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介之:世纪苦吟: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41 次 更新时间:2007-10-18 0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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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介之  

  内容摘要 20世纪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我国的接受曾出现过某种延宕,但是我国读书界一经直接阅读《日瓦戈医生》,便立即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作家以诗的语言对动荡的20世纪的叙说,对这一世纪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出色艺术表现,使中国知识者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而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份量和命运,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机。

  关 键 词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中国 知识分子 精神谱系 个体

  作者 汪介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南京:210097)

  

  20世纪俄罗斯伟大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年),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步入文坛①,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才开始进入中国一般读者的阅读视野。不过,这一迟缓的接受并未妨碍他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历尽沧桑的遭遇,他的主要作品所触及的世纪性主题、所具有的深邃意蕴,他对自己以及他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联系,对他们的共同命运的独特言说方式,对俄国的历史负有的重大责任意识,都使中国读者、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奋进、困惑和沉思的20世纪走完漫长的行程,人们开始以上一个世纪的“过来人”的眼光回望历史时,他们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用诗的语言叙说着那渐渐远去的世纪。于是,抚今追昔的中国知识者便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与这位俄罗斯作家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精神关联。

  

  一

  

  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却做出了开除作家会员资格的决定,《真理报》、《文学报》等各大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作家的文章。在巨大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两次写信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消息传到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高潮中的中国大陆,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才第一次听说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更不用说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

  对于轰动一时的所谓“《日瓦戈医生》事件”,中国广大读者当然无从做出任何反应。不过,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报刊,还是可以看到少量的批判、声讨的文章,如《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发表的《诺贝尔奖金是怎样授予帕斯捷尔纳克的》、《杜勒斯看中了〈日瓦戈医生〉》,《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刊出的《痈疽·宝贝——诺贝尔奖金为什么要送给帕斯捷尔纳克?》、《市侩、叛徒日瓦戈医生和他的“创造者”帕斯捷尔纳克》等。这些文章的题目和内容,都很接近刚刚在苏联报刊上出现的同类文章:《国际反动派的的一次挑衅性出击》②、《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③等。而且,与苏联报刊上那些文章的作者一样,中国报刊上这些文章的作者似乎也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没有发生在苏联出现的那种“义愤与怒火:万众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场面。人们好像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谈论这位似乎很幸运而又很倒霉的作家。

  当然也曾有过某种偶然的情景,那仅仅保留在少数人的记忆中。例如“左联”时期进入文坛的老作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蒋锡金先生,在50年代曾由一个特殊的角度读到《日瓦戈医生》,于是便在大学文艺理论课堂教学中对这部作品里的人性描写予以大胆评述 ④ 。这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确实是难能可贵。又如,1959年6月间,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举行期末考试。在口试时,主考教师之一徐燕谋教授与学生范家材之间有过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徐)Have you ever heart of Bolis Pasternak?(你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吗?)(范)Yes. He studies Shakespeare.(听说过,他研治莎士比亚。)(徐)Is that all?(就这些吗?)( 范)Yes, that’s all.(是的,就这些。)

  据范家材先生回忆,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一事,“在当时的中国,若隐若现,微波荡漾,莫测高深”。范先生当时是一名谨小慎微的戴“帽”学习的“右派学生”,关于帕斯捷尔纳克虽略有所闻,但深知《日瓦戈医生》是“烫手的山芋”,不敢“造次评说”,只好“躲开敏感的焦点,避重就轻,给了一个中性回答”。而徐教授对这一回答恰恰是满意的,因此给了范先生一个优等分。40余年之后,范先生忆及此事,认为徐教授的想法可能就是“That’s all”——“到此为止”。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中,师生之间的交流也往往很难直言不讳,有时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某种看法。“帕氏雅治莎学,走笔诗歌小说,对其评价,就应该在人文范畴内思辨探讨,到此为止。何必扩大到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强加非学术性的批判?”[1]——这也许就是在这一简短的师生对话和交流中双方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无论这一对话的表层内容、深层内涵,还是它的形式,都很典型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特点,并说明在公开的大批判文章之外,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二

    

  “《日瓦戈医生》事件”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在中国读书界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20年。直到1978年,也即“十年动乱”结束后的第三年,才有一篇关于这位作家的消息出现在我国《外国文艺》杂志上—— 《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在美国出版》。这一客观的、谨慎的报道似乎有着某种试探性,它当然还未能引起人们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广泛关注。一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外国名作家传》(中册)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评传一篇。这篇评传可以说是我国内地出版物中首次出现的关于这位作家的正式评介性文字。遗憾的是,它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评价,仍旧显示出对20年前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应。撰稿者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是那些“长期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艺术立场”、“始终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最后被人民唾弃”的旧文人中的一个代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结构混乱,内容既反动又露骨”[2]。这种批判的音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的“帕斯捷尔纳克”条文中已不复见到。前后两篇评介性文字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与它们出现的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紧密相联,并由一个侧面显示出新时期之初中国一般知识者的思想和心理现实。

