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当官乃人生一大厄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96 次 更新时间:2004-11-11 15: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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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我这人向来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当官。觉得被人管当然时常会不自在,但我可以逃避,实在逃避不了,觉得管我的人不顺眼,就不服、反抗,戳穿他的西洋镜,使他对我收敛起来。要是自己当了官,非但有了管人的责任,必须时刻约束自己,装模做样,更在官的圈子里,要顺应各种风气,不同流合污也要有个妥协,使自己人生备受煎熬。

  

  当然我也当过官,前前后后当过些小官。但我从来觉得很受罪,一直想摆脱当官的厄运。也是奇怪,即使从检察院辞了职,没有了国家干部身份,竟还糊里糊涂在浦东乡镇当了多年小官,还有了一段唯一的市区人在农村当村书记的经历。四年前痛下决心,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跳出火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下半生,才算获得了人生的自由。

  

  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一所部队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才一年多,便担任了占全校三分之一规模的教研组组长。这是正营职务,我是副连,应该很得意,但我并不认真,觉得虽然属于军队,教育终究是教育,做教师的最需要根据自己想法做事,都是名牌大学科班专业出身的人,哪要我去管七管八?我的责任,是代表大家怎麽应付好不懂教学的校长、政委。所以,我并没有当了官的感觉,反成了最跟校长、政委捣蛋的人物。

  

  后来转去教导大队政治处。有一年抽调了一批各部队班长进行军事强化训练,我到中队代理政治教导员,算是主官,第一次有了当官的感觉。有一个女兵排,因爲怕象饿狼般的男兵去惹是非,我就直接监管,女兵请假都必须由我亲自批准。女兵们来报到的时候,在营房里遇到我,有几个在我到市中心通讯处玩时见过,大概因爲我年青,才二十三、四岁(那时部队年青的军官很少,很多排长要三十岁出头),她们跟我开过多次玩笑,现在又对著我嬉笑起来,“小军官,你在这营房?”唧唧喳喳著要我请她们吃饭。傍晚她们列队后,我去见面讲话,“这里天天有饭吃,不过,我这饭不是好吃的”,一帮女孩子都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我这个“小军官”现在是她们的教导员,自然,鼻孔里发一个“哼”也不敢了。来跟我请假是最尴尬的事,我肯定要问爲什麽,她们红著脸立在门口不响,我只能硬著心肠,“战场上没有请假”,很冷酷地对她们。训练期间,她们没少哭过,不过也怪,我一出现,她们的眼泪就抹干了。后来在通讯处一遇到这些女孩子,我本能的反应就是逃避。通讯处的军官跟我说,女孩子们都叫我魔鬼,咒我永远娶不到老婆。那时我想,当官的感觉真是很不好。

  

  大学时有个同学问我当官好还是做老师好,我说要想有良心就做老师,不要良心就当官,否则,官是当不大的。至今,我依然认爲在中国当官,是断断不能有良心的,官越大,良心就越是大大地坏了。因爲,中国官场的制度和规则是不会允许又有良心又高升的,首先必须出卖自己的良心,其次要强迫手下人出卖良心,官场上叫“成熟”。八十年代上海警备区有一批跟林彪事件有瓜葛的老干部,虽然级别都很高,却最属于灰孙子,经常被政治部门的小干事们训斥来训斥去,那些老干部只能点头哈腰,我很看不惯,便被认爲“不成熟”。九十年代初山东来两个朋友,搬了几箱孔府家酒说我去山东从政,要引进我,保我两三年里做县委书记,我自己知道自己政治“不成熟”,不属于“人才”,只是劝他们“喝酒、喝酒”。

  

  最不喜欢当官者的那些腔调:逢了上级,便是彻底的奴才,一举一动都竭尽阿谀;逢了下级,便觉得自己长得最英俊,风度最潇洒,言谈举止最幽默。本来一个很好的人,经了官位的腐蚀,或短或长的时间,一定变成妖怪般的人物──徒有人形,其实虎狼。有个大学同学,本来很有些思想抱负,他留校做了老师。我曾数次专程返校,跟他讨论理论问题,彼此觉得十分投机、平和。但他忽然被市委组织部选了去做官,在某地当了个什麽处长,同学聚会相遇,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话,“这个同学不错,我看得上;那个同学不行,我不会帮忙”,胡乱指点“人头”,简直比妖怪还妖怪。还有一个当了处长的同学,我因了多年没见,正好有一项简单公事要他批字,就没有让手下人去,自己直接去办,主要是爲了看看他这个老同学。他坐在那里,讲话的音节拖得长长,哼哼哈哈,唠叨自己脂肪肝身体不好,跟我交流养生经验,当场可以签的字却就是不签,末了一定要请我吃饭,吃了饭自然是我自觉买单。等了两个月他还没有批下,结果说是他手下把我的申请表格给弄丢了,──真是妖怪里的大王;我的性格本要开骂,毕竟还是碍著老同学面子压住了愤怒,但以后再不愿意见他。

