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美，从东部参观华尔街开始，到西部拜访硅谷企业结束，历时半月之久，时间真是不短。虽然自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一路兴致盎然，今天要回国了，还是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

从东到西，从前到后，差别不仅是地理上和时间上的，更是心态上和气氛上的。我总的感觉是，东部的访问比较“宏观”，西部的访问则比较“微观”；在东部时，每个人都像政治家，到了西部，每个人才真正像企业家了。

开始的几天，无论是在纽约的几场“中美商业领袖对话”，与联合国(微博)秘书长潘基文的见面，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午餐演讲，还是在华盛顿与前国务卿鲍威尔在咖啡厅的交流，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早餐研讨会，与新任商务部长约翰•布莱森和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的会晤，与国会议员的交流，双方关心的都是诸如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欧债危机、中美关系、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及下一步的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大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空气中似乎总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我看到的是大家的忧虑、困惑、茫然。

但到了西海岸的硅谷，无论是参观谷歌公司，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面对面交流，听取甲骨文(微博)公司高管的介绍，还是与几位传奇式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交流，湾区企业协会的主题午餐会，在斯坦福商学院的专题研讨会，话题都围绕着创业、创新、风险、知识传承、并购、企业成长等微观概念展开，我自己也才似乎真正感到身在一群杰出的企业家中间。在这里，我感到了生机、活力。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在，这世界就不会太让人失望！

讨论大的宏观问题，每个人都是专家，都可以侃侃而谈。当然，见仁见智，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但总体而言，我的感觉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悲观；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乐观。当然，中国企业家中也有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但这种乐观究竟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还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判断，我还分不清楚。

作为经济学家，我本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变得不像原来那么乐观了。原因有二。

一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经历一种理念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市场机制产生了怀疑，而对政府干预的迷信显着增加。美国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但美国政府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寄托在加强政府管制上，寄托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中国的情况则更不用说，一些政府部门迷信国有企业，迷信产业政策，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反市场的政策不断出台。结果是，几年内就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大大改变，改革徘徊难进。国有部门攻城略地，高歌猛进，民营企业家风光不再，如履薄冰。

我忧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领导力危机。全球范围内，政府领导人的素质在下降。上世纪80年代，有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可现在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政治家了。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理念，有远景，也有激情。但现在的世界，充斥的是政客和不负责任的官僚，有理念的政治领袖太少了。

政治领袖的本质是引导(Lead)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和共赢。事实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远比人们理解得要大。遗憾的是，政客们经常故意误导(Mislead)民众以获取政治利益，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利益冲突。美国政客把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使得民意测验中显示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美国的坏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座谈中，我说，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时，美国政治家太政治化，中国人太情绪化。如果美国人少一点政治化，中国人少一点情绪化，中美关系会和谐得多。鲍威尔将军很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可惜，像他这样的人，反倒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政治，所以选择离开政治舞台。

11月9日中午奥尔布赖特演讲后，我有个简单的发言，我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本是235年前也就是美国独立那一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本是2000多年前老子写的《道德经》，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

美国靠自由贸易立国，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更有市场。美国政府应该懂得，解决失业问题要靠更大、更开放的全球市场，而不是用保护主义政策分割全球市场。我认为中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方式。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傲慢和霸道不是好方式。

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不理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政府无疑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这一点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据说，斯密受到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启发，而重农学派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的麻烦就会少得多！

全世界范围内比较，美国仍然是创业的天堂，这一点在访问过硅谷企业之后，得到中国企业家代表的一致认同。这使得企业家们对美国经济前景不再像我们在东部访问时那么悲观。只是让他们感慨的是，以目前中美两国在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差距来看，中国未来要超越美国，实在太难。没有自由竞争和法治环境，就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

美国之行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