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日瓦戈医生》:爱的审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7 次 更新时间:2014-07-28 13:10:34

进入专题: 日瓦戈医生  

潘知常 (进入专栏)  

  

  一、“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维特根斯坦在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掩卷而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 我一直想说,这也是我在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的最大感慨。

  写作的权利意味着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而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日瓦戈医生》所赢得的,正是人的尊严、文学的尊严。母庸讳言,对于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作家来说,这应该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尊严。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实践,也是20世纪最为严峻的时代课题。 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描述的:“血的海洋会逼近到每个人的脚下,溅在所有企图逃避、苟且偷安的人身上。这场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然而,也因此,对于所有置身社会主义这一特定背景的人来说,“社会主义”就必然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帕斯捷尔纳克的可贵在于,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挑战。“如果我们还能活到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并且看到这些回忆录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五年或十年当中的感受,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场社会变革,而且还是一次精神事件。因此,它不但需要政治的总结,而且需要精神的审判。而这一切,也正是一个作家的所能为与所应为。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曾经借助濒临死亡的俄狄浦斯王之口声称:“你们在快乐的日子里,要念及死去的我,那你们就会永远幸福。”莎士比亚也在《哈姆雷特》中借助濒临死亡的哈姆雷特之口声称:希望后人能够想起他的故事。帕斯捷尔纳克禀承的也正是这一作家的神圣职责。“远远胜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感受”,被他“记录下来”,并载入《日瓦戈医生》的字里行间。他借助《日瓦戈医生》所写就的,正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历程的一部不朽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他所完成的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审判。

  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命运把他抛入20世纪的俄罗斯炼狱,让他置身一个悲欣交集的时代,而他则以极大的勇气去面对这一炼狱与时代。他明白自己的选择,也明白这一选择必然意味着承担,甚至意味着生命的代价。何止是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在任何时代,类似他的这一选择都不会获致当政者的首肯,都会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都会被“排斥”为“异己”,“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受伤”。回想一下斯大林的称他是“天外来客”,肖洛霍夫的说他是“寄居蟹”,还有某些评论家的指责他脱离人民,他的声音也“经常被时代的进行曲和大合唱所淹没”,就会意识到上述的“排挤”与“排斥”。但是,这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深刻。他最早意识到:每个个人都是整个国家,是个人的尊严作为前提在维护着国家的尊严。对于任何一个个人,国家都既不能“预支”,也不能“透支”。而且,自己所要求的自由,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争取之;自己所拒绝的专制,也就必须为所有的人去拒绝之。因此,只有拯救自己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维护个人的尊严,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胜过时代的雷霆,个人的声音就是时代的最强音。1935年夏天,他临时被派去参加巴黎和平代表大会,会议中全世界的作家在酝酿要组织起来反法西斯,但是他却说:“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这当然是一个置身边缘情境的“边缘人”,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中不无痛苦地倾诉的那样:“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 然而,也正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显然,倘若统治者的操纵历史的权利是真实的,那么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思想的权利就同样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加真实的。作为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的见证者与守夜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个人,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也犹如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的赞叹,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有权写作”。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一直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于美学的痛斥而惭愧:“美学并不存在。对我来说,似乎美学不存在是对它的一种惩罚,因为它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因为它在对人一无所知的时候,胡扯专业问题。” 因为这无疑也是中国的美学研究的通病。而帕斯捷尔纳克显然没有“撒谎、妥协、迎合俗趣、屈尊俯就”,也没有“胡扯专业问题”,而是敏捷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帕斯捷尔纳克念念不忘的是“还债”。在逝世前的一年,他还对一位美国诗人说:“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在我缓慢的写作过程中变得一发不可遏制,在那以前,我多年仅仅从事诗和国外作品的翻译,我有责任通过小说评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饶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父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在百花盛开的时候,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我不知道《日瓦戈医生》作为小说是否获得了彻底的成功,但即使它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仍然觉得比我的早期诗歌具有更高的价值,内容更为丰富,更具备人道主义精神。” 在一封书信里,他还进而提到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有的人非常爱我(他们为数极少),我的心有负于他们,……我是为他们而写的,好象是给他们写的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在另一封书信里他还说,“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我感觉对我的同代人欠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正是为了还债”,“这种负债感”,“我的心有负于他们”,“这部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话语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身责任的觉察。这是一种身为作家所必不可少的绝对责任,只要联想到“丧钟在为每一个人而鸣”,我们就不难领悟这种绝对责任意味着什么。

  

