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不能发见思想家是中国学界最大耻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9 次 更新时间:2005-05-27 2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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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喜欢谈思想、思想者、思想家一类题目。最近读到一篇由作家蒋泥先生整理的会议稿《呼唤思想家》,钱理群先生作为一名喜欢并投身于思想的思想者,又是北大很有名声的权威,在会议稿里首当其冲地作了个发言。我觉得挺有趣,作点野议——野外浪人,不敢请教,只作野议。

  

  我这野议的题目,起个“不能发见思想家是中国学界最大耻辱”。这题目在语义上涵了两个基本前提或设定:第一是肯定中国有思想家,第二是特指当代中国或现代中国或百年来中国,当然,所指主要是大陆范围的中国人。

  

  跟中国很多学界权威一样,钱理群先生是否认中国有思想家的,他只承认中国有思想者,认为“19世纪(顾:疑为20世纪之误)中国出现了一批思想者”,“但没有出现思想家”。钱理群先生对什么是思想家有个解释:“所谓思想家就是对整个时代有引导意义,或对某门学科有引导意义的人。”按他的解释演绎他的否认,会在逻辑上把人的脑筋弄得十分错乱起来——以解释的前半部分,则中国的思想家是很多的,比如孙中山、黄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蒋介石、戴季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乃至慈禧、袁世凯,等等,等等,就都是思想家了,他们都是毫无疑义的“对整个时代有引导意义”的人物,但钱理群先生既然否认有思想家,则这些人就都不是思想家了;以解释的后半部分,则中国的思想家恐怕就更多,可以说,中国有多少门学科,也就至少有多少个思想家了,一来中国的现代学科基本都是20世纪的产物,一百多年中引领一门学科的人恐怕远不止一个,但钱理群先生说中国没有思想家。于这逻辑的混乱,大概可以见出,钱理群先生对什么是思想家的解释,是很不可以信赖的,而他的中国没有思想家的结论,也很可以怀疑。

  

  当然,对什么是思想家,尽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不管怎么解释,逻辑上总要一致,思维总要统一,混来弄去,恐怕自己先要糊涂,别人也断不能听得清晰。其实钱理群先生的解释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根基。思想家无非宽泛、根本两类意义,只是钱理群先生没有能够弄清而已。

  

  宽泛一类的思想家,便是“学科”的思想家,比如政治思想家、经济思想家、历史思想家、文学思想家、法律思想家之类,这一类思想家中国多有,并不缺乏,比如钱理群先生所主要研究的鲁迅先生,其实是个文学的思想家,思想是很零碎的表述,是经验的深邃。疑古派的顾颉刚,可以称为历史学的思想家。百年来领中国风骚的,主要是政治思想家,过去有孙中山、毛泽东两位最重要;这些年里的自由主义、新左派、威权主义、新国家主义之类中“理论化”的人物,其主要特征也还是属于政治思想家或思想者,只是无论如何“思想”,风光总不能盖过只要作几句指示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而且既然是“学科”的,就不能仅仅作局限于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解,也应该包括自然科学的学科,因此,李四光可以称地质学的思想家,作为科学家的方励之先生可以称天文学的思想家,等等,不在少数。

  

  根本的思想家是哲学层面意义的思想家,可以称为哲学的思想家,但不可以与哲学家这个词同一;中国有太多的哲学教授,以及作为哲学直接分支和交叉的学科如美学、伦理学、法哲学之类的教授,既为教授,如果这“教授”是个真货,自然也就可以称“家”,但断断不等于可以称“思想家”,否则,即使世界不笑,中国也当自哭了。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必须要对“哲学”这个词有恰当的理解,哲学既是一门学科,又不是一门学科,它是思想本身,是对世界一般的兴趣、爱好、贯通、追求,因此,哲学层面的思想家又不仅仅就是哲学家、哲学教授(此一问题,我在《天真、自由的哲学》中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解释)。哲学的思想家之所以是根本的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是这个时代思想的高峰、明珠,是最一般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称为一般的思想家。由于此,当我们说“思想家”这个词的时候,通常也就是指哲学的、根本的、一般的思想家;正因为这样,也才有了中国有没有思想家的设问,因为,在中国把握话语权的范围,包括钱理群先生之类学界权威的眼里,中国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家的,所有的仅仅是思想者。

