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木生:威权系统中的异端符号——鲁迅《铸剑》的另一个解读角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3 次 更新时间:2013-05-09 16: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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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木生  

  

  鲁迅是一个主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从他的小说、散文诗诗中,我们总可以读到鲁迅的影子。因此解读鲁迅的作品,如果不借助其生活经历、思想状况,恐怕也是非常难以阐释透彻的。现在一般的研究也是把鲁迅和其小说放在一起。注重思想性的挖掘也是研究《故事新编》的一般思路。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后思想的解放,越来越多元,也有有学者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引入到《故事新编》的研究。这对《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很合适的。《铸剑》在《故事新编》中是鲁迅比较得意的一篇。1936年2月1日,在给黎烈文的信中,他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1]两个月后,在给增田涉的信中,他又说:“《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2]《铸剑》这篇小说是鲁迅非常看重的,“写得较为认真。”对这篇小说,研究也是从主题、思想和后现代眼光两个方面。思想研究多从鲁迅的“复仇”精神出发,后现代视角下有论者认为《铸剑》虽少了“油滑”,却也体现了“消解性”、“狂欢化”[3]。笔者对鲁迅具有“复仇”精神十分赞同,但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更好的阐释;《铸剑》的“消解”是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不是人的主体地位消失之后的虚无感带来的;恰恰是为了确立人的主体性而进行的消解。这种“消解”和“狂欢”只是作品的表层结构。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很高的层次。好的作品会如同宝藏,可以供后人不断的挖掘。为了细致挖掘《铸剑》的深层结构,笔者引入文学符号学的分析方法。

  文学符号学的兴起,源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等都有重大影响,也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完整而十分有效的分析模式。索绪尔本人对文学符号学也极有兴趣,他在未曾发表的研究日耳曼传说的日记中写到“(一个传说)是由一系列符号组成的”[4]。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认为,研究其它文化现象时,“首先,社会文化现象并非简单的物质客体和事件,而是具有意义的客体和事件,因此是符号;其次,它们的本质完全由一个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构成的系统来决定。”[5]笔者由此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再现客体”,可以看作一个系统;而系统中行动的人物,可以看作符号。通过研究系统的特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可以挖掘作品的深层结构。本文尝试以此方法解读鲁迅先生的《铸剑》。

  

  一、威权系统的的生成

  

  普洛普认为民间故事的单位不是人物,而是功能[6];类似的,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导论》中也认为叙事作品中的基本单位是功能[7]。受到这个启示,我们再来看《铸剑》,会发现功能性最强的恰恰不是主要人物的行动,而是数量最多的无名者们的围观。一万余字的短篇小说,写了六次围观的场景。第一次是国王出巡时,“人们就挤得密密层层,都伸着脖子。”“面前只看见人们的背脊和伸长的脖子。”看到“伸长的脖子”我们立刻能想到鲁迅在小说《药》中用被提着脖子的鸭子比喻观看砍头的闲人。第二次围观和这次的距离非常近,眉间尺不小心压到一个少年,“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随的。”这里的围观和上一次比显然有了变化,人们的态度由恭从变成了嘲弄,变化的原因是面对的对象不同。第三次是宫里的大臣、宦官、王妃、侏儒等围观眉间尺的人头在金鼎中跳舞,在头颅开跳之前,“国王首先暴躁起来,接着是王后和妃子,大臣,宦官们也都有些焦急,矮胖的侏儒们则已经开始冷笑了。王一见他们的冷笑,便觉自己受愚,回顾武士,想命令他们就将那欺君的莠民掷入金鼎里去煮杀。”这次围观和闲人们围观痞子少年耍弄眉间尺很像,也是怀着嘲弄的心态。第四次是国王的头被黑衣人砍下来掉到金鼎里,和眉间尺的头厮打,“上自王后,下至弄臣,骇得凝结着的神色也应声活动起来,似乎感到暗无天日的悲哀,皮肤上都一粒一粒地起粟;然而又夹着秘密的欢喜,瞪了眼,像是等候着什么似的。”通过这次围观,可以看出主、臣关系的虚伪。第五次围观发生在“复仇”结束之后,臣、宦、后、妃、侏儒看完一场好戏后幡然醒悟,他们的王死了。“他们中的一个首先叫了一声,大家也立刻迭连惊叫起来;一个迈开腿向金鼎走去,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拥上去了。有挤在后面的,只能从人脖子的空隙间向里面窥探。”以及之后一起辨别哪一个是国王的头。除了看戏的快感,我们看不出什么。第六次是国王落葬,“百姓都跪下去,祭桌便一列一列地在人丛中出现。” “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完全是麻木、愚蠢、虚伪的表现。

