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率是由从事企业活动的那些人的能力所决定的

企业家资源的不同配置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有些什么影响呢？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最好的配置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都从事工商业活动，也就是当企业家；最不好的配置是他们都在政府工作，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寻租活动（其实更糟糕的配置是最高能力的人从事战争活动，我这里忽略掉这种配置）。我不是说政府不重要，政府很重要，但是政府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得大量的政府人员从事的是财富的再分配，不是财富的创造。理论上来讲，国民收入再分配主要是通过政府来做，实际上政府从事的好多活动是寻租活动，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而工商业、企业界从事的是创造价值的活动。这样，一个社会中最高能力的人是配置在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部门，也就是最高能力的人是创造价值，还是分配价值，甚至寻租，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由从事企业活动的那些人的能力所决定的。[i]如果最高能力的人在政府从事寻租和再分配活动，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活动，那么，从事企业活动的人的能力在总人口当中属于中等甚至中等以下，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非常的缓慢甚至停滞。为什么呢？因为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的，我们今天享受的和两百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们享受的不一样，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从事企业活动的人中最能干的那些人的能力。[ii]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软件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取决于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从事软件业里相对能力比较差的那些人。所以，如果最高能力的人不是从事企业家活动，而只有次等能力的人做企业，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就会非常缓慢。

企业家的能力决定企业规模

再看一下不同能力的配置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我相信，每位企业家都有一种雄心，把自己企业的规模做大。企业的规模也就是你雇佣多少资本、雇佣多少劳动、服务多大的市场。企业规模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领导人能力的高低决定的，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教授证明的，能力高的企业家领导大企业，能力低的企业家领导小企业。[iii]当然这是平均而言，具体到某一个企业可能不一样，因为决定企业规模大小的还有其它因素，包括不可预见的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但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而言，可以这样说，高能力的人领导大企业，低能力的人领导小企业，企业的平均规模的大小是由企业家能力决定的。如果这个国家最高能力的这部分人在从事企业活动，这个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就比较大；反过来，如果只有次等能力或者低等能力的人从事企业活动，这个国家企业的平均规模就比较小。

这里的一个原因是，人们通常不愿意接受比自己能力差的人领导。如果企业家的能力很高，那么，这时候才能比他稍差一点但是仍然比较高的人，愿意来这个企业工作，接受前者的领导；以此类推，这个企业的规模就可以做大。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在美国，非常高素质的人愿意进大的公司去做部门经理，或者从基层做起到部门经理一直往上做。相反，如果企业中最高职位的人本身能力比较低的话，好多人就不会跟他走，而会自己去创业，最后就会形成好多“小老树”企业，没有大企业。所以宏观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比较，哪些国家可以有大企业，哪些国家缺少大企业，很大程度上与人才资源的配置有关。当然，我这里讲的企业，是指自由竞争下的私人企业，不是政府靠财政资金和强力维持的企业。国有企业的规模大小，与领导者的能力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政府赋予的资源和排他性经营权。

企业家的能力决定工资水平和收入分配

企业家的能力对工人的工资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如果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高于他的边际生产率，企业早晚要破产；而如果企业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的边际生产率，企业就很难吸引这些雇员，所以企业必须按照员工的贡献支付报酬。当然决定工资的还有其它因素，包括社会公平等等因素，但边际生产率是最基本的。

所谓边际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有你没你这个企业有多大的差异？差异越大，说明你的边际生产率越高。而员工的边际生产率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企业的企业家能力决定的，不完全取决于员工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人能创造出多少价值，依赖于他在哪个人领导手下干活。企业家的能力越高，员工的边际生产率就越高。这就是俗话讲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为什么有些人在原来企业工作，每个月只拿几百块的工资，企业还亏损，而到外企之后，每个月给他几万块钱工资，企业还赢利？就是因为他在不同企业所创造的价值不一样。所以，工人工资的高低与社会中人力资源的配置关系很大。如果社会中最优秀的那一批人在从事工商业，这个社会劳动阶层的工资就会高；如果只是比较次一等能力的人从事工商业，这个社会劳动阶层的工资也就比较低。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力资源的配置对收入分配差距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有人会认为，尽管把最优秀的人配置在企业部门可以增加国民财富总量，但同时也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没有证据表明，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家活动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比最高能力的人从事政府工作的国家更大。另外，在讨论收入分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权力的分配，货币形态的收入只是决定人们生活水平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我们不仅应该关注货币形态的基尼系数，还应该关注权力的基尼系数。当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政府工作时，货币形态的基尼系数也许不大，但权力分配的基尼系数可能很大，只是没有人计算罢了。多年前一位市委书记曾告诉我，他问过下边的处级干部，谁愿意离开政府就给谁补偿100万，结果没有一个人回答愿意离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手中的权力至少值100万以上！这100万在收入统计的时候我们统计进去吗？没有！所以，在政府官员拥有很大权力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远远大于货币收入的差距。

