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新三届”学者的生命悲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14-02-05 10: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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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从2009年到2013年,我们损失了很多大师,这些大师在各自领域用坚韧的毅力做出了非凡的学问,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章。”这是共识网最近制作的“陨落的群星——追忆近5年逝世学者”专栏导语。

   共识网该专栏选择了蔡定剑、陆学艺、任东来、木心、夏志清、朱厚泽、高华、唐德刚、邓正来、朱维铮10人作为近5年逝世学者代表。这可以说是一种“偏好”选择,从“学者”而言,这些逝者所代表领域是比较狭窄的,即使不考虑理工医科技界,也并没有完整包括社科人文的基本领域,比如2013年10月22日刚去世的侯仁之先生从学科成就而言,就绝非以上10人中多数人可比。不过,共识网10人名单基本是比较有公众影响性的人物,所以也具有一定代表性。10人中夏志清、唐德刚属于海外人士,如果把1982年定居纽约的木心也视作海外人士的话,其他7人都是大陆人士。这样一看,就凸显出了一个印象: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大师”级学者真多!

   进一步看7名大陆学者去世时年龄,蔡定剑阳寿54岁,陆学艺80岁,任东来52岁,朱厚泽79岁,高华57岁,邓正来57岁,朱维铮76岁,从60岁左右至75岁左右之间的寿命是空白。严格来说,朱厚泽并非学者,而是有过著述、比较有点学问的官员。在去掉朱厚泽之后,陆学艺、朱维铮都是“文革”前完成学业并开始从事研究,他们的去世可以认为属于“自然”。 其他阳寿不到60岁就去世的有4人,是75岁以上去世者的两倍。这样一看,就更突出了一种悲剧印象: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年轻“大师”级学者好多!

   再进一步看,任东来、高华、邓正来1982年本科毕业,蔡定剑1983年本科毕业,尽管高华出生于1954年,任东来出生于1961年,有着不小年龄跨度,但四人都是“文革”结束后的“新三届”大学生,当年都同时在校园做着学子。如此“巧合”反映出的是一种历史:“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文革”期间历届中学生与“文革”结束后应届中学生一起参加竞争,校园里的“同学”年龄跨度甚至长达将近10年。从中国有了高考而言,这是一种幸运,但也应该认识到,这是悲剧。

   我是“新三届”最后一届大学生,是应届中学生出身,即使在我所在的上海,包括三年制中专在内的升学率也仅有4%。由于应届中学生在我这一届人数最多(系小学阶段两届合并为一届升入中学),又是“文革”期间历届中学生参加高考最后一次机会,竞争空前激烈,复习阶段就把身体搞坏的人很多,高考时在考场身体出毛病当场晕倒抢救的事情也不在少数。“新三届”还在大学阶段时,由于读上大学实在来自不易,一方面知识基础十分薄弱,一方面又有强烈的“骄子”尊严和自信,努力读书风气便极其浓烈。从上海而言,我所见的本科大学,无不有读书读得神经兮兮的学生深夜在校园以怪异的神态、行为幽灵般游荡,学生中患失眠症是十分常见现象。那时候,大学生口头常用语一是“拼”,二是“啃”。“拼”就是拼命,“啃”就是读大部头经典著作。这样所要付出的身体损耗代价,自然就很大。

   “新三届”大学毕业后,如果从事不需要继续读书的工作,以我的印象,大概曾经付出过太多精神,大多就走了不愿意读书的极端,经过数年很快知识陈旧化,喜欢跟更年青的人唠叨“我们当初如何如何努力”,成为“遗少”,日渐落伍于时代。由于历史断代造成的机遇,即使非常愚蠢的人有个文凭了,经过若干年混日子也可以在所在单位占有一席之地,在体制内几乎无不可以捞个官员职位,官腔风气浓烈,反成为科班出身人中最不喜欢读书的一群。如果继续升学读研究生或者从事需要继续读书的工作,则普遍保持了对于学习十分“敬业”的风格,特别是从事研究、文字创作的人,仍然不懈怠地“拼”着、“啃”着。学者当然属于继续“拼”着、“啃”着的一类,也当然继续付出较大身体损耗代价。这样的生命,当到了50岁左右,也就靠拢死神了。这就是这几年大陆逝去的年轻“大师”级学者好多的根由。

   2013年8月在北京跟余世存先生聊天,他是1969年出生,比我年轻7岁,他很关心我身体。我跟他说:“再给我10年,让我把想写的几本书完成,就死而瞑目了。如果给我20年,让我活到70岁,就是意外之喜。”余世存先生说:“你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应该没有问题。现在活80岁都属于正常了。”我说:“现在环境、食物污染,我的体质对污染特别敏感,加上长期平均每天至少10小时坐着的消耗,过了50岁,就要随时准备死亡了。”

   上世纪中叶以后,阿司匹林、合成磺胺、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等医药技术已经发明并普及,人类寿命得到大幅增长。一般来说,只要具备基本物质生活、营养和医药条件,在正常外部自然环境下,按照中国古代活70岁属于长寿来说,人要长寿已经不是问题。恰恰这时候,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短命者特别多,不过,那基本属于非自然死亡。目前而言,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很大改变,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知识本身,发生有一个断代问题,“文革”后知识分子承受着特别的重负。既有着知识的重负、专业的重负,也有着物质生活、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重负,更有着精神虚脱的内在折磨。正是由于此,“文革”后中国知识界始终有一个严重的中年知识分子早亡问题,甚至还有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早亡现象。从大时代角度说,“新三届”乃至80后、90后,甚至转瞬就会登上舞台的00后,命运大同小异。“新三届”学者的早逝,不过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已经现实出现的特殊现象。

   参加追悼会,写悼念文,对于我这样过了50岁的书生来说,将越来越是件经常的事情了。悲夫!

   然而,按捺不住地还是要拼、要啃。

   201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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