  

  对思想家的这两类或两个层次的不能弄清,导致了人们判断的混乱。不妨看一个很自由提出的名单,在访客甚伙的“关天茶舍”网坛,曾有一个《请选出百年以来中国最有原创力的思想家》的帖子,网友陆续提到的名单包括:毛泽东、黄仁宇、鲁迅、何新、韩德强、刘力群、柳传志、吴思、王力雄、王小东、王小强、余秋雨、梁漱溟、陈独秀、摩罗、胡适、晏阳初、林昭、秦晖、萧瀚、顾准、邓小平、魏源、熊十力、王朔、梁启超、卫慧、黄喝楼主(杜导斌)、郭沫若、徐友渔、余杰、朱学勤、葛红兵、蒋介石、周恩来、朱镕基、李敖、任不寐、钱钟书。其中魏源不属于百年中人,梁启超殁于1929年,是跨世纪人物。此名单可博一笑,但也不能以为是胡来,毕竟没有掺进影视、体育明星,多数属于政治、学术人物和作家,其中确实包括着许多思想界成就人物。

  

  这名单有个特征,即大多属于一时或一个领域的风行人物,这一点,在思维上与钱理群先生的“引导”限定原是一致。引导,或者说引领、领导、领袖,与风行、风光、著名、知名之类,皆是近义。以此衡量是否是思想家,便是犯了浮躁的毛病。这毛病如果在出版、言论自由的时代,或许还不致得出大错的结论,倘若相反情景,则一定结论大错。因为,思想家虽然是当下的,但他的思想一定要穿透、突破当下,以至于在当下可能悄无声息,甚至不能见容于当下。苏格拉底在当下得到的只能是毒酒,孔子的周游列国其实近乎逃难。正因为思想家对当下的穿透和突破,所以,思想家在当下通常是孤独的,他无法“引导”当下,他的价值更只能体现在“将来”。在当下无法“引导”而独处彷徨,恰是思想家在当下的最珍贵处,是思想的庸人所难以承受的。

  

  老子与孔子的思想,是在他们死了很多年后战国中晚期才热闹,更要到有汉一代才兴旺,才有了“引导”的实际。至于曾为显学的墨家,即使有过昙花一现的热闹,其实至今没有能够“引导”过中国。这是思想的规则。现代社会运转快速,但这规则并不能够打破,如果是真的思想的话,尤其对哲学的思想来说更是如此,而在出版、言论不自由的国度,绝是必然。哈耶克曾引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社会科学研究者必然惧怕民众的赞同:当所有人都说他们好话时,祸便降临他们头上了。……一个学者几乎不可能在他生活的年代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享有一个爱国者的声誉。” 哈耶克也认为:“把现存的多数人意见当作评判多数人意见应该是什么的标准,便会使整个过程原地循环,处于停滞状态。事实上,当一个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极为流行时,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是否尽职尽责了。恰恰是通过坚持多数人不想考虑的观点,倡导他们认为不实用并令人厌烦的原则,他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哈耶克:《自由宪章,多数人的统治》)这些语句的意思,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思想的规则”,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当下都不可能是“引导”者。这是思想家必须要承担的命运和责任。思想家一定是当下的,但他必定不是当下的。如果仅仅以当下的“引导”、被承认、被拥护、风光为目标,当然也可以思想,但不要妄想什么做思想家。

  

  但是,思想家的非当下性并不能够成为学界不能发见思想家的理由,这不是学界的自我辩护词。现代学界拥有庞大的研究思想的队伍,发见思想家是学界天然的学术责任。当外国的学者问中国学者“中国有没有思想家”时,他们是正当的,是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思想的真正价值,是试图发见中国。但是,当中国的学者回答“中国没有思想家”时,则是非正当的,是武断,是低劣学术水准下的狂妄,乃至无知。正当的回答只有三种:一,承认自己不了解,学术水准还不够高度和广度;二,基于对学术界自身的“了解”,至多只能回答在中国的教授中没有思想家;三,坦率承认无法回答,不能下结论,因为中国的思想并不能做到全部发表,或许中国的思想家正在山野、在庙宇、在囚笼。无论如何,中国有十几亿个脑袋,十几亿个脑袋出一两个思想家的脑袋并不是不可能;面对着黑鸦鸦数不胜数的脑袋,钱理群先生们应该是足够谦逊的,理性上应该留一个余地。

