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清末民初思想领袖评价义和团总览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孙中山、陈独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8 次 更新时间:2013-10-21 21: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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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名义、由田居俭先生执笔,在《求是》杂志最新一期3013年10月发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国史须旗帜鲜明反对》一文。该文指斥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就这一指斥中义和团一题,日前我撰《“五四”前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一文(注1),专门介绍“五四”前夕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的《克林德碑》文章,特以说明:义和团发生之后直至“五四”时期,第一个系统分析和批判义和团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田居俭先生诸人,能认“五四”前《新青年》时期陈独秀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吗?

   尽管陈独秀后来重新评价了义和团,但是,无论是彻底否定义和团之陈独秀,还是肯定义和团之陈独秀,都只是一种历史见解,是一种个人有权利所采取的言论立场,若要人听就须言之成理,他人若要批评也须言之成理,任何人不可用大帽子进行肆意指斥,不能规定论者对于历史问题只可肯定不可否定,或规定只可否定不可肯定。

   《“五四”前陈独秀全面批判义和团》一文仅谈“五四”前陈独秀,尚有十分未尽之意。故该文封笔,便作此文。自清末而国民革命发动,中国思想界最主要领袖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如果考虑中共之创立及国共合作,可加一李大钊,其他风云人士虽一时名声或有不弱,思想也未必不深刻,然当时影响力皆不足列于此列。故论义和团问题,当不仅考察陈独秀之见解,亦当了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孙中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之意见,这些在时间上最接近于义和团事件思想家对于今人或能有一较全面之启发。

   本文体例:分十一节而作两部分。

    

   第一部分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炳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及前期之孙中山、陈独秀对义和团问题的评价。

   一,康有为:“君臣合谋”。

   康有为认为义和团有长久之历史渊源,“夫团匪之在嘉庆,屡见上谕,屡见奏章,严禁穷捕,不遗余力。故祸萌久息,枝叶不大”。(注2)

   1897年义和团重新出现,1898年兴盛,延至1900年5月达到顶峰,随即发生“八国联军”侵京事件,义和团很快被清政府抛弃而消灭。1900年属农历庚子年,故当时中国舆论界多称“庚子事变”之类。当中国以独立为特质之史官传统衰败,史官之记史便演变而为越来越发达的私人记史风气,这一风气在有清一代最为发达,故尽管中国思想界当时对义和团问题没有全面分析和批评,但关于义和团及庚子事变的私人记录则比较丰富,其中以康门弟子罗惇曧为代表,主要作品是《拳变馀闻》、《庚子国变记》。不过,史记不等于思想界之价值评判。

   当1900年5月义和团事件达致最高潮阶段时,身在新加坡的康有为专门撰文《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康有为认定义和团为“匪”、“团匪”、“拳匪”、“会匪”,所习拳术为“妖术”,但其事件根子并非在义和团本身,而在于朝廷,其乱出于“君臣合谋”。所谓“君”,并非真的君主光绪,而是指慈禧,故康有为开篇即下结论:“义和团之乱,端王为会首,荣禄、刚毅为主持,而实那拉主持之。”那拉,即慈禧。这是康有为对义和团政治性质的定位。

   康有为指出,“君臣合谋”的动机在于“政府借义和团以敌西人之心”,而其作为进行大规模破坏的“匪”则是反文明的,“夫铁路、电线者,国家之重器”。康有为最关注的是清廷使用义和团人充当官僚,严重破坏了中国政治伦理和道统,国家官僚制度达到了崩坏。

   在“君臣合谋”背景下,要解决义和团问题自然无法寄托于清廷当局,因此,康有为以为只有“西人”才能解决这一灾难,而“西人”也有进行自保的切身利益。“西人之欲保全,非去拳匪不可。”那么“西人”该如何“去拳匪”呢?既然义和团事件的根子在清廷旧党,“西人”也就不能针对中国人民,而应当把矛头针对中国政府守旧党要人,“那拉后、端王、庆王、荣禄、刚毅、赵舒翘,此六人者结通团匪,以戕杀西人”,“欲拳之平,非去主使拳匪、任用拳匪之人不可”,也即“西人”只要惩罚慈禧等六人就解决了义和团之乱。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主要是从攻击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或旧党而言,表达的是一种政治策略,并没有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角度批判义和团问题,因而十分肤浅。但是,康有为毕竟是中国思想界领袖第一个针对义和团进行了专门批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保持了唯一的专门批判角色。

   二,梁启超:“愚昧”。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在当时可能并未发表,现以抄件存于上海博物馆,故虽然是思想领袖第一篇关于义和团的专论,但实际意义不大。比较有实际意义的,还是梁启超关于义和团的评论。

   梁启超对义和团涉及较多,但没有专门言论,所发评论散见于各处。自1900年至辛亥革命,梁启超直接、间接谈到义和团的,我粗列题目如下:

   1,《中国积弱溯源论·积弱之源于风俗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

   2,《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6年;

   3,《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

   4,《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

   5,《暴动与外国干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

   6,《革命驳议》,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三联书店1977年;

   7,《中国外交方针私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36年;

   8,《对外与对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

   9,《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

   10,《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

   梁启超对义和团的评价,基本是从内政、外交进行,比如在1900年当年的《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中,他说:“今观北京政府与拳匪交涉之事,则西后党委万国公敌之实据已见,而外国人昔日不知中国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注3)这与康有为的观点基本一致。

   对义和团本身,梁启超跟康有为一样视之为“匪”,不过,他已经试图从深层次进行探讨,但没有深入,基本局限于“愚昧”二字:“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注4)

   三,严复:“呜呼!”

