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喜欢理论 爱好思辨——我的学习与学术小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7 次 更新时间:2014-06-22 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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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对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学习与学术活动做一个小结,我想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来写,会容易写一些,也容易写得较为清晰。同时考虑到早期的情况留存的资料较少,所以对早期的情况想写得略微详细点。

 

中学阶段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

我1969年上学期进入岳阳县月田区中学读初中(我们那时就读的初中、高中是2年制,且是春季入学),我的各科成绩都好。我从初中二年一期开学第一天(1970年3月6日)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今天。学哲学,用哲学,是那时的运动,也是我们重要的学习内容。我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阅读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情况。1970年9月16日记载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0月16日至17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0月24日记载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0月27日记载读当月20日《湖南日报》的文章《认真学习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1月1日记载读毛泽东的《实践论》,11月9日记载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等等。此外,还有多处听哲学辅导报告的记载。"文革"中的学哲学,很多时候是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但就我个人而言则可能是"歪打正着",即在无意中培养了我的理论兴趣,锻炼了我的思辨和说理能力。

1971年上学期至1972年下学期,我在月田区中学读高中(1973年1月高中毕业)。这时我对哲学的兴趣趋浓。我在小学低年级就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大概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喜欢读小说(我就读的初级小学余家小学没有图书室,但我姐姐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升入了月田完小读小学五年级,此后她就开始借书包括长篇小说带回来给我看)。在小学高年级和整个初中阶段我都喜欢看小说(虽然那时是在"文革"期间的书荒时代,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弄到书看)。进入高中阶段后,由于我对哲学的兴趣趋浓,很少看小说了,除了认真读"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及其辅导材料外,还半通不通地啃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那时有内部印的上述各种著作的辅导材料,我就配合着辅导材料读。高中阶段我认真读过苏联著名哲学学者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论马恩列斯》(上两书都是我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买的,前者为精装横排版、后者为平装竖排本)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大部头的书。当时的感觉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两本大部头的书比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要容易懂些。我还经常跑到老师办公室去读上海《文汇报》上的理论文章,感觉当时《文汇报》上的理论文章深入浅出,有吸引力。有一件事至今记得,一次我到教我们语文课的胡松柏老师房间坐,看到了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哲学研究》杂志(现在已记不清是具体哪一期了,该刊"文革"中已停刊),当时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和胡老师说想借看,胡老师稍微犹豫了一下便同意了,只是交代我不要再给别人看(现在想来这种在"文革"期间被停刊的杂志,实际上就是禁书,是不能外传的,胡老师当时借给做学生的我阅读是担了很大风险的,他交代我不要再给别人看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从胡老师处借到该期刊物后,爱不释手,认认真真从第1页读到了最后一页,记得其中有一篇长文是艾思奇研究"辩证逻辑"问题的。高中时的同班同学许青也是一位哲学爱好者(许青的父亲许诺上世纪40年代就是延安中央党校的教员,长期做理论研究工作,在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哲学方面尤有建树,许诺"文革"期间被造反派赶回老家岳阳县月田区),许青有时会从家里带来他父亲收藏的哲学书籍给我阅读,有时则会把我们要询问的哲学问题带回家去向他父亲请教。

 

民办教师期间较多阅读哲学书籍

我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同年2月开始在家乡岳阳县月田区月田公社月田大队中洲学校当民办老师,主要是教数学课(我的数学成绩一直较好)和体育课,从教小学四年级开始,继而教小学五年级(那时小学是五年制)。随着我任教的这个班的学生升入初中我开始任教初中数学和体育,这个班(中一班)读初中期间,新生入学(招生)时间由春季改回夏季,所以他们读了二年半初中(按照当时的学制他们多读了一学期)。累积起来,我一共教了两年小学、三年零一个月的初中。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我上课和劳动之余的时间(那时我的节假日基本都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基本都用于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和刊物。