  数量庞大的无名者们的行为,展示出文本世界的系统的特质。在政治心理学中,有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威权主义心理(在这里极权和威权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的。美国学者马斯洛(Maslow)在1943年发表的《威权性格结构》一文中,分析了威权主义者的性格结构。他们的世界观中,人与人争斗,人们都是邪恶的、自私的,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尊重。除了让别人感到恐惧,就是自己被他人所吓到。并且,马斯洛准确地刻画了威权主义者的认知结构,简单来说,威权主义者认为贵贱有别,内外有别。整个社会被划分成高贵者团体和低贱者团体,内集团和外集团,对高于自己者服从,低于自己者卑视;对内集团友好,外集团仇恨和敌视。他们具有虐待-受虐的趋势。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无名者们身上体现的正是威权主义人格中典型性格。他们对待眉间尺这样的“低贱者”表现出鄙夷。面对国王这样的“高贵者”,则像奴才一般。在国王出巡的仪仗队过后,“这时满城都议论着国王的游山,仪仗,威严,自己得见国王的荣耀,以及俯伏得有怎么低,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等等,很像蜜蜂的排衙。”对待“低贱者”有虐待趋势,对待“高贵者”,有被虐待趋势。

  鲁迅自然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心理学,然而,天才一般的鲁迅却明显感受到了极权对人格的影响。在杂文《灯下漫笔》中,鲁迅这样写道:“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在这里,不得不佩服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敏锐而深刻的目光。这一段叙述,和上文马斯洛对威权主义者的认知结构的分析有很多相通之处。鲁迅在一部短篇小说中高频率的描写这些无名者们的围观,就是突出了长期的极权环境下,普罗大众人格的扭曲。这六次围观的描写,每次都是一个功能单位,正如普洛普所说,人物是无限的,功能是有限的[8]。这六次围观的功能其实是极其相似的。这六次围观描写,都是通过无名者的表现,营造极权氛围,使整个文本成为一个威权系统。这个具有威权特质的系统本身是稳定的,它有严密的自上而下的秩序,处于其中的符号又是自觉遵守秩序,将这种秩序内化的。

  

  二、两个异端符号

  

  把整个文本看成一个系统,其中的人物就可以看作系统中的符号。上文通过对无名者们的分析得出了系统的特质。那么,两位主人公又如何定位呢?对于眉间尺,也有四处功能一样的描写。第一处是文本开头,眉间尺犹豫着杀死一只老鼠。第二处是得知父亲的死因,过了交子时就十六岁的他要去报父仇,“他觉得自己已经改变了优柔的性情;他决心要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但他醒着。他翻来复去,总想坐起来。”第三处是被痞子少年缠住时,“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得浑身发火,看的人却仍不见减,还是津津有味随的。”第四处是遇到黑衣人后,黑衣人要提他报父仇,但是需要他的剑和头。“眉间尺虽然觉得奇怪,有些狐疑,却并不吃惊。他一时开不得口。”这四处的描写是一个功能,都表现了眉间尺的柔弱、犹豫。联系他的生长小环境和大环境,可以发现,这种性格不是坏事,恰恰是没有被污染的表现。他没有按照“等级”,残忍的杀死老鼠;他没有在国王的队伍面前露出奴相。他的犹豫有其自身的原因,更多的则是出于“贪生怕死”,这种“贪生怕死”是对生命的爱。文本的开头对老鼠的态度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后来三次的犹豫也是对自己的生命的爱。他是知道以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报仇的。他只是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孩子,还不懂他所处的环境,也没有受到这个坏境的污染;然而他又必须给父亲报仇,客观上破坏这个稳定的系统。因此恰恰是他的无知和背负的仇恨使他成为异端符号。