人们一般对可以观察到的差距比那些不可观察到的差距抱有更大的偏见，我将之称为“可观察性偏见”(observability-bias)。举例来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同样两个企业，第一个企业工资高，但是人文环境很糟糕，第二个企业工资低点但其他条件很好，许多人容易被第一个企业所吸引，尽管进去之后他会后悔。谈恋爱也是这样，你说对方长的漂亮不漂亮对你的幸福有多大的影响？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大部分人找对象总是先考虑长相，因为长相容易观察其他的不容易观察。社会也是这样，在传统社会中存在极端的权力分配不均等，人们好像能忍受，但是一旦变成货币分配的不均等，人们就不能忍受了，因为货币收入的透明度太高了。

进一步，在最高能力的人分布于政府的时候，腐败现象通常会比较严重，权力的货币化程度很高，货币形态的收入差距也会非常大。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与最优秀的人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要大得多。如果一个社会最优秀的人配置在工商业，他们就能够创造财富，能够让每个人过得都比原来好，只是好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如果社会最优秀的人不是配置到工商界，而是配置到政府，他们只是在分配财富，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里，社会的总财富不会增加，即使收入差距不大，也只是普遍贫困而已。

生产力导向组织与破坏力导向组织

 最优秀的人才在干什么，也决定着这个社会其他人的活动导向。前面谈到，在市场上，一个人报酬是由其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但在非市场化的组织中，个人得到的报酬常常与他所创造的价值没有什么关系。

我曾把所有组织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力导向组织（productivity-oriented  organization），另一类可以叫破坏力导向组织（damageability-oriented organization）。在生产力导向组织中，一个人在这个组织当中能获得什么地位，得到什么样的报酬，是由他对这个组织的贡献决定的。我干得比你好，我的待遇就比你好，我的位置就比你高，老板对我更欣赏；反过来，我干得不好，我什么都不如你。所以，在这样的组织，人们进行的是生产性竞争，也就是比赛的是对这个组织的贡献，每个人都有积极性提高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这是良性的、健康的竞争。

相反，在破坏力导向组织，个人的报酬和地位不是由其对组织的贡献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杀伤力，对组织的破坏力。比如，拿枪的比拿刀的得到的要多，拿炮的又要比拿枪的得到的多，或者说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谁有办法给别人使坏，谁就会得到提升。在这样的组织，人们的精力多放在毁灭别人的能力上，不是竞争提高生产力，而是竞争提高破坏力。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里讲过，中国社会过去就是这样，比赛你对别人的加害能力，因为加害能力决定了你的地位和财富。[iv]企业家可以考虑一下，你的组织是生产力导向组织，还是破坏力导向的组织？我看中国有不少的组织，是属于破坏力导向的组织。

如果社会中最高能力的人配置到了工商业领域，就会形成生产力竞争；反过来，如果最高能力的人配置在政府，就容易形成了破坏力竞争。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大量的人本来可以创造价值，但是他们不去创造价值。举一个例子，陈忠实在《白露原》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辛亥革命后，关中道上的农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皇帝没了，以后还交不交皇粮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仅要交，而且要交好几次，来一个军阀就征一次税，把这个军阀赶走了，又来了一个，又征了一回税。人们最后认识到，与其让别人向自己征税，不如自己征别人的税，所以就都拿起枪杆子去征别人的税去了。社会最有能力的人分配到政府已经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了，但是这还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就是最有能力的人都在比赛打仗，就是精力都花在军力上。我们国家历史上不断有这样的事，就是最优秀的人都在比赛武力。

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决定着社会的道德水准

人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也在决定着社会的道德水准。如果最有能力的人从事工商业，人们就会诚实守信，就会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反过来，如果最有能力的人多在从事政治，就会形成欺诈、不诚实的社会风气。即使本性诚实的人，一旦变成政治家之后，也会失去许多人性中本来具有的美德，做出好多不诚实的行为。而在商业领域，你的竞争力取决于你创造价值的能力，作为商人，除非有政府赋予的垄断特权，否则你是不能强迫别人的。你要让别人认可你，你就要创造出价值来。

参考资料

[i] 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第3章，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威廉·鲍莫尔《企业家精神》第2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ii] Robert Lucas. 1978.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9: 508-523; 安德烈·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掠夺之手》第3章，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iii] Robert Lucas. 1978.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Firm.”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9: 508-523.

[iv] 吴思《隐蔽的秩序》第六编，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