还要从周边外交的方向深入分析亚洲国家外交的战略主动性与亚洲国家的行为自主性。将“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并列置于中国外交的重心地位，而非从属于“大国外交”，恰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更是将来中国成功推动实现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优势、底气、信心所在。分析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构建，必须从平等性出发，把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摆进去，需要深入分析这些国家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态度，深入分析他们有关亚洲秩序构建的愿景与相关举措，以及其对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影响，把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秩序理念、地区相关国家秩序理念对比起来综合研究。

其四，亚洲热点问题研究。亚洲热点问题不仅直接影响该地区能否形成安全共同体，而且对该地区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等也将造成直接影响。南海问题直接涉及中美两国在地区秩序上的叙事逻辑，这一问题也是美国介入亚洲地区的重要抓手。南海问题涉及的国家最多，其解决前景将直接攸关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否在东南亚地区落地生根。钓鱼岛问题与中印边境纠纷不仅涉及相关领土纠纷，也涉及中日两国与中印两国有关地区秩序的构建，中日历史问题之争的发展走向也影响两国在地区秩序上的话语权大小。对这些热点问题的深入分析并探索有效解决思路，是中国推动秩序构建和平性的本质要求，也将会实质性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

结语：主动塑造地区秩序构建

中国应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归根结底在于亚洲秩序构建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无论中国主观上是否愿意推动，亚洲秩序处于深刻调整中是客观事实，顺势而为则掌握主动权，静观其变则可能消极被动。中国通过主动推动亚洲秩序构建，将有效弥补该地区秩序的缺失，弥补地区治理赤字，有效回应亚洲国家与人民对地区稳定的诉求。亚洲地区的稳定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休戚相关，因此，对亚洲秩序要从“崛起国应主动利用地区秩序构建服务于崛起目标”的方向进行认识并加以深入研究。总而言之，从亚洲秩序构建的客观要求来看，亚洲秩序构建应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推动落实亚洲命运共同体应以亚洲秩序构建为方向。迄今为止，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美国加大对亚洲事务的介入力度、极少数周边国家对华态度发生微妙变化、亚洲地区信任赤字有所上升、逆全球化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同时，如上所述，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共同体秩序尚未从理念转化为实践，中国以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秩序构建目标既具有巨大潜力，但还面临较大困难。相关研究应着重处理好周边外交理念、区域合作平台、亚洲地区热点问题、地区其他国家秩序观念问题的理论建构。

（本文注释内容略）

王俊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1000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1期P130-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