  黑衣人则完全看得透这个社会,从他的言行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异见人士,而在极权扎根很深的这里,他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他讨厌“仗义,同情,那些东西”,他是一个尼采式的强者。从文本的实际内容来看,这个黑衣人是一个抽象人,他是神或者是幽灵。他给人最大的冲击就是“黑”。这种色彩和眉间尺的父亲(似乎不可称为“干将”,文本中并没有这个称呼,只是很多学者想当然联系在一起)是有联系的。眉间尺的父亲是“铸剑的名工”,铸剑肯定和铁有关,纯铁是银白色的;而普通的铁由于氧化会表现出黑色。在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对话中,黑衣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根据语境,这里“他也就是我”这里的“他”就是指眉间尺的父亲(也有学者认为指的是国王[8]。总之,肯定是眉间尺的父辈)。黑衣人还和眉间尺有关系。眉间尺自从离开母亲,一直穿着一深青衣。而黑衣人去王宫“表演”时,也穿着青衣。这样黑衣人就是一个“中间物”(鲁迅《写在<坟>后面》)的象征。于眉间尺的父辈而言,他是属于黑暗的极权(因此“憎恨了我自己”);而于眉间尺,他又看到了光明。他是属于黑暗的,然而却希望把光明给后辈。他希望“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所以他是这个威权系统中有意识的独立的异端符号。他对青年抱有希望,却眼见青年要被黑暗吞噬;他明白光明是什么,却看不到前途在哪里。在这样一个威权系统中,这样一个独特的符号是不容存在的。而这样一个他,也是呆不下去的。他只能通过复仇象征性的毁灭系统。

  如果整个的《铸剑》的客体世界是一个大的系统,那么眉间尺和黑衣人则是这系统中两个不协调的符号。一个是在威权系统中,却还没有具有威权性格的符号;一个是处于威权系统中,却深深地仇恨这个系统的符号。实际上在读者看来,不是这两个人不协调。而是“举世混浊”,具有正常思维的人被斥为异端。

  

  三、悲剧效果的显现

  

  当两个异端进入本来稳定的系统后,理应会使原来稳定的系统失去平衡。可是,两个异端符号以牺牲的代价消灭了一个看似重要的符号之后,整个系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就等着另一个符号充当死去的符号的位置。同样那么重要的国王,生前何其盛气凌人;然而死后不过是“有几个悲愤的义民”,其他人,从老百姓到大臣到王妃,无不是在演戏也在看戏。他们不过等待另一个人登上王位,成为主子,然后他们继续做奴才。这一套威权体系照常运行,每个都是施虐者和被虐者,并从中得到快感。这个系统好像没有变化过,而且也不打算变化。

  因此,这个看起来痛快的复仇故事其实是一个悲剧。悲剧性正在于单个正义的符号面对威权系统,想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更换系统的质,事实上整个系统还是一成不变。这从后两次的围观场面中可以看出。觉醒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无力感、被压迫感、被伤害感,尼采式的超人因群氓不理解而受尽伤害,去哪里找罪恶之源?狐疑,有希望又有绝望,知道必须变,而又不知通过哪种方式。当少年出现时,黑色人明明知道复仇一时之痛快而已,却依然去做。“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这是多么痛心、矛盾、挣扎的一种心态。而这种复杂却作为一种痛快的复仇者的助手形象出现。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首经常被人提及的散文诗,叫作《死火》。黑衣人就是醒来的“死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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