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杜赞奇关于“亚洲的回归”的论述展开对话，深入探讨“亚洲”概念的历史构造及其多重内涵。杜赞奇指出，亚洲成为一个区域是帝国区域主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反思宫崎市定“东亚近世史”和贡德·弗兰克“世界体系”等学说，则可以进一步揭示“亚洲”概念在殖民、冷战及全球化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含混性与矛盾性。重塑亚洲概念应超越欧洲中心主义逻辑，通过挖掘亚洲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构建一种多层次、开放性的“跨体系社会”，以应对当代全球秩序中的“新帝国”挑战。
作者：汪晖，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本文载于《中国学（中英文）》2026年第1期。
杜赞奇所写的《亚洲的回归：构建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区域概念》是一篇内容丰富且引人深思的论文，其对“区域”与“区域化”范畴的区分，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进路（historical approach）。19—20世纪作为区域存在的亚洲，乃是帝国区域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区域化方案共同作用的结果。亚洲“现代性”问题，归根结底必须处理亚洲与欧洲殖民主义，以及亚洲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双重关系。尽管许多研究尝试从长时段历史视角将亚洲视为一个区域，但其中大部分论述，皆可被视为基于19—20世纪帝国主义或反帝国主义方案对亚洲早期历史的现代建构（modern construction）。
举例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宫崎市定便开始通过研究广泛的历史交通联结，探索“宋代资本主义的诞生”。他坚信：“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尽管他的“东洋近世史”理论与日本当时的“大东亚”构想存在重叠，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观察中所蕴含的洞见。宫崎市定从世界历史的维度察觉到：大运河的开凿、人口向城市流动、香料与茶叶等商品流通对欧亚贸易网络的串联，以及蒙古帝国扩张所带动的亚欧艺术文化交流，不仅改变了中国与亚洲社会的内部联系，更通过海陆交通将欧亚大陆紧密联结。假如早在10世纪或11世纪，“东洋近世史”就呈现出这样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特征，那么欧亚这两大世界的历史发展究竟是仅仅处于“平行”状态，还是存在更为深层且紧密的关联？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指出，欧亚大陆在13—14世纪便已深深交织在一起。因此，任何关于现代性起源的探讨，必须建立在一种以这种关联为特征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假说之上。这种交流的意义并非两个世界的简单绑定（bundling together），它更像是被一根皮带连接的两个齿轮：当其中一个转动时，另一个必然随之转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合乎逻辑的结论：
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需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要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
宫崎市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史，其关于亚欧交涉（intercourse）的论述则略显单薄。另一方面，贡德·弗兰克的研究则带有经济决定论（economistic）色彩并以贸易为中心，未能对欧洲历史的内在动力及其产出的资本主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他们基于海洋世界所构建的结构化叙事中，战争、偶然事件以及其他历史因素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了背景。然而，二者的论述从不同视角出发，为我们勾勒出谱写新“世界历史”叙事的可能性。
于是，在这样一个互动性的历史叙事中，“亚洲”观念的解释效力（efficacy）便随之削弱了，因其既非一个自足的实体（self-contained entity），亦非一套封闭的内在关系；它既非线性世界历史的起点，亦非其终结。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个既非起点也非终点、既非自足主体也非从属客体的“亚洲”，为重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契机（moment）。若欲匡正有关“亚洲”理论的误区，亦须重新检视“欧洲”这一范畴。借用列宁（V. I. Lenin）的话语，我们终究要问：这所谓的“先进的欧洲”究竟源于何处？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关系导致了亚洲的“落后”？社会内部的历史关系固然重要，但从长远的历史维度来看，我们应如何评估日益扩展的跨区域关联对社会内部转型的塑造作用？如果关于亚洲的讨论继续建立在那些被视为“不言自明”（taken as self-evident）的欧洲概念之上，而不去透彻地清理促成欧洲概念形成的动力，那么此类论述将无法摆脱其内在的含混性。
此处关于亚洲的讨论，与其说证明了亚洲的自主性，不如说揭示了“亚洲”观念本身的含混性与矛盾性：这一概念兼具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保守与革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色彩；它既源于欧洲，又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意象（image of itself）。它与“民族国家”及“帝国”这两个范畴紧密交织——既被视为与欧洲对立的文明实体，又是地缘政治建构下的地理范畴。我认为，当我们审视亚洲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自主性时，必须严肃对待与其产生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衍生性（derivativeness）、含混性（ambiguity）与非连贯性（inconsistency）。这些都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且唯有置于这些关系中，它们才可能被超越或克服。