1973年春节期间,我第一次到许青家里拜访,见到了久仰的许诺伯,甚感高兴和荣幸。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最多的私家藏书就是那次在许诺伯家里,后来我在《南湖藏书楼o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中这样写道:当时许诺伯家里"有2个大书架、1个大书橱,全部装满了书,我清楚地记得他个人订阅的报刊杂志就有11种,我当时真是被惊呆了,觉得他怎么会有这么多书!坐在许诺伯的书房里我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在惊羡之中,我就想着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也能有这么多藏书。"许诺伯家里的书主要是理论著作,其中尤以哲学著作为多,此后我不时到许诺伯家里请教,到他家里看书,也先后借阅过《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艾思奇著)、《高等学校哲学辅助教材》(内部印刷本)、《〈反杜林论〉札记》等著作。当时许诺伯正在撰写反驳、批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观点(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都认定"真理是有阶级性的"),但许诺伯不惧极"左",独立思考,进行多方面论证,坚定地认为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关于此事我后来撰写了题为《真理标准讨论的先声》的文章发表于《东方文化》2002年第3期),许诺伯撰写了多篇文稿,他的每篇文稿都送了用复写纸复写的复写稿给我,并和我们多次讨论。现在想起来,感到这无异于是在上专题哲学课和哲学讨论课。

这期间,我阅读了多方面的哲学书籍,哲学原理方面的除上面提到的几本书外,还有《认识与真理》(张恩慈)、《简明哲学辞典》([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等;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有《简明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等)、《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等);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亦看过部分专题书籍。我还订阅过《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化石》(中国科学院主办,当时报纸上报道说毛泽东喜欢读《化石》,毛泽东说《化石》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该刊还给毛泽东专门印制了大字本)。我清楚地记得,我先从《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读到了冯友兰《对孔子的批判及对我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长文,后又从《光明日报》读到了该文的修改稿。

我那时的理想(梦想)就是要努力在未来成为哲学家(今天看来当然显得幼稚可笑,但在当时确实是真诚的,在当时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所以对这方面的信息和人物特别关注。一次,我在《湖南日报》读到关于益阳医药公司青年职工袁南生(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博士,现在是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报道后,主动向他写信表示敬意并向他请教,我们之间围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信持续了五六年之久(顺便说一句,我们此后较长时间失去联系,一直到今年春节期间才在朋友的帮助下第一次见面,谈起三十多年前的学习通信都感叹不已)。我和高中同学许青家里相隔虽然不超过二十公里,但有一段时间我们之间围绕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信每个月都有两三封。那时,我还请木匠做了一个书柜,我在书柜的玻璃门上用红油漆写了四个宋体大字"攻读马列";我曾做过报刊剪贴本,我在剪贴本封面上写的字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上大学后钟情于文艺理论

我参加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考试成绩不错,平均每科(共四科)有70多分(当时是采用的百分制),其中我的"政治"考了80多分(因为当时政治主要是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少量时事政治,所以我考得很轻松),"数学"、 "历史地理"也都考得不错,唯独"语文"只考了56分。(据说我们学校当年的录取线是平均40多分。)当时的高考学校和专业都是准许填报3个志愿,我的3个专业志愿依次是哲学(某校)、政治经济学(某校)、中文(某校)。

1978年3月初(全国各高校的1977级学生是在1977年下半年参加高考,所以都是推迟到1978年初入学),我到岳阳师专中文专业报到上学,心里特别高兴。也许是(或者说肯定是)由于我一直以来喜欢理论,钻研哲学(当然这与任教我们的文艺理论课的李凌烟老师讲课既有深度,又能深入浅出、生动风趣分不开),所以上师专后我便特别喜欢文艺理论课(文艺理论课在在中文专业的所有课程中是离哲学最近的课程) ,不但认真听课、认真阅读"参考书目"所指定的书籍,而且认真做好老师讲课时布置的思考题(思考题老师一般不要求做出书面作业),李凌烟老师曾经要求同学们传看我所做的思考题答卷。

岳阳师专的三年,我在课余阅读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历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和外国文学作品,我还特别关注当时的热点(包括社会热点、思想热点、文艺热点等等),比如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就特别关注,阅读了大量的讨论文章,还将该讨论和许诺伯在"文革"期间关于"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论证联系起来看,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孕育与先声。还有当时关于文艺作品《班主任》、《于无声处》、《在社会的档案里》等的大讨论,我都特别注意,除认真阅读原作外,还认真阅读了大量的讨论文章,并做了不少笔记。

我开始练习写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文章。我写的第一篇文艺理论文章是1979下半年写作的《真实性是文艺批评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针对"文艺批评的标准政治第一"观点而发,写了一万多字,先后投给《安徽文学》、《湘江文学》、《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先后得到了编辑老师的热忱回信和鼓励,《湘潭大学学报》的主编史大浩老师写来长信告诉我要做哪些方面的修改,并说准备发表。但后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未能发表(该文后来迟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发表),我对史大浩老师至今心存特别的感激。我同时积极撰写文学评论文章,由于李元洛老师的指导和帮助,1980年下半年我在《湘江文学》先后发表了2篇文学评论文章。

