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木生:当代视野下的鲁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6 次 更新时间:2012-06-25 10: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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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木生  

  

  时至今天仍有一大憾事,即鲁迅的形象被教科书毁的一塌糊涂,以至于大部分人并不了解鲁迅却十分讨厌先生。除了专门做鲁迅研究的学者外,能领会鲁迅深刻思想的人并不多见。让非科班出身的老师对一群青春期的孩子讲鲁迅,确实有点不伦不类。刻板印象中鲁迅似乎就是批判礼教的尖酸刻薄的臭老头子。但是事实绝非这样,鲁迅远没有过时,其思想深度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超越。本文做一件有意思的事,将鲁迅直接请到2012,并假设其经历了1936年至今的所有事件和历史细节。

  

  一 关于时代的体认

  

  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认识这个时代?这是比较难说的一个问题,曾经我们官方意识形态将鲁迅捧得高高在上,如寺院里的神灵或者祖宗的排位,不容任何人触动。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且晚年作为左联领袖的鲁迅会不会向权力靠拢呢?我想这个是不会发生的,作为独立人格极强的知识分子,鲁迅从未向权力低过头。当然有人说那是因为鲁迅吃软不吃硬,这确属事实。但是,鲁迅不会因为吃软而投降。这可以从鲁迅与国民党的关系中看出来。1927年1月由于北方政府的通缉,鲁迅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到达后受到各界重视,此时的鲁迅即被封为革命家,并被各处请去做演讲,然而受到如此厚待的鲁迅并未迎合这些革命者,很快便孤零零的离开了广州,最终还与国民党当局决裂。基于此,我们看到鲁迅是不会受这些头衔和荣誉的胁迫,依然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解决了这点,鲁迅就可以理性冷静的分析这个时代了。

  对中国历史的概括,在《灯下漫笔》可谓最深刻,今天的某些人看来或许接受不了: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对,鲁迅就是这么概括的。最后鲁迅总结中国的历史是“人肉的宴席”。这时我们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如此概括。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首先是压迫的存在,一个阶层对大部分人的压迫;二是长期的集权制培养出来的奴性。漫长的中世纪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可怕的不是“奴在身”,而是“奴在心”,是百姓习惯了做奴隶,默认了强盗逻辑。我们反观现在,虽然器物上现代化基本已经完成,但是现在大陆的政体仍然是中央集权制,并且官权和暴力机构空前强大;虽然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甚至文革,但是中世纪的思维方式渗入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想要剔除十分之难。最基本的方法是从教育做起(新文化先贤也重视青年),而教育大柄握在党派手中,使得中小教育中没有基本的公民教育和现代文明教育,而充塞这意识形态的东西;加之资本社会兴起导致的消费文化崛起,文化思想的现代化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如林语堂先生说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在动物世界里找不到,在当代中国却多的是,有学者认为不能由批判个人上升到国民性,认为“族群过于庞大,各类族群各类人物良莠不齐,是常态。取其一点攻击其余,是形式逻辑不过关。”实则不是这样,国民性的批判绝不是个体批判直接上升为族群批判。国民性批判批的是族群中大部分个体做得或趋向做的习惯性行为,比如文革中所报露出来的盲目、丑陋、残忍,比如六四后的成片的效忠,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以“暴徒”称呼当时年轻的学生,这绝对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的思维。因此可以说,当今之中国,并没跳出中世纪历史。

  这样,对时代的体认大致可以完成。这个时代总体说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然是小部分人做了老爷,大部分人做稳了奴隶,还有一小部分如被强拆者、上访者等想做稳奴隶而不得者。若从大历史角度看,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借用九斤老太的话是“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二、思想的坐标

  

  当代中国大陆思想领域大致要分四个主流:官方意识形态、亲政府的新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卫道者。鲁迅在今天属于哪一派呢?这个比上一个问题更加难以判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鲁迅肯定不会站在政府一边,虽然鲁迅是名义上的左联领袖,那是因为鲁迅确实对弱者有很深的同情。误把鲁迅推到共产阵营并因此偏见极大的夏志清这一点却看得也很清楚,《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在他一生的写作经历中,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一直采取一种宽怀的态度。这种态度,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易给人点破的温情主义的表现……(这种)温情主义使他不够资格跻身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这些名家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对所有的罪恶均予攻击。”

  因此,鲁迅确实是同情弱者的,不能否认,当时的鲁迅对中共应该是有同情,但是绝无入党或者认可的意思。而毛泽东推崇鲁迅,这确实很吊诡,既有个人气质的关系,又有当时环境的问题。但是因为毛泽东推崇鲁迅就去贬低鲁迅,这不是客观的态度。鲁迅的同情恰恰是其伟大的表现,如果在那个年代却对他者无同情之心而操着手术刀解剖人性,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但绝不是伟大的人文知识分子。带着这份同情心来到当代,鲁迅自然不会站在官方立场,这是不容质疑的。这一点从鲁迅与当局者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鲁迅从来就没有和当局走到过一起。鲁迅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但是对维官方意识亦步亦趋者却痛下杀手,骂得毫不留情。对北洋政府的章士钊、国民政府的民族文艺莫不持轻蔑态度。在《论言论自由的界限》中鲁迅说:

  “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这里很有意思,一是文字中强调“党国”,而不是“民国”,其中滋味耐人思索;其二,对于《新月》的“帮闲”,鲁迅尚且揶揄一番,对于那些“帮凶”文人,恐怕就不用说了。那我们又看可以大胆推测,今天鲁迅绝不会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新左派不能完全说亲政府,新左派的出现是世界性的,在过去的两年全球似乎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这给了中国思想界一种错觉,即中西不是历时性的追赶,而是共时性的并存。其实,梳理一下文明史,完全不是这样子。从中古文明进入现代文明,客观上,中国已经落后欧洲国家;而今天,中国仍挣扎于前现代文明中不肯脱离黑暗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也就是说,在实际中我们慢了1.5-2个节拍,这正是错觉产生的原因:西方国家反思现代性的时候,并未完全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借此拖拖拉拉,以欧美的反思为理由,而不愿意完全接受现代文明。以鲁迅之睿智深刻,自然会参透其中玄机,不会完全与新左派站在一起。

  五四先贤所主导的是科学和民主,这是作为普遍的价值而存在的,就像人应该孝敬父母一样,不分地域文化的。而今天竟然思维混乱到把基本的价值纳入到所谓话语权甚至是权力的斗争中,这必然是鲁迅先生不可能允许的。而新左思潮和传统思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个人的忽视,这一点无论怎么辩解都是以事实存在的,这和新文化主将鲁迅的思想南辕北辙。

  今天的传统卫道者和五四时期相比,有了一点新变化:更多元。并且有些学者打通中西,将儒学和宪政、三权分立结合起来(如著名当代大儒蒋庆《王道图说:“儒教宪政”的义理基础与“议会三院制”》、《政治儒学》),还有在儒学原典中寻找现代文明的因素,进行与历代儒家截然不同的建构(如金纲先生的《论语鼓吹》),甚至在因忽略个人而被五四先贤们唾弃的传统中寻找对个人的重视。更重要的一点,新儒学和自由主义一起试图抵抗官方意识形态,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观点,鲁迅先生应该会和传统学派站在一起反抗极权统治。从另一个方面,当代很多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反传统只是一种姿态,实质上鲁迅并不反传统,佐证是鲁迅在反传统的同时却做了很多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如写了开创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如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认为鲁迅的偏激必须放在当时传统异常强大的语境下来看,并举出鲁迅的古代文学的学术成就。其实鲁迅对待传统的“偏激”在今天似乎已经成为共识,鲁迅活在今天,必然一笑置之抑或以其“不克厥敌,战则不已”的如椽巨笔,打破今人的种种误读。

  《狂人日记》中鲁迅已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看鲁迅在《灯下漫笔》对传统与个人的高度概括:“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难道还不够吗?是的,鲁迅写过一些古代文学的学术著作,但是这和反传统并不矛盾。如同研究梵文并不是想恢复古印度文明,研究古代文学并非沿承传统。鲁迅反传统,反得其实是传统文化的影响,鲁迅想做的不是灭绝传统,而是反拨,即在当时完全地彻底地实现现代化转型,这点需要两点保证:一是要有思想纯洁的青年,二是将这代青年与传统完全断开而接受先进的西方文明。这正是五四先贤的出发点。这从鲁迅劝青年不读中国书中也大致可以领会先生的意思。由此可见,鲁迅绝不会接受传统的复活,毫无疑问,这会阻拦中国的转型。

  对于新左派,鲁迅也定不会同流。其实中国新左派的很多理念,也是三四十年代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的理念。客观的说,鲁迅对于处于弱势的共产主义有同情态度,冷漠韧健的外貌下,其实是一颗柔软的心;但是先生的思想却和左翼知识分子差异甚大。左翼知识分子往往强调世界中的权力斗争、文化殖民等等,因此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和地位的平等性,对传统的态度也是无可无不可。这和鲁迅、胡适等人主张制度和伦理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完全不同,比如左翼青年林默因为鲁迅先生写过《倒提》一文而骂其“帝国主义的买办”。更主要的是,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启蒙,这种启蒙是极度强调个人的觉醒、自由、权利。左翼的先天不足就是忽视个人,而不论今天的传统主义者如何解释如何拿着放大镜查找,传统重君、族,轻个人的致命弱点是不能忽视,虽然今天的儒家找到了原典中对个人主义的描写,但是很遗憾的说,比例远远不够,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鲁迅重视个体启蒙的态度,是在日本留学时思考的对国家转型最有效、最务实的做法,回国后,鲁迅其实已经开始做了。这从鲁迅的早期作品《文化偏至论》可以看出。此文发表于1906年,鲁迅时年27岁。文中提出了一些深刻而精准的思想,“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以兴起。”“任个人而排众数”这伟大的思想即是在现在恐怕也会造人白眼。

  鲁迅活到今天的话,会不会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呢?这个似乎很难回答。其实,鲁迅很难和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肯定不能完全走到一块。这个问题在下一个部分详细说。

  于是我们大致能确定,“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鲁迅(这句话其实是鲁迅形容老师章太炎的)又会多面迎战、一身而敌万夫。

  

  三、鲁迅今天的态度

  

  “统一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深入到每个人的骨髓之中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就有了天然的土壤。”(《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吴晓波)这句话说的是对的,然而还不够。国民的性格和国家的制度其实是互相培养的,一种制度培养出一种国民性,而这种国民又会自然地选择这种制度。这种相互培养若不被打破,就会形成一种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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