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许多年以前，那时我刚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工作，当时的院长是孙郁教授。孙郁教授刚从鲁迅博物馆调入人大工作，他是中国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我们熟识起来后，他对我说，鲁迅与卡夫卡是非常相似的作家，就是那种灵魂相通的作家，你既然研究卡夫卡，完全可以写篇文章或写一本书比较研究一下这两个作家。那一定非常有意思，也一定非常有意义，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2012年恰逢我那本《卡夫卡的眼睛》即将出版，我邀请孙郁给我的书作序。孙郁说：“序是断不敢作的，但可以写一篇读后感。”不久，他给了我一篇文章，题为《看与挣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感到了卡夫卡和我们的可怜。我们阅读他，不觉得是异域的生活，似乎也是我们命运的写真。的确，卡夫卡不像一些作家的文本给我们以强迫接受的感觉。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想干扰他人的事情。可是他述说的，可能都与我们有关。他的迷失在路上的低语，仿佛是替我们这些宿命者在表达着什么。

对此，我深有同感。从此，写一点有关鲁迅与卡夫卡的文字的欲望也就变得更为心动和迫切，但一时却苦于找不到比较研究的切入点，感到无从下手。如果以比较文学的方式研究这一课题，首要任务是找到材料证明：鲁迅读过卡夫卡，或者卡夫卡知道鲁迅。如果没有这样的材料证明，比较研究就很难落到实处。比较文学虽然可以天马行空地任意遐想猜测，但实证和考据还是扎实学问的基础。当然，对鲁迅与卡夫卡作平行比较研究也并非没有意义，但总感觉缺少根基，强行论证便会有虚而不实之嫌。于是，这个题目略略想过之后也就放下了。

手头放下了但心头并没有放下，于是就开始特别留意搜集这方面的证据和材料。后来发现孙郁教授的上述观点其实由来已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再次明确表述了这一看法：“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看，鲁迅与许多作家的经验值得我们久久凝视。罗德尔斯塔姆、卡夫卡、策兰等作家在诗学上的表现，都有相近的地方，即他们在母语里创造了陌生化生存，从而以一种反母语的方式丰富了母语……卡夫卡说：‘我写的与我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我想的不同，我想的与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这般，陷入最黑暗之中。’这与鲁迅‘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可做同解。”孙郁注意到了鲁迅与卡夫卡最大相似点就是“在母语里创造了陌生化生存，从而以一种反母语的方式丰富了母语”，这一发现可谓切中肯綮。但有所不同的是，鲁迅的母语是真正的母语，卡夫卡的母语则是借来的母语，或者说是偷来的母语，用卡夫卡话说就是“从摇篮里偷来的孩子”，但他们都丰富了各自的母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2003年钱理群给年轻学者张天佑的《鲁迅、卡夫卡解读》一书作序，名为《两个“无名的人”对20世纪世界图景的预言式解读》。钱理群写道：“我早就感到这位中国作家与犹太籍的作家的内在的相通，而且自觉到他们与我们（至少是我）的相近。……这两位为人类提供了20世纪的世界图景预言式解读的作家，一个是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一个是‘不幸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钱理群早就感到了鲁迅与卡夫卡的内在的相通，并且也自觉到他们与我们相近，所以，鲁迅与卡夫卡是完全可以放在一起讨论的作家。当然，卡夫卡是真正无“家”可归的异乡人，鲁迅却是有“家”可归的“中国的脊梁”，他们并没有“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

当代作家格非写过一篇文章，题目索性就叫《鲁迅与卡夫卡》。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鲁迅与卡夫卡身处的社会现实、面临的问题，他们所选择的抗争的方式和手法都非常接近和一致，所以，言说和讨论卡夫卡可以是同一个问题，无论他们是否存在具体的、事实上的交流和了解。

果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分析鲁迅与卡夫卡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迄今为止已达六十余篇，甚至也有了将二人进行比较分析的专著问世。但是，如果像法国比较文学的代表人物基亚所认为的那样，比较文学确切地说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的话，我们必须发现或探寻到鲁迅与卡夫卡的交往关系，否则这种研究就不能称为比较文学。“凡是不再存在关系——人与作品的关系、著作与接受环境的关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旅行者的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就停止了。”尽管我们知道鲁迅关注外国文学，尤其关注域外弱小民族的文学，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知道卡夫卡，阅读过卡夫卡的作品。查询《鲁迅全集》，我们找不到卡夫卡的名字，倒是可以找到卡夫卡的那位布拉格老乡里尔克（1875—1926）的名字。里尔克属于卡夫卡同时代的作家。鲁迅在1930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得R.M.Rilke:《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一本，学昭所寄。”这就是里尔克那部著名的书《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该书1929年由德国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这是里尔克30岁左右时写给一位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其主要内容涉及艺术、生活、职业和爱情，是青年人关注的重点话题，该书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上一年在德国出版的原版书籍，鲁迅次年就得到了，可见购书的渠道是畅通的。比较而言，卡夫卡的遗著在卡夫卡去世后经由布罗德陆续出版，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诉讼》出版于1925年，《城堡》出版于1926年，《美国》出版于1927年，却并没有被鲁迅所关注和记录。这对于研究鲁迅与卡夫卡的学者而言还是有些遗憾的。