由此，我愿将先前在《亚洲想象的政治》一文中所论述的要点概括如下：第一，“亚洲”观念始终与“现代性”及资本主义议题休戚相关，而“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则在于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演进。亚洲叙事中民族主义与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之间的张力，与资本主义市场对国家及国际关系的双重依赖高度相关。正因关于亚洲的讨论根植于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范畴，亚洲社会间历史关联的多样性、制度形态、风俗及文化模式，便只能经由“现代性”叙事才能得到理解；而那些独立于该叙事之外的价值、制度与礼仪的分析，则往往被压抑或边缘化。正是在此意义上，当我们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时，如何发掘这些被封存的历史遗产——价值、制度、礼俗及经济关系——并借此重构欧洲“世界历史”，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第二，在当前阶段，显而易见，民族国家仍是推动亚洲内部区域联系的主要力量，其表现如下：（一）区域关系实为国家关系的延伸：无论是由马来西亚推动的“东亚经济核心会议”（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简称 EAEC），还是由韩国倡导的“东亚思想库网络”（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简称NEAT），抑或是诸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ASEAN）、“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SCO）等区域组织，所有这些国家间关系的形成，都以经济协作的发展或国家安全合作为主轴。（二）亚洲区域内的政治秩序整合仍受到冷战结构的深刻制约：历史遗留的结构性对峙，以及特定国家在防务主权上的非对称性，都说明了19世纪以来开启的民族主义仍极大地决定着东亚的权力关系。（三）由于关于亚洲的新叙事倾向于构建某种保护性、建设性的区域网络，以抵御全球化带来的单边霸权主导与动荡，因而“民族问题”仍然是亚洲问题的核心。尽管对亚洲的想象常诉诸模糊的亚洲认同，但若审视这一理念背后制度与原则的前提，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亟待超越的政治架构便显现出来了。因此，在当下如何处理民族解放运动的遗产（如尊重主权、平等、互信等）与传统区域关系，仍是一个亟需严肃思考的问题。
第三，与前述两点紧密相关：亚洲想象中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来自现代欧洲所构筑的“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binary）。这种二元论的历史涵义在于：民族国家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唯一形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前提。然而，这种对立不仅将“帝国”范畴下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高度简化，亦低估了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样性。
现代亚洲想象主要基于国家间关系，鲜少涉及亚洲复杂的族群、区域交往及各类相互作用形式——而这些通常被归类为“帝国”范畴之下（例如跨国朝贡网络、迁徙模式等）。问题在于：在民族国家已成为主导性政治结构的时代，传统亚洲在交往、共存及制度形式上的丰富经验，能否为克服民族国家体系所带来的内外双重困境提供可能？
第四，亚洲这一整体范畴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与参照（contradistinction）中确立的，它涵盖了极为异质的文化、宗教及社会要素。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从当前体制来看，亚洲都不具备构建“欧盟式”超国家整体（superstate）的条件。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拜火教、道教与儒学，皆源自被我们称为“亚洲”的这片大陆——它占到全球陆地五分之三的面积、涵盖超过半数的世界人口。因此，任何将亚洲定性为单一文化体（unitary culture）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儒家亚洲文化圈”（Confucian Asia）的理念甚至无法涵盖中国自身；即使将亚洲范畴限缩至东亚，我们也无法回避该区域内部的文化异质性。任何关于亚洲的新想象，都必须将文化与政治的多样性愿景同区域政治经济架构结合起来。高度的文化异质性并不意味着亚洲无法形成明确的区域架构，它只是提醒我们：任何一种这样的架构，均必须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因此，亚洲想象的两个可能方向如下：（一）汲取亚洲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发展出能使不同文化、宗教与族群在民族国家与亚洲区域语境下平等相处的新模式；（二）构建多层次、开放性的社会组织与联通网络，以协调经济发展、缓解利益冲突并化解民族国家体系固有的风险。
第五，从历史来看，亚洲与欧洲、非洲及美洲在宗教、贸易、文化、军事与政治上有着长期且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将亚洲视为一个“放大版的民族国家”或是以此为模型来描述亚洲，都是不恰当的。亚洲这一理念从未被纯粹地自我界定，它始终是与其他区域互动的产物；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为了确立亚洲中心主义，而是试图根除那种由自我中心主义、排他性与扩张主义所主导的逻辑。在此意义上，洞察“新帝国”（new empire）内部的无序与多元状态，打破那种“不言自明”的欧洲观念，不仅是重塑欧亚理念的前提，更是摆脱“新帝国逻辑”的必由之路。
第六，如果说挖掘亚洲的文化潜力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那么重构“亚洲”观念，便构成了对那些曾导致亚洲分裂的殖民性、干预性及支配性力量的反抗。亚洲想象的共性，部分源于其在西方殖民主义、冷战及当代全球秩序下的“从属地位”，亦源于亚洲的民族自决、社会主义及殖民地解放运动。若不承认这些历史条件与运动，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性”对亚洲的意涵，亦无法理解亚洲分裂与战争风险的根源。人们常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视为冷战的终结；但在亚洲，冷战结构（structure of the Cold War）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变体。然而，当下关于亚洲问题的讨论，或由国家行为体主导，或由知识精英垄断，而广大的亚洲社会运动主体——工人、学生、农民及女性——对此却表现出某种疏离。这与20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狂飙突进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便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已临近尾声，其历史遗存仍是激发出新式亚洲想象的活力源泉。
作为结论，我愿再次强调：亚洲问题绝非单纯的亚洲内部议题，而是一个“世界历史”问题。重新审视“亚洲历史”，既是为了重构那套源自19世纪欧洲的“世界历史”叙事，也是为了打破21世纪的“新帝国”秩序及其关联逻辑。
[译者：许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延雨，上海交通大学实践型副教授。校者：潘玮琳，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