  

  中国的官,一定就是权,即使本谈不上什麽权,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把它弄成权。官场上最讲究的是用人权和用钱权,在形式上更可以扩大爲签字权和盖章权,有了这样的权,不论职位高低,都属于实权人物。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官员不想成爲实权部门和人物,所以,在“加强管理”的漂亮说辞下,争不到用人、用钱权,也要争签字、盖章权。本来签个字、盖个章是很简单的事,但简单了怕人们不认爲他们有权,官场上就会被嘲笑爲能力不强,就偏给你搁著,折腾你奔来跑去,让人人知道他们的厉害和重要。我在浦东某镇做政府专案办经理时,管辖著一千余家大小工商企业的专案报批,我手下有一个老头负责接受这些企业递交的各种报告,再重新起草了报告给我审批,就是这样一个起草工作他也算是有了签字权,非要把企业拖著,要等企业请他喝了酒才交我审批,弄得人人以爲他的权比我大,骂了他多少次就是死不改悔,还觉得我没有工作经验,开导我应该如何如何用好权。镇党委书记什麽都脑子清晰,就喜欢打麻将“糊涂”,打麻将的时候他不许谈工作,但麻将打得开心了,要他办的事他才办,一年当中,我估算他在麻将桌上的收益一项,绝不下于三、四十万元。

  

  一般来说,在中国当个芝麻绿豆官,也是要很付出代价的,即使不付出金钱酒肉,也要长期委屈自己的人格。我算是个特例,在军队的时候,以正连的级别时常参加团级的会议,二十三、四岁夹在一帮老头当中,被公认前途无量,人人以爲我家里有一个级别特高的高官,其实我只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查三代也查不出一个官来,之所以突出些,恰恰是因爲我没有背景,跟任何人没有瓜葛,由我专门培训、考察了那些团级军官包括我自己的顶头上司,我就占了他们都是我“学生”的便宜。那时我年轻气盛,喜欢骂人,人人不愿意得罪我,怕被我骂后影响太大,不好。而我做事也是向来只认事,不认人,有如一群草鸡里夹著只乌骨鸡,无所谓好坏却是怪异。一次到著名的“好八连”蹲点考察干部,私下的重点是考察副指导员,准备提他当指导员。我去了后,这年长我近十岁的副指导员对我比对他老爸还殷勤,凡是能说的马屁话都说尽了,简直到了命令他吃屎都立即执行的地步。他却不知道,我恰恰是最讨厌这一套的。当著团、营领导和他本人的面,我当场给他下了个“没有决断力,没有工作魄力,不适合当主官,需要继续锻炼”的结论,评定会议一下子冷场,这等于枪毙了这位已经当了四年副指导员的军官的前途,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事后我想,我也是太残酷了些,其实中国的官越大越好当,最难当的是最基层的干部,他一直做龟孙子,在底下勤勤恳恳,付出了很多,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我何必断送人家的前程?

  