  然而直到此时,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实际上尚未能直接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因此, 1982年张秉衡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在《世界文学》上的刊出,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译者选译了《日瓦戈医生》一书最后一章《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中的若干首诗歌,以其中的一首《风》为题。这些译诗使中国一般读者第一次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虽然它们还只是诗人丰富创作成果中的极小一部分。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4卷本《外国文学作品提要》,收入由方明编写的《日瓦戈医生》一书提要,又使中国广大读者第一次粗略地了解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代表作的梗概。然而,这一切均未能在我国读者中激起范围广泛的反响。对于学术界、包括俄苏文学研究界而言,造成较大心理冲击的,则是美籍俄裔学者马克·斯洛宁撰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史》在我国的翻译出版。该书单辟一章,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个俄罗斯的代言人》为题,综论这位作家的生平与创作。著者以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托,通过精彩的描述、扼要的概括和精辟的分析,揭示出《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的“难以置信的独创性”[3]。从这里,人们感到,无论是对于《日瓦戈医生》,还是对于作为诗人和小说家的帕斯捷尔纳克,都有一种深入认识的必要,而且还隐隐约约产生了对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某种怀疑。

  1986年,力冈、冀刚翻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全译本由漓江出版社推出,这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现于中国读者面前。1987年,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推出由顾亚铃、白春仁联手翻译的这部小说的又一译本。在两年之内出版的这三种《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使我国广大的读者群直接阅读到这部曾在30年前引起轩然大波、在苏联国内被长期封存、人们对其评价至今不一的作品。它对我国读者造成了一种真正的艺术震撼力,并迅速引发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阅读热情。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的俄语系、中文系师生,还曾围绕《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进行了热烈的座谈讨论。 ⑤

  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大量在我国翻译出版之初,国内评论者的评说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日瓦戈医生》的几个中译本的初版“前言”或“译后记”中看出。人们或者指出这部小说“没有写出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没有反映出伟大时代的人民的精神面貌”,或者认为主人公日瓦戈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又一个“小人物”,一个可悲的“多余的人”,一个消极因素。从这些慎重的评价中,不难体察出经历过十年内乱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负。他们既十分赞赏这部作品,又不能一下子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矛盾似乎为那个时期的不少评论者所共有。何满子、耿庸两人《关于〈日瓦戈医生〉的对话》⑥ ,则显示出不同评价意见的交叉,但双方都不否认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作品。如前者针对漓江出版社译本的“前言”,认为从历史、从人类心灵发展的远景来看,可以称日瓦戈为大人物,为必要的人,为积极因素;而后者则指出《日瓦戈医生》既是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承继,也是给这传统输入了新时代的活力,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发展。与此同时,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持总体否定态度的评论也依然存在,如《帕斯捷尔纳克的迷误》⑦ 等文章。然而,这样的评论文章毕竟是少数,以1987年《外国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薛君智的长篇评论为先导,大部分评论者对《日瓦戈医生》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创作均持鲜明的赞扬的态度。从《反思历史,呼唤人性》(薛君智)、《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易泉)、《哲学和道德的审视》(郑羽)、《个人自由与人性尊严的捍卫者》(张宏莉)等论文中,可以看到占压倒多数的评论已经是从20世纪的历史与个人、特别是与知识分子之关系的视角来观照《日瓦戈医生》的主人公,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意义。

  我国评论界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创作的系统评说,集中体现在薛君智的《回归:苏联开禁作家五论》、高莽的《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两本专著中。在《回归》一书中,著者从文学史实和作品文本出发,对作家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作了简要的描述,对其思想特点和文学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对《日瓦戈医生》一书的创作动因、主要人物形象、中心主题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一研究成果驱散了长时间内笼罩在帕斯捷尔纳克其人其作上的一团迷雾,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对于这位作家和他的《日瓦戈医生》的一种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著者指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堪称史诗性的长篇”是帕斯捷尔纳克毕生创作的“最后的总结、最高的成就和最大的收获”;但是它的出现不可能更早,这既是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也是因为作家对历史的思考是相当谨慎的,“只有到50年代客观历史的巨变才使作家可能以成熟的艺术目光去辨别和判断革命后一系列事件的历史意义,从而把它们总结在自己最后的长篇中。”[4]这些评说,不仅明确地肯定了《日瓦戈医生》的艺术成就,而且把这部作品放置于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高度上加以认识,既显示出评论者自身的洞察力,又传达出同样也在思考20世纪历史的中国广大知识者的体验与感受。《帕斯捷尔纳克:历尽沧桑的诗人》一书的作者,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最早汉译者之一高莽。在这本书中,他以如诗如史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不同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勾勒出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的演变轨迹,力求揭示为什么《日瓦戈医生》真正成为一部“描绘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面貌”、表现“一代知识分子命运”[5]的重要作品。评论者们的视角虽有不同,却都把《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的思索和人们对于20世纪的回望联系在一起,足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深邃思想拨动了中国知识者的心弦。

    

  三

    

  在中国当代知识界,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激起了强烈而深沉的回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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