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热忱关注系统调查深入研究

——评长篇报告文学《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 次 更新时间:2012-05-07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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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进入专栏)  

笔者作为一位长期在高校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研究和教学的工作者,多年来渐渐养成了某种职业阅读的习惯,即对文学作品采取过分冷静、理智的阅读习惯。但我在阅读长篇报告文学《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远梅、孙云晓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时,则是被深深地感染、感动甚至震动了。我觉得,《拿什么来爱你》给我感染、感动甚至震动的地方,就在于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著者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热忱关注、系统调查和深入研究。

热忱关注重要社会现象

在当今这个金钱第一、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许多人已经变得眼睛短视、反应麻木、感情迟钝,面对重要的社会现象、生活变化、人生变异,面对某些不该发生的种种景象,一些人往往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更别说仗义执言了。但远梅则始终抱有对现实的热情关注、对普通人的真诚关爱、对社会和未来的深切的人道关怀。

远梅是一位有真诚爱心和自觉社会责任感的报告文学作家,她以优秀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敏锐进行报告文学创作,其作品产生了甚大而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前几年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描写农村留守儿童的令人痛心、令人担忧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反响和社会各界的反思,引起全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和重视。现在的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拿什么来爱你》是远梅源于真诚爱心和自觉社会责任感而倾力创作的又一重要成果和结晶。从《世纪之痛》到《拿什么来爱你》,既是远梅长篇报告文学创作的量的增加,同时更是质的发展和提升。我以为,如果说《世纪之痛》关注和描写的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是比较外显、可见的社会现象(只是许多人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拿什么来爱你》关注和描写的当代未成年人的心理危机,则是比较隐性、难于直观看到但又是我们更不应该忽视的社会现象。

远梅等在《拿什么来爱你》“写在前面的话”中写道:“我们学校受现行高考指挥棒的吸附,对中小学生的个体价值评价,一直沿袭着以考试高分论英雄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学校如是,社会如是,家庭亦如是。我们不难看到,在这种片面化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非智力(情商)教育得不到学校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生小小年纪便沦为学习的机器,心理压力重重,人生缤纷梦想灰飞烟灭。”上面所述还只是就教育(学校)系统内部的情况而言,如果将视线扩展到整个社会,则情况更让人惊心和担忧。因此远梅继续分析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经济成分、就业岗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传统美德的社会根基受到严重的削弱和扭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机制远未健全起来。开放的时代和开放的社会、多元的观念和多思的年龄、外来糟粕思想的侵袭、社会愈来愈烈的某些负面影响,更使一些孩子雪上加霜,暴露出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一些原本风华正茂的少年学子步入心理歧途,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泥沼。

由于远梅出于真诚的爱心,发现了被一般人所忽略了的当代未成年人的心理危机问题,她毅然提出:我们有责任在孩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他一缕关爱的眼神、一条中肯的建议、一段时间的特殊关注,以此来阻止其心灵的一路陷落,直到孩子艰难转身、孩子的梦想开始轻舞飞扬。于是,远梅创作了她这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用以表达她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热忱关注和普通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真诚关爱。当代著名作家何建明说:“为人民写作应是作家的根本使命。”(见《文艺报》2012年4月9日)远梅创作《拿什么来爱你》正是在自觉承担“作家的根本使命”。

进行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

远梅把自己对现实、对重要社会现象的热忱关注变为实际行动,就是认真开展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充分地获得第一手材料。据著者自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著者先后到湖南、湖北、四川、河北等4省28所大(中)学、7所脑科医院、康复医院进行走访调查,接触了一千多名师生、二百多名患者及其家属。在这段时间里,著者与学生有过彻夜长谈,以患者身份住过康复医院病房,假以实习医生的身份跟班坐诊过心理咨询门诊,随医师回访过愈后的患者等。正因为著者下了调查了解的真功夫,因此其报告文学作品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真实、鲜活的典型案例。《拿什么来爱你》给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以材料说话,以事实说话,以案例说话。

书中有的案例直接引用“孩子”或“父母”的倾诉,让人震惊,让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孩子”的倾诉,让“父母”内疚、惭愧并进而反省、反思。《中国式父母离婚》一节直接引述一个叫江浩的男孩写给其爸爸妈妈的信中的一段:“爸爸妈妈:其实我很恨你们!我知道,每个人生下来到哪个地方,是不可选择的。但我还是恨你们把我带入这样一个家庭。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每次你们回家都吵架,不是伤害的你们自己,而是伤害的你们的孩子。你们有没有理解过我的感受?记得有一次,你们吵得很厉害,我转身跑了,躲藏在一个角落,结果你们找到了我,还向我保证,说你们再也不吵架了。那时我觉得好欣慰,可是没过几天,你们又吵了,你们大人说话不算话!从那以后,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情很复杂,直到现在,我仍然对你们很绝望。尽管现在同学们看到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我,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我的成绩垮了,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做同样的噩梦,我梦见你们都不要我了!爸爸妈妈,我就好比一棵树,如果你们只顾自己的感受而忘了给这棵树浇水,那么它会更早枯萎。”这封信中所真切地反映出来的,父母带给孩子的心灰意冷、悲观绝望乃至仇恨,是对孩子心灵和心理极大的伤害。“父母”的倾诉则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似乎明确了今天的孩子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理危机”。《走近“钢管”家庭》一节引述了一段“母亲”的倾诉:“学习是伢子的事,大人辛辛苦苦供他们上学,有点空闲打点小牌,我们那里都这样。再说啦,有什么好说的呢?她看的书肯定比我要多,我能跟她说什么?她外公外婆那个时候除了早出晚归做工分外,也从没有跟我们交流过什么话啊,我们这一辈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这是一位给自己女儿带来了心理障碍而不自省的“母亲”,让人感慨,引人深思。