  由于升官付出的太多,占了一个位置就要有更多的回报。即使清官,他们也是格外注重要被人敬重乃至被人哈哈,因爲,做上头的小三子付出了太多人格,就要下属也做被自己吆喝的小三子,从他们身上弥补自己的精神短缺。从这条说,官场上的所谓清官也多不是好的料子,万一冒犯了,整人不见得会比贪官手软。我代理政治教导员时的中队长,是“好八连”连长出身,算得上是个清官。有一天上午,我跟他在一起商量工作,门口一个战士叫“报告”,接著走进来一个近六十岁、穿戴整齐的农村老人,他直著嗓门自我介绍,是那个战士家乡的村长,特意来部队探望,看村里孩子在部队表现好不好。他的态度,像是首长来视察一样。我马上让座,叫通讯员给他倒茶。这位老村长叫门口立正著的战士进来:“有我在,怕什麽。”中队长对老村长的态度和这句话有些不高兴。战士不敢进门,我示意他进来,搬个凳子坐下,他进门后不敢坐,只是立著。聊了几句后,老村长突然问:“你们要是回乡下,可以当个什麽干部啊?村长、村书记恐怕是当不到的。”中队长立时脸色铁青,指著那战士说:“他回家,上头是小队长,小队长上面是你村长。在这里,他上面是副班长,副班长上面是班长,班长上面是副排长,副排长上面是排长,排长上面是副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上面是连长、指导员,连长、指导员上面是副营长、副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上面是我们营长、教导员,你说我们可以当什麽官啊?”老村长想了想:“这麽说,你们可以当乡长、乡书记了。”边上的战士头上直冒汗,悄悄拉老村长的衣服,暗示他可以离开了。老村长和战士一出门,中队长就破口大駡起来:“TMD老乡巴佬,老子回去给我乡长不会要当,老子回去是城里人,要当县里局长。”他命令通讯员下去传达:一不许留饭,二不许那个战士请假陪老村长出去吃饭,三不许留宿。我心里直想笑,关照通讯员“拥军模范嘛,饭还是要留的”。几天后的傍晚,我跟中队长一起散步,战士们在训练单杠,正好那个战士吊在单杠上晃著身体,不是很认真,中队长走过去命令那战士引体向上,把那战士折腾得胳臂也举不起来了还要他上杠,那战士只好立正不动,中队长一把把他揪到自己办公室,“砰”地关上了门。我略等一会后去敲开门,那战士立在墙边,左右脸都是巴掌印。我对他说:“你是不好嘛,训练也不象个训练样子。队长教育你,要吸取教训。走,到我那里去,我跟你好好谈谈。”我把那战士拉出门。到了我房间,他委屈地“呜呜”起来。“不许哭”,我命令他倒了热水洗脸。老村长哪里知道,他不知天高地厚的一次“冒犯”,竟然在中队长心里种下了仇恨种子,连累村里孩子莫名其妙吃了大苦头。

  

  凡当了官,便不仅是人才,而且更是能力。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就等于能力越强。今天的中国,诸葛亮是不能再世的,因爲,在隆中的诸葛亮既然无职无权,便是无能,一定要当官也要从士兵爬起,等爬高了,他也就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物;而张飞管起了文教或当了什麽校长,那就一定是中国最有学识的这个家、那个家。在今天做了五脏齐全的一方土地主官,那就是文武经济全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虚假的。诸葛亮宁死也不会去从士兵爬起,张飞永远只是个文盲。所以,本质上,职务越高,才华越是称作盖世,实际便越是无能。但有一样本事确实都很高超,就是抢功、推责任。要是有了功劳,官大的一定是头功,比如一个张飞领导下的一群诸葛亮研究出了木牛流马,功劳一定属于张飞而不是诸葛亮们的,诸葛亮们得到的是张飞载誉归来后给的两句表扬;要是有了责任,张飞一定说我本不识字,只是领导不当,先砍了诸葛亮们的头,自己再带著诸葛亮们的头去负荆请罪,而张飞与刘备本是哥们,负荆请罪只是形式,诸葛亮们的头却砍得实在。这方面的事例,我是时时刻刻地经历和看到,中国一方天地之间,任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中国的政治,是靠铺天盖地的官员硬生生支撑著的。但是,由于今天官员的升迁机会大多是靠阿谀、投机而来,官越大,越是阿谀、投机成性,所以,他们只有在社会超稳定态下立场才是坚定的,一当社会失去了超稳定态,其政治立场绝不可靠。89年社会运动形势并不明朗时,上海有个人说乘轿车头撞在了车玻璃上,于是就住进了医院,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头就不疼了,就站到了前台。我那时所在的检察院检察长,是个解放前夕参加公安工作的老油子,89年那会儿也是说生了病,消失得无影无踪,形势一明朗,突然精神抖擞冒了出来,大会小会喊镇压。他的一句口头禅是“我带了几十年兵”,把我周围的同事糊弄得崇拜得不得了,我看不惯虚僞,就说:“什麽时候带过兵了?什麽叫带兵知道吗?一个关键时刻装病逃跑的人会是带兵出身的?”他听说了,恨得咬牙切齿。有人跟我说,他在党组会上一次次骂我,但对我又无可奈何,不是我的业务能力超群,是院里唯一的法学士,而是我进检察院的时候就申明不要当官,只愿做最普通、最艰苦的反贪侦查员,无欲则刚,是根不好咬的老油条。后来,就象上海那个人高升了一样,这位检察长也升了市副检察长。中国的官场充斥著这种人,政治还会坚强?色厉而内荏罢了。

  

  在当代中国当官,真是人生一大厄运。好在我终于解脱。即使我想当,四十来几的年龄,芝麻绿豆官也不会有人要我当了。主观、客观,都彻底得到了解脱。阿弥陀佛!

  

  当然,我知道,中国从来不缺想当官的人。枪毙了一个官,空出一个位置,哪怕这位置是个不能领导任何人的最奴才的位置,也会有一百个人去抢。但是,我还是想建议一声:“请掂量自己的人生。”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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