  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贱的头颅

  由此,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毫无怨尤地接受了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 但是他却同时又以无限的责任感回报着世纪所给予他的一切。50年前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帕斯捷尔纳克因此而成为“诺贝尔”百年历史上罕见的因永恒荣耀而招致终身灾难的作家,这意味着:那个世纪对于这一个人欠下了巨债而且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偿还,因此,那个世纪也没有因此而被赎回。这,实在是那个世纪的遗憾,也是那个世纪的耻辱。但是,这却并非帕斯捷尔纳克的遗憾与耻辱。因为,他已经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他看来,革命固然是对现实的拯救,但是美学却是拯救之拯救,如果你在美学的立场上质疑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事实上也就在精神上拯救了这场拯救现实的革命。这美学的拯救、精神的拯救,就是他自己所肩负的世纪巨债,也就是他自己所意识到并主动肩负的绝对责任。写作,是他完成这一切的唯一可能,一个人对于一个世纪的巨债借此得以偿还,一个人的自我也借此得以赎回,这,实在是一个人的光荣,一个人的辉煌。

  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 不错,这确实是“真正的作品”。作为一个世界闻名的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意识到:“抒情诗已经不能表现我们经验的广博”。在提及几位诗人的自杀时,他也一再为 “生活已经变得过于沉重,过于复杂”,而自己尚未找到最恰当的形式和语言去表达而苦闷,“写下去,过于艰难”。最终,他不惜从抒情转向了叙事,转而“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并 “重新创造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在死后发表的自传性随笔《人与事》中,帕斯捷尔纳克自陈说:“这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为何转化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前后的俄国社会生活,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卫国战争……当这一切纷纭错乱地汇聚而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40周年庆典之际,他呈上了自己的最好纪念——《日瓦戈医生》。这是在那部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献媚于斯大林的淫威而昧心编纂的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教程》大行其道、招摇过世之际的一部真正的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记。一切的一切都“转化为艺术现实”,并且“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让我们想起的是在中国的秦始皇凶焰熏天之时的孟姜女的长歌当哭,或者司马迁不畏汉武大帝的淫威所呕心沥血而出的《史记》,或者面对法国的拿破仑的革命与暴力狂飙而毫不退让的雨果的《九三年》。俄罗斯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是的,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无疑让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的中国作家全都黯然失色。同为曾经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当我们回首前尘却惟馀惭愧。我们迄今也没有能够产生诸如此类代表着民族的良知与良心的大师与巨著。“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固然是我们的耻辱,即便是在这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噩梦结束以后,我们的一切也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谓予不信,不妨把帕斯捷尔纳克所生活的时代置换成我们的解放战争、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试问,我们又有哪一位名家与名作成功地面对了这一切呢?没有!恺撒的宝剑。早已败坏了美学的趣味。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的作家中我们从未看到过帕斯捷尔纳克那种令人充满敬意的负债感以及对于作家天职的自觉。多年前,看到我们的屈原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去求得一个小小的楚国之君的认可,我们的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抛妻舍子地去追随皇帝,对于他们的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精神王国中同样是国王,没有意识到皇帝无数但是屈原、杜甫只有一个,没有意识到通过自己的诗歌去拯救这个时代有着比现实的拯救远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就留下了深深的困惑。而今再看看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的对于现实的俯首称臣,想想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在内的一代名家的不约而同的对于文学以及对于文学职业的蔑视(诸如千万不要再去学文学,不要去作什么空头文学家之类)。我们就会洞悉:在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既不存在敢于置身“边缘情境”者也不存在任何的“负债感”,“有权写作”的“真正的人”还没有诞生!最终的结果,就是20世纪令人遗憾地与我们擦肩而过。而在新百年新千年来临之际,倘若我们还有羞愧之心,倘若我们也还有进取之意,那么,唯一的选择必须是也只能是:回到俄罗斯文学,回到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日瓦戈医生》。因为,那里是培养人性的温床,也是爱的学校,痛定思痛,在俄罗斯文学面前,在帕斯捷尔纳克与他的不朽名作《日瓦戈医生》面前,我们必须低下自己卑贱的头颅!

  

  二、“我们是俄国恐怖年代的孩子们”

  

  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

  作为20世纪俄罗斯的精神史记、心灵史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面对的是美学应当面对的,发现的是美学应当发现的。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能不想起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宗师——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没有亲身经历过1917年以后的一切,但是,在他的《群魔》中,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1917年革命的一切的可能后果其实都已经完全呈现。而他的《罪与罚》也完全可以再加一个副标题:《1865》,以便与司汤达的《红与黑》的副标题《1830》彼此一致 。他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 重温一下他在小说最后所浓墨重彩地书写的那个世界噩梦:“某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可怕瘟疫”,“出现了某种新的旋毛虫,侵入人体的微生物。不料,这些微生物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精灵。人们食用了这种微生物,立刻就会精神失常,陷入疯狂”,“他们不知道谁审判谁,怎么审判,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人们互相残杀,怀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 回顾一下在他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是一个“忧郁的先知”。而他一生中都在有意无意地思考的问题:“现在在俄罗斯谁不自以为是拿破仑呢?”则在身后的无数来者中激起无穷的深长思考。

  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这“无数来者”中的佼佼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潘知常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日瓦戈医生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63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