书中叙述的不少案例,看得出著者是尽可能避开单就某一点、或某一层面、或某一侧面的简单、省事的描写,而是努力做到对对象作出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有深度的描写。《沉溺湖底的母爱》一节,写一正在读高二的十四五岁的女生投湖自杀,其姑母赶到后,对侄女的死非常震惊,认为死得奇特,认为不可能。原来这几年女孩一直由姑母带着,给钱她花,给书她读,她为什么会去自杀呢?姑母的疑问也是读者疑问。作品告诉我们,女孩5岁时,父母出门打工,后因为分居感情出了问题,离异。女孩判给了父亲。离异的父母继续外出打工,父亲再娶,便把托给老奶奶照顾。而老人年事已高,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带了两年后,便把孩子交给了看起来家境不错的姑母代养。可姑母虽然对孩子好,却因为要起早贪黑做生意,难得有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如此看来,缺少母爱似乎是女孩悲剧的基本原因。不过,作品并没有将这一基本原因简单化、绝对化,作品接下去的描写中,作了多方面的叙述和剖析,我们从而知道,造成女孩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还包括女孩对自身生理发育的无知,包括因失恋带来的打击,包括同学之间的隔膜,包括社会不良青年与不良风气的引诱和熏染,等等。作品还进而对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而给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孩子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负面影响作了分析。可以说,《拿什么来爱你》提供给我们的案例就像社会生活本身那样纷繁、丰富而复杂。

除了上述通过调查了解而获得的大量材料外,《拿什么来爱你》一书中还有若干案例是著者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观察到的。《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一节,写著者由于此前在一些学校以“散文与生活”为题与学生作过交流,还曾在报纸副刊主持过“周末聊天室”栏目,因此曾收到过许多学生的来信来搞。2003年初春,著者收到的一位陌生女孩的特殊来信引起了她极大的震动,信的内容全是“救我!”“救我!”“救我......”一共有三十多个“救我!”著者循此线索展开跟踪调查,原来给她写信求救的李艳是又一个“读书读出了毛病,不得不休学”(李艳所在学校老师的话)治疗的高中学生。此后,著者数次到李艳的家里、学校、所住院的医院调查了解,并与李艳亲密接触。当著者第四次到李艳家里时,李艳这样给著者诉说:“求求你跟我妈妈说,我不要上重点!我要妈妈陪我说说话!我不要她打牌,不要!不要!”正因为这里所写,是著者的亲眼所见,是切身体验,因此,著者在该节结尾发表的感叹和追问也特别能打动人。著者写道:作为父母亲,我们都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予他们的成长应有的尊重?是不是因为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已经过高?面对孩子,应该以怎样的细致关心,我们才能走进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走过心灵成长路上的一道道坎?

展开独到而有深度的分析、研究

远梅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其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关注现实,也不仅是反映现实,而且总是努力地去分析、研究现实,并努力做到有深度、有独到见解。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从书名到章节标题,既表现出纪实性、描述性的特点,又显示出分析性、思考性的特点,可以说很好地做到了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的有机交融。“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其书名即别具一格,这一书名是在向所有的“父母”发问,也是著者在向自己发问,更是在向时代、向社会发问。这一发问本身就已暗含了某种反思、批评的因素,其实际是在说,我们对“孩子”的“爱”已经出了问题。书中许多地方在真实、生动地进行叙述时,常常会及时的夹入精到的议论。《我们身边的小“雨人”》 一节,在叙写了多个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的案例后,于结尾处写道:留守孩子缺少父母的温情,大多比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容易产生孤独感、自卑感、悲伤感,好强的孩子往往还会有意掩饰内心的孤独,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性自闭,不善于也不喜欢向人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诸多在学校和代管父母面前表现良好,甚至特别乐观的留守孩子,其实他们都有着双重性格。在这些个案中,如果父母平时与孩子沟通多一些,如果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健全一些......笔者认为,上述的分析非常到位,既是文学的,也是心理学的,还是社会学的。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全书分为三篇,即:“缺位篇”《孩子,你怎么了》;“探究篇”《谁在对应试教育说不》;“救赎篇”《天使就在你身边》。从“篇”的标题即可看出,后二篇是侧重于分析、研究的。在《谁给青春灵魂戴上镣铐》一节里,著者分析道: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成人对孩子出现的自杀、凶杀、忤逆父母、离家出走、患上精神疾病等问题往往无法理解。其实很多的问题大多都是因为父母要求过高,学校限制过多,孩子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又缺乏判断能力所致。成人过多的“应该与不应该,如同枷锁,拘禁了孩子原本自由的思想,让孩子没有了自己看待问题的能力,没有了面对挫折的能力。”基于上述的分析,著者将“谁给青春灵魂戴上镣铐”归结为三个方面,依次用了如下三个小标题进行概括:“父母真爱长久缺失”;“学校应试教育积重难返”;“社会环境不良侵袭防不胜防”。这样的概括,简洁、明确,击中要害,鞭辟入里。

在结束这篇关于《拿什么来爱你》的读后文字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点看法,那就是,我认为,著者远梅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而且是一位真正有社会良知、有人道关怀、有真诚爱心的知识分子。

2012年1月11日稿毕于岳阳市南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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