同样，对于卡夫卡而言，他特别钟情于中国，阅读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材料，尤其关注中国古代文化，但从未提及当时的中国文学。他应该没有听说过鲁迅这些现代作家，更不用说阅读他们的作品了。这也就是说，鲁迅与卡夫卡这两位性情相近、精神相通的同时代伟大作家，事实上没有以任何方式交叉、交流、相互阅读、相互了解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鲁迅为什么没有读过卡夫卡？卡夫卡为什么不知道鲁迅？

鲁迅与卡夫卡显然是同时代，甚至算得上同年代的作家。鲁迅（1881—1936），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是一个破落之家的长子，有三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因发热发烧在6岁时早逝。卡夫卡（1883—1924），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也是长子，有三个妹妹。卡夫卡其实还有两个弟弟，但都因病夭折了。卡夫卡比鲁迅小两岁，属于一个年代。卡夫卡1924年病逝，鲁迅比卡夫卡多活了12年，前后相加鲁迅比卡夫卡多活了14年。卡夫卡享年41岁，鲁迅终年55岁。他们都患上了一种病，这就是当时难以治愈的肺病，最后都因病去世。从生平上看，这些就是他们最明显的相同之处。

两位中西方不同的作家之间当然也存在诸多的不同。鲁迅早年在三味书屋读书，并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后来学习矿务铁路，随后赴日留学学医，但并未学成，最后弃医从文；卡夫卡从小学、中学、大学接受正规教育，大学所学专业为法律，最终顺利毕业，获得博士学位。鲁迅有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卡夫卡的教育都完成于布拉格。鲁迅留学归国后从事教育或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工作，辗转多地、兼职颇多；卡夫卡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保险公司的工作，直至因病退休，业余坚持写作。鲁迅有婚姻、有爱人、有家庭、有儿子、有事业；卡夫卡独身一人、无家庭、无子女、无事业。鲁迅从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绍兴，以后除了在家乡短暂滞留外，主要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生活，家乡对于鲁迅的控制微乎其微；卡夫卡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布拉格，总也逃不脱布拉格“小母亲的爪子”，除了短期的出国旅行之外，没有在布拉格之外的地方工作过。鲁迅生前发表了大量作品，影响巨大；卡夫卡生前极少发表作品，生前几近默默无闻。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一点没有异议，也不可能有异议；卡夫卡却难有归属，国籍、身份、属性、地位都难以确定，他是一位一辈子主要生活在欧洲城市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业余作家。

有关鲁迅与卡夫卡的同异我们还可以继续探讨下去，但是，鲁迅与卡夫卡的相近和相通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层面、思想层面和创作层面，就个人生活方式而言其实他们相去甚远，不属于同一类人。鲁迅和卡夫卡最大的不同在于：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从人类性到民族性，或者从民族性到人类性，所走过的路是一样的，所谓殊途同归。从个人到人类，从人类再到个人，同一条路只是方向有所不同。人类性必须附着在具体的民族个人身上；民族或个人的问题最终必然会上升为人类共同的问题。比较而言，卡夫卡更关注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问题，鲁迅则更关注民族的救亡图存的问题，侧重点和出发点虽然不一样，但最终目的还是一样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留意并寻找鲁迅阅读卡夫卡的证据和材料，但终无所获。撰写有关鲁迅与卡夫卡比较研究的文章也就一直搁置起来，毫无进展。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招收了第二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阎连科邀请我给这个班的学员讲三次课。我想讲卡夫卡，但觉得只讲卡夫卡也许还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喜欢卡夫卡，但所有的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人不读鲁迅的。如果将卡夫卡与鲁迅结合起来讲，效果应该不错。这个班里的学员还有蒋方舟、张楚等作家。于是第一讲总论鲁迅与卡夫卡之异同；第二讲比较分析鲁迅与卡夫卡的某些具体作品；第三主要是自由讨论，题目为“我与卡夫卡”。卡夫卡对中国青年作家的影响有深浅之分，但毫无影响或毫不知晓的作家几乎没有。课程结束后我已积累了不少材料，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了。