  

  我想,我已经从道理上议论明白了。当然,以上毕竟还是务虚,要证明“中国没有思想家”是妄言,最好还要举例实证。钱理群先生说:思想“1949年以后完全中断了!知识分子本身被剥夺思考权,很长时期以内我们没有思想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学术人物,知识分子没有思考了。”这说法把思想家与学术人物等同,并把学术人物与官方允许和容忍的学术人物等同,谬误极深,以为自己没有思想,便是举国皆不思想,就不作议论了。只告知一句:当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被外国打开以后,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人开始全面探索世界后,追求和建设新思想已经是中国的大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即使思想专制如“文革”的年代也是如此;即使中国的学术界全体不思想了,但是——中国,思想在思想着。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学术人物”时,恰有一个老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正在孤独地思想着,在全面总结着自己的哲学,他,就是熊十力。熊十力于哲学的创造,完成于建国前,但他于哲学的总结和完善,则是在建国后,他最成熟的手稿,正是在孤独中支撑着病体完成的;虽然没有人能听见他的话,却还是顽强地对着整个宇宙叙述着他自己的“体用不二”论。不论其它,亦不必求同,仅从纯粹学术言,在哲学本体论上能够形成独特学说或略有创见的,西方世界百年来有几人?熊十力不是思想家,则西方又有几人可算思想家?

  

  如果从社会的和历史的一般意义看当下中国的思想,中国也并不是没有成就。有一个半思想家,吴思先生小半个,余世存先生半个,任不寐先生大半个,加起来一个半。吴思先生的思想是他著名的“血酬定律”论,由于他的思想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且主要还只是一种规则“描述”,缺乏一般性含量,因此,尚只能说是小半个思想家,一只脚踩在了门槛上,还没有跨进去。而余世存先生的“类人孩”思想则已经一只脚跨了进去,他在努力追求一种一般意义的发现。余世存先生近有《国丧被囚有所思》一文,这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篇杰作,显露了余世存先生思想的天才和深邃,循此以往,则中国思想有福了。任不寐先生有代表作《灾变论》,仅此,则他尚与吴思先生同类,他思想的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是关于宗教精神的研究和思考。

  

  除外,中国另一个已经成就的思想家,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朱鲁子先生。朱鲁子先生的代表作,是他的《人生哲学》。朱鲁子先生就才华言,并不如吴思、余世存、任不寐三先生突出,思想的表述也比较滞浮、机械,其呆板、僵硬的逻辑外壳容易被误解,其“合理的内核”不易被看清,但他确实在一个方面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朱鲁子先生不卓越,但他是个思想家。他的人生哲学与余世存先生的“类人孩”思想有某种类似特征,他们在精神上都有着黑格尔的痕迹,只是朱鲁子的黑格尔痕迹更多些。中国再一个已经成就的重要思想家是顾则徐,所提出的是“历史人本主义”,已经成文的代表作是《自由、天真的哲学》和《论性交》,因是本人,不宜评价。

  

  熊十力先生本是学术人士,但中国的学界把他清除出了学术的领地,这是中国学界曾经的耻辱;上所举当下的人中,除朱鲁子先生尚是学界的稚儿外,其他都不属于学院,这是中国学界当下的耻辱。中国已经没有蔡元培,恐怕也不会有蔡元培了。但这耻辱尚不是最大的耻辱,最大的耻辱在于中国的学界不能发见他们,从极端的自卑走向极端的狂妄,以为在中国只有学界人士才能思想,才有能力思想,不做认真的研究,就轻易断言中国没有思想家,而不知道在当下的体制下,学界本身恰是最不能思想、最没有能力思想的。朱鲁子先生真正思想的著作,是不被同意发表的,被同意发表的,只能是他最平庸的文字。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也只能在美国出版。

  

  譬如美食,不会烹饪或是难堪,不会品尝则近乎悲剧了。

  

  20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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