   义和团兴起时,康、梁亦准备勤王;1900年义和团达到鼎盛时,康、梁勤王也进入到了最后发动阶段。但是,康、梁是流亡海外之人,康有为的主要精力实际放在组织、宣扬保皇会方面,勤王对于他不过属于虚张声势,实际主要是梁启超在苦苦奔走,由唐才常具体拼命实行。

   在中国思想界领袖中,严复是唯一直接与义和团发生冲突者。严复作为维新人士,本就跟康、梁一样属于义和团敌人,1900年6月正当义和团如日中天时,严复主编的天津《国闻报》偏偏又发表《论拳匪》一文,令义和团必欲饮其血、啖其肉而快。7月,严复逃避上海。但严复并未罢休,一方面力主东南互保,一方面又参与到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当中。

   尽管如此,严复本人此时更象一个实干的政治家,无论当时还是之后,基本没有对义和团问题直接给予评论,仅在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中谓:“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注5)

   严复这一评论,在总体上与梁启超的“愚昧”批评一致,但突出在第一次明确指出义和团事件中,也确实有着“爱国者”。爱国者掺杂其间,推动愚昧、野蛮狂潮,所以,严复表露出了他不愿意谈义和团及中国思想界长期试图回避义和团问题的纠结心理,唯有“呜呼!”

   四,章炳麟:“革命”

   章炳麟与严复一样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中国国会”,但与严复不同,章炳麟很快转化为了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并视唐才常的武装行为属于革命。

   就跟严复不愿意谈义和团一样,章炳麟也基本没有论及,但可从他在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向时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稽勋局长冯自由递交的一份表彰有功人员建议名单中窥见他的想法一二。章炳麟在该建议中,除列了一些为革命作出功勋的人士之外,也列了清初以后反抗满清的郑成功等人,其中有“林清”条称:“林清,林清倡中央革命。与寇盗不同,其宗教之妖妄可置不论。昔明祖起兵,亦奉香军名义。法兰西之革命,亦有拥女优为自由神,与义和团之黄莲圣母何异者。此种事只宜问其目的,不必论其行事也。”(注6)

   清初康熙年间山东有八卦教,演变至嘉庆年间形成高潮,遭到清廷镇压。该时,八卦教有首领据称名为林清者,曾于1813年率二百名教徒潜入北京,以数名信教太监为内应,忽然暴动进攻皇宫,失败后被捕受戮,一时震动朝野,故有名。该教即义和团前身,这就是康有为“团匪之在嘉庆”说法的渊源所在。章炳麟所谓“中央革命”,指的是林清针对北京皇宫的武力暴动和进攻。义和团之黄莲圣母,是指红灯照所信仰的主要神祗之一,也有人认为实有其人,系真名为林黑儿的妇女。所谓红灯照,是娼妓之类女性迷信群体的帮会,在义和团事件中十分活跃,所以通常也将它视作为一种女性的义和团组织。

   章炳麟采取了非常含混的思维,混淆林清时代反清的八卦教与跟朝廷合作的义和团之间区别,前后迷糊为一体,但他脑子还比较清醒,只以反清的林清为代表人物。章炳麟承认这种帮会“其宗教之妖妄”,但又认为“与寇盗不同”,“此种事只宜问其目的,不必论其行事也”,也即他采取的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之价值观,这样,就从目的角度对以林清为代表的八卦教兼及义和团采取肯定评价。这种肯定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政治行为,是试图对革命进行道义维护。

   五,孙中山:“千古所未闻”

   当义和团兴起时候,孙中山与康有为一样认为其是“拳匪”,称之为“拳匪之乱”,(注7)并且,同样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在南方进行武装颠覆。孙中山比康有为更进一步之处,康有为仅仅希望“西人”惩罚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党, “平定”义和团,并不要“西人”推翻清政府,孙中山则希望能与英国人进行合作,在英国人支持下由革命党取代清政府。孙中山为此特意在1900年6、7月间,由陈少白起草,自己领衔兴中会骨干给港督联名上书,“呈请助力,以襄厥成”,历数清廷罪状,对清政府全面否定,其中涉及义和团事件谓“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谓诲民变”,认为英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应该由英国出面“转商同志之国”,兴中会志士协助,对中国进行“定乱苏民”。(注8)由于希望英国能联合各个国家,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政府,孙中山、陈少白等兴中会人士在上书中特意向港督提供了一个组建中国新政府的政治构想。

对于孙中山来说,义和团所提供的主要是一次取满清而代之机遇,当这个时机过去,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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