我认为，全面综合地比较研究鲁迅与卡夫卡，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做到全面而又深入。面对两位如此伟大的作家，即使我们穷毕生之精力，试想研究透彻其中任何一位作家都将是难以想象的，而试想对这两位作家同时进行通透的理解、分析和阐释，那就不是想象而只能是一种“妄想”了。当然，我们可以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也许可以比较两位作家的某个侧面、某个主题、某个形象，或某部作品。于是，我撰写了第一篇关于鲁迅与卡夫卡比较分析的文章《铭刻在墓碑上的文字——鲁迅〈墓碣文〉与卡夫卡〈一场梦〉的比较分析》，该文后来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2期。“从各方面看，鲁迅与卡夫卡之间的差异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相同或相近，但总觉得他们的精神，乃至灵魂深处是相近和相通的，或者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而同时崇敬和喜爱鲁迅和卡夫卡的读者和研究者，总想找到他们之间的某种关联并进而展开探讨和分析。”这篇文章找到了一个切入口，那就是墓碑以及墓碑上的铭文，涉及鲁迅的《墓碣文》和卡夫卡的《一场梦》。

与此同时，寻找鲁迅阅读卡夫卡的证据的工作也没有停止，只是现在变成了边研究边找证据，边找证据边研究。2023年我又写了一篇鲁迅与卡夫卡比较分析的文章，名为《怎样做父亲与如何做儿子——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卡夫卡〈致父亲〉的比较分析》，该文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我在文中写道：“关于鲁迅与卡夫卡的话题学术界已经谈论得不少了，但较之两位作家的伟大声誉和深远影响，我们还是讨论得太少了，有些问题的探讨还比较粗浅，有些领域的研究则还几乎是空白。”钱理群认为，“鲁迅与卡夫卡其实是密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深处的”，这也就是鲁迅与卡夫卡的当下价值与意义之所在。然而，“在目前所看到的材料中，鲁迅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提及过卡夫卡；卡夫卡当然也不知道，甚至不可能知道鲁迅。”我们在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和成果，但是在寻找证据方面依然是一筹莫展。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搜寻鲁迅阅读卡夫卡的证据的努力呢？我们知道，鲁迅十分注重对“弱小民族文学”或“被损害的民族文学”的译介，可是他为什么就没有注意到卡夫卡，并翻译卡夫卡呢？卡夫卡就是弱小民族文学、被损害民族文学的最杰出代表。早在1907年，鲁迅就写作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该文主要论及了19世纪欧洲反叛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鲁迅“别求心声于异邦”。他认为：“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人本以目裴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鲁迅日后的译介理路基本上也延续了这一方向。鲁迅再三申明，他最初并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与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卡夫卡恰好也属于东欧、中欧小国弱国的作家，鲁迅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呢？卡夫卡1924年就去世了，他去世时在欧洲几乎没有什么名气，更谈不上世界影响了。即便他去世后也没有立即受到关注和重视，卡夫卡受到关注并开始在欧洲传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而此时鲁迅已经去世了。另外，卡夫卡虽然属于中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代表，但他与鲁迅特别关注和译介的那些作家，譬如裴多菲、密茨凯维奇、显克微支等作家相比，关注的问题与写作风格完全不同。卡夫卡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最新锐的写作潮流，甚至都无法归属于某一个具体的文学思潮。中国那个时代对于西方最新文艺思潮的介绍和翻译还是非常滞后的。“二十世纪才过了二十年，欧洲最新的文艺思潮还传不到中国。”卡夫卡作品最重要特征与其说是“喊叫与反抗”，不如说是有意回避大喊大叫，更注重呈现内心隐秘的真实，以及隐喻、悖谬式的叙述手法。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不是最急切需要的。

文泽尔在《从鲁迅到塔科夫斯基：理解卡夫卡的新方式》一文中写道：“虽然就我所知，目前学界尚未找到鲁迅先生阅读过卡夫卡上述短篇的直接证据，但考虑到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不仅学习了德语，还持续购买大量德语文学书刊的事实，他是很有可能读过卡夫卡并因此而受到创作启发的。无论如何，考虑到‘重述神话’与《故事新编》系列作品在形式上非同寻常的相似性，普通读者在读到卡夫卡的这类小说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掷入写有鲁迅名字的‘分类筐’中。”鲁迅留学日本的时间是1902年至1909年，这期间卡夫卡几乎都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从哪里读过卡夫卡呢？卡夫卡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出版于1912年，该小说集的出版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卡夫卡说过，他的这本小书在布拉格一家书店里一躺就是好几年，一共才售出11册。“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11册？”1908年，卡夫卡以《观察》为题在《徐佩里翁》杂志上发表了八篇散文作品，是卡夫卡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没有越出过布拉格犹太德语文化圈，根本不会为外人所知。卡夫卡自己满意的短篇小说《判决》写于1912年。卡夫卡生前还出版过少许作品，但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是他去世之后由朋友布罗德整理出版的。看来，鲁迅读过卡夫卡的可能性极小，而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可能性却极大。