 

在高校任教后致力于文艺理论和当代学术史的研究

可能是我成绩、特别是文艺理论成绩较好,我1980年10月在岳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文艺理论课,由于我的工作和我的兴趣爱好高度一致,所以我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也十分努力。

也许是学校考虑到我只读了3年专科,基础肯定不扎实,需要继续学习和提高,所以学校先后送我外出学习多次,主要的有:1982年下学期至1983年上学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文艺理论,指导老师主要有王先霈、张玉能教授等;1992年下学期至1993年上学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在导师叶朗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那一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听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课程或讲座;1995年下学期至1996年下学期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读文艺学硕士课程,指导老师主要有王先霈、胡亚敏、赖力行教授等。此外,我还在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国家教委中南干训中心、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等处参加过2至4个月的学习。

我个人一直认为,今天的学者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自觉关注时代,主动关心现实,以自己的学术研究行动和研究成果积极参与现实变革,以有益于社会,服务于民众。在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方面,我除做基础性、一般性的纯理论研究外,特别注意研究当下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发展规律。因此,这些年来,我除出版多本文艺理论教材和著作外,还出版过《文坛岳家军论》、《文艺湘军百家文库o余三定卷》等研究现实文艺现象的著作,并先后发表了《当代文学缺少鲜活的贪官典型》(原载《文艺报》2001年3月10日,《作家文摘》2001年3月27日、《新华文摘》2001年第6期先后摘登,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全文转载,并被选入白烨主编的《2001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文学创新必须积极面对现实》(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转载)、《2005年:文学批评的"批评"》(原载《文艺报》2006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3期和《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第3期同时转载)等数十篇研究当下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的有影响的文章。

正是基于我个人认定的当代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时代性、现实性的价值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主要研究方向除了原来的文艺学(包括文学评论等)外,增加了当代学术史,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文艺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云梦学刊》等发表了近百篇有关当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学术评论的论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与展望》(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4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3期分别作论点摘编,《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总论》2004年第2期分别予以转载);《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读<新华文摘>改版后的前八期》(原载《文艺报》2004年5月15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转载);《论高校学报的特色栏目》(原载《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总论》2004年第3期转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摘要);《当代学术史著作评述》,(原载《学术界》2004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总论》2005年第1期转载);《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原载《云梦学刊》200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第2期、《社会科学总论》第2期转载);《学术史:"研究之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从学者自述类图书看学术大师的风采与神情》(原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29日,《新华文摘》2006年第18期转载);《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问题讨论的评述》(原载《云梦学刊》2007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2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第5期同时转载);《关于整治学术腐败讨论的评述》(原载《云梦学刊》2008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3期转载);《故宫学:故宫研究的新阶段》(原载《学术界》2009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7期转载);《我的快乐读书观》(原载《云梦学刊》2009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9年第11期转载,《书摘》第8期、《教育文汇》第8期等转载);《接续断裂·空前繁荣·追求深化--回眸中国新时期30年学术发展》(原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5期转载);《岂能"只认衣裳不认人"--"CSSCI"风波引发的思考》(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7月30日,《新华文摘》2010年第21期转载);《当代学术史研究:新兴的学科》(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3期转载);《反思当今学术管理与学术发展的若干关系》(原载《云梦学刊》201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21期转载);《关于当今学术管理所存在问题讨论的评述》(原载《云梦学刊》201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总论》2013年第3期转载);《做学问莫买椟还珠》(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4月16日, 《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13年第5期转载);《藏宝不若藏书》(原载《人民日报》2014年1月21日,《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转载)。

在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我先后出版了(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许诺纪念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当代学术史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中国新时期学术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等相关著作,由本人担任首席专家的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当代学术史研究基地"于2007年1月获得批准。本人还将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引人高校课堂,与锺兴永、李灿朝、朱平珍等位在近十年来连续在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本科生和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中开设了"当代学术史"课程,该课程于2006年6月被确定为湖南普通高校省级精品课程,我们的教改项目"'当代学术史'课程的创设与建构"于2007年1月获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因此,《人民政协报》、《社会科学论坛》、《高教研究参考》等先后以"研究、编辑、教学三者良性互动"为题刊登了对我的访谈录(我主持的《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入选教育部第三批"名栏工程")。积极关注、追踪、研究学术热点,是我当代学术史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用力甚勤、长期坚持不懈的一个研究领域。

 

(载《东京文学》2014年4月o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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