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李大钊思想自由的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0 次 更新时间:2004-10-25 21: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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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李大钊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由于李大钊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就限制在了某种规范当中,他的很多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有着切实意义的重要思想就不能得到良好发掘,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思想自由的思想。

  

  一

  

  从主义的角度说,李大钊的思想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这一点,学界已经有公认2。但是,李大钊的这一转变并不是前后泾渭绝然分明的。在李大钊的整个思想系统当中,有许多基本思想是一贯的、连续的,只不过有的基本思想前期谈得多点,后期谈得少点,或者是前期谈的少、后期谈得多。在这些一贯的基本思想当中,自由与民主在他的思想当中占有主要地位。理解这一点,涉及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这两个重要方面。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和历史进化观念,他认为中国属于世界体系的一分子,必须跟着世界历史的进化潮流而运动,而“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3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潮流,“吾人对于俄(P59)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4,中国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赶上“世界的新文明”。在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给胡适的信中,认为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5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工具”论立场,是“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6也就是说,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赶上“世界的新文明”的“工具”接受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工具”,所以,李大钊非常重视“用”,他告诉胡适:“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世界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7李大钊对胡适发的誓言,很快就化为了他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因此,李大钊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因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消除,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他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的工具。

  

  在李大钊的思想里,自由、民主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始终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在李大钊为十月革命欢呼的《庶民的胜利》一文里,他把十月革命也看作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认为民主主义与劳工主义是一回事,“民主主义的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8“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9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Hohenzollen (Bolshey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0他把人道主义、平和(和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赤旗、劳工阶级、廿世纪新潮流看作并无本质区别的事情。正式标志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理解为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11李大钊1921年12月在中国大学作《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演讲时,从学理角度全面、详细地分析了民主主义、工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的异同,认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所以今天特别提出他们和诸君谈谈。”12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民主主义、工人政治(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只是在“应用”即具体操作上具有差异,其基本的目标是统一的。

  

  二

  

  李大钊对直接使用“民主”一词比较谨慎,认为Democracy不易翻译,“Democracy这个名词,原有Democ与Kratia联缀而成。Democ等于People,即‘人民’之意。Kratia等于Rule或Government,即‘统治’之意。联缀而为DemocKratia,演化而为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进至于今日,德谟克拉西的涵义,已无复最初Rule之意了。Rule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为治人者,统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统制,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纯粹德谟克拉西的关系。现代德谟克拉西的意义,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13他不希望“民主”一词被理解进“统治”的涵义,在他后期虽然也谈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也非常谨慎地把握其限度,不承认阶级统治,而是一再强调它的过渡性和民主性。李大钊既一贯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也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

  

  1916年5月李大钊在日本担任中国留学生总会《民彝》杂志编辑部主任时,他为杂志创刊号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富有特色地从形下、形上解释了“民彝”一词的涵义。李大钊从训诂入手,从“彝训器”、“彝训法”、“彝训常”等角度和层次发挥了他的“民彝”思想。14李大钊的“民彝”既指民(人民或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内容(形上),也指民的自然生存或存在状态(形下),无论形上、形下,都具有自由、本然的特质。在民与国的关系上,李大钊一向认为民为国本,“群之即亡,国未亡而犹亡,将亡而必亡;亡国而不亡其群,国虽亡而未亡,暂亡而终不亡”,15他认为“亡国”与“易代”是两回事情,16因此,他的“民彝”思想强调国家对人民意志的顺应,“彝性之所背,虽以法律迫之,非所从也”,17有着浓烈的民主精神。可见,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包涵着自由与民主两个方面,是用中国化的哲学精神和语言方式对自由与民主的表述。

  

  李大钊的民主也指一个国家的政权形态,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和状态。在其前期思想中,民主就是宪政;后期是工人政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李大钊认为,民主的基础是自由,“立宪政治基于自由”。18反过来,自由也是要立宪政治予以保障的。李大钊非常认同“不自由,毋宁死”的道理,认为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所在,宪政由自由而产生并为自由而存在的,“盖自以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宪法上之自由,为立宪国民生存必须之要求;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吾人苟欲为幸福之立宪国民,当求善良之宪法;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19自由是衡量宪法(宪政)良善的尺度。

  

  三

  