卡夫卡有可能读到鲁迅吗？鲁迅的作品最早是什么时候翻译介绍到国外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鲁迅的《阿Q正传》最早被翻译成英文出版，即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美籍华裔梁社乾，英文翻译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此时卡夫卡已经去世2年了。梁社乾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将鲁迅小说译成西文（英文）的学者。1925年5月2日鲁迅收到梁社乾的来信，他为翻译《阿Q正传》英文事请教鲁迅。“6月上旬梁社乾又把《阿Q正传》的英文译稿寄请鲁迅审阅，鲁迅在6月20日校正寄还。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英文版。1927年第二次印刷，1929年第三次印刷……1946年11月香港激流书店出版了《阿Q正传》的英汉对照版，英文是梁社乾1933年的第二版。”鲁迅小说的第二位英文译者为英国人E.米尔斯，他根据敬隐渔的法文版《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1929）翻译了英文版《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该小说集收录了鲁迅的三篇小说：《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1930年由英国G.劳特利奇公司出版。1929年出版的法文版显然也晚于梁社乾所译的英文版。另外，美国人伊罗生1932年结识了鲁迅，他邀请鲁迅和茅盾为他编译的中国现代小说集英文版《草鞋脚》选编作家作品。小说集大约在1934年八九月编辑完成。1935年12月30日鲁迅写道：“《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该书竟然迟至1974年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有《狂人日记》《风波》《伤势》《孔乙己》和《药》。不过，伊罗生翻译的《风波》于1935年9月已刊登在纽约出版的《小说杂志》上，但这也是卡夫卡去世十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鲁迅小说的德文版出版是更晚一些的事。1935年，A.霍夫曼将鲁迅的《孔乙己》译成德文发表在汉堡的《东亚评论》上，应该就是鲁迅小说最早的德文译本。“值得提及的是，还在A.霍夫曼之前，弗里兹·格鲁纳（Fritz Gruner）曾于1928年成功地翻译了《阿Q正传》，该译文堪称是鲁迅作品在世界上最早的译本之一，遗憾的是当时未能发表。在A.霍夫曼之后，海因里希·艾格特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在《东亚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伤逝》和《示众》的德译文。”1937年波恩大学的王成举撰写了题为《鲁迅：生平与作品——论中国革命》获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是西方学者用西文撰写的有关鲁迅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这已经是卡夫卡去世十余年之后的事情了。总之，卡夫卡在世时鲁迅的作品尚未翻译成西文出版，鲁迅也并没有被西方关注和重视，且卡夫卡并不懂中文，因此，卡夫卡不可能读到鲁迅，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是茅盾。早年的茅盾与鲁迅一样热衷于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弱小民族喊叫与抗争的作品。茅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回顾了自己的文学活动，他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过十年。他提及那时翻译的小说大都关注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如“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他说：“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有益的事。”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撰写海外文坛消息，这时他订阅了不少欧美的报刊，例如《泰晤士报》的《星期文艺副刊》，《纽约时报》的《每周书报评论》，等等。茅盾对海外文坛的状态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听闻了卡夫卡。

1923年，茅盾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1923年10月）《海外文坛消息》专栏中《奥国现代作家》一文中提到了卡夫卡：“从那绝端近代主义而格特司洛，而卡司卡（Franz Kafka），莱茵哈特（Emil Alphons Rheinhardt）以至于维尔弗（Franz Werfel），都是抒情诗家，而且都可算是表现派戏曲的创始人。”卡夫卡被翻译成“卡司卡”。卡夫卡虽然勉强可以算得上是表现主义作家，但肯定不是表现主义戏剧家，更不可能是抒情诗人。几乎与此同时，1923年底和1924年初，《小说月报》发表了少许有关里尔克的文字。这是中国最早对于里尔克的译介：“利尔克（里尔克）是近代德国文学史中所谓‘青年伯拉格派’的现代首领。他是波希米亚人，故作品内多描写本乡的人情风物。他的心像一面镜子，不但能映照出风景，并且能映照出灵魂的颤动。他是一个梦想家，对于人生问题常常不断地考虑。他以为近代的产业文明的生活贼害个人的灵魂的。”这里对于里尔克的评价倒是基本准确的。不过，上面对于卡夫卡的评价虽然有误，但毕竟提到了在欧洲都没有什么名气的卡夫卡，而且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及卡夫卡。此时卡夫卡还活着，如果卡夫卡知道他笔下《中国长城建造时》的那个遥远国度里有人提及他，尽管不是很准确，也一定会感到惊讶和欣慰的。

刊于《文艺争鸣》202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