  与自由比较,民主具有工具性。在李大钊的思想当中,自由有着崇高的地位,是“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因此,自由是人的天然属性,是人最基本的人生权利。

  

  李大钊对自由的绝对崇尚,可以从他对自杀的议论中窥见一斑。李大钊认为自杀恰是人类智慧的表现,正是因为人类有了智慧才会选择自杀,而一般的动物因为没有智慧就不会选择自杀。不仅因为智慧,而且自杀与文明的进步还有着密切关系,“自杀的增加,随着文明进步而与之为正比例。因为愈是文明进步的人,欲望愈大;欲望若不得达,则与其苟生毋宁死”。20他认为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是自杀者自己应该有的人生自由权利,他人既没有权利予以鼓励也没有权利谴责,“我们对于这自杀的事实,只应从社会制度上寻找他的原因,研究怎么可以补那缺陷,什么壮烈啦,罪恶啦,我们都不能拿来奖励或诽谤人家处决自己生命的举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人为免自己或他人的迷惑麻烦,有处决自己生命的自由。”21

  

  由此可见,李大钊的自由既是人类的,又是个人的,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绝对性。那么,在制度层面,他的自由包括哪些内容呢?自由的内容,李大钊从欧美宪政制度和实践中予以了吸取和整理,认为包括“身体自由、财产自由、家宅自由、书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认为这些自由内容“自有英之《大宪章》,法之《人权宣言》,为近世人类自由之保证书,各国宪法莫不宗为泰斗”,是世界文明的潮流,都在宪法中作了明文规定。22

  

  在这些自由内容当中,李大钊归纳了思想自由一项,“思想自由之主要条目,则有三种: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是也”。23出版自由不仅包括出版,也包括言论、舆论;信仰自由不仅指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且也指对各种主义、学说的信仰自由;教授自由是各种教育和研究的自由;这些内容总合而为人们的思想自由权利和国家的思想自由制度。

  

  李大钊认为,在所有自由内容当中,思想自由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如果失去其它自由,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还不具有致命的伤害;如果失去思想自由,就伤及了国家、民族的精神,对国家、民族将是致命的打击。他指出袁世凯“谬(顾:应为单人旁)吾人之身体,掠吾人之财产,剥夺吾人家宅、通信、集会结社之自由,其祸仅及于身体,仅及于个人,仅止于一时,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呜呼,酷矣!”24他针对民国初出台的宪法《天坛草案》批评道:“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则为绝对的主张。”25他把思想自由视作了一切自由中的核心和根本。

  

  基于思想自由的绝对性,李大钊强烈地反对《天坛草案》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内容。李大钊并不全然否定孔子学说,认为“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但以孔子一家学说为国家法定尊崇的唯一精神,是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自由权利。李大钊认为这在逻辑上就非常荒唐,中国各个民族信仰不同,有各种宗教,有各种学说,单单把孔子学说放进宪法,既不符合实际,也破坏了宪法的权威性。李大钊认为把孔子学说放进宪法,也是颠倒了学说与人的关系,“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使孔子为青年之孔子可也,使青年尽为孔子之青年不可也。”26他认为《天坛草案》这一条款“不啻将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隐然为一部分之取消,是必有大奸匿(顾:加心字底)怀挟专制之野心者,秘持其权衡”,27包藏着袁世凯的专制祸心。

  

  四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是人生权利的最高原则。“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28而真理则是通过言论、思想的自由达到的,“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余虽为急进之言论,余并不排渐进之言论,盖言论而发于良知之所信,无论其为急进、为渐进,皆能引于进步之境,而达于真理之生涯也。余故以真理之权威,张言论之权威,以言论之自由,示良知之自由,而愿与并世明达共勉之矣”。28

  

  李大钊的自由思想(包括他思想自由的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言论,而是也要求着实践,是知行合一的。他讨论了自由与胜利的关系,认为没有自由就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也不会有自由,“夫人莫不欲得自由,而离于胜利则无自由;人亦莫不欲获胜利,而离于自由则无胜利。盖离于胜利之自由,必为惠与之自由,侥幸(顾:加单人旁)之自由,其享之也,不惟不足以浓其兴趣,适以丧减其本身之姿能,故自由之精神归于全亡;离于自由之胜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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