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轴心时代”之于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3 次 更新时间:2016-06-04 1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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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则徐  

   从宏观视角讨论“轴心时代”这一题目,南开大学哲学系朱鲁子先生《轴心时代的阐释》可说是大陆的第一本专著。之前学术界也有不少讨论“轴心时代”的专门论文,专著则是从某个侧面比如儒教的角度进行讨论。朱鲁子先生的宏大叙事,是多了一个讨论角度。

   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概念进入大陆之后,“轴心时代”这个题目就成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显学”之一。如果不从字面说,而是从内涵说,中国先已有了类似思想。也许是受余英时影响,朱鲁子先生认为“闻一多先生可能是我国最早明确意识到轴心时代现象的学者”,依据是闻一多1943年《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其实,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已经有很明确描述,他在比较了中国春秋战国思想与同时期的希腊、印度后说:“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兹三土者,地理之相去如此其辽远,人种之差别如此其淆异,而其菁英之磅礴发泄,如铜山崩而洛钟应,伶伦吹而凤凰鸣。於戏!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论。要之此诸贤者,同时以精神相结构、相补助、相战驳于一世界遥遥万里之间,既壮既剧,既热既切。”在差不多同时的严复撰写《天演论》案语中,也有这样思想:“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未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的表述是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类似思想闻一多比他早,梁启超、严复更是早了半个世纪左右。我以为,中国的类似思想如果进一步发掘,在时间上可能更早,甚至上溯到西学流入较多了的明朝晚期也未必。为什么呢?东西方的交流虽然古来有之,但真正的第一波集中的大交流源于大航海,由大航海而兴起欧洲的远洋贸易和殖民,葡萄牙、荷兰的势力强劲进入到了中国、东南亚、东北亚。在这过程中,以宗教、文化传播为职责的传教士也随之跟进,东部亚洲的国家和民族第一次面临着了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西方文化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自古不拒绝外来文化的中国人走在了前面,中国知识分子以徐光启为代表,马上采取了积极学习的态度。徐光启历任历书纂修官、河南道御史、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兼殿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等政府要职,精儒学,通天文、历算,但他显然意识到了中国学术思想较之西方已经有了落后,不仅在军事上主张铸造更先进的红夷炮,而且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学习西方文化,甚至加入了天主教。中西文化的这次碰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知道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自己、西天印度的文明外,还有一个优秀的红夷文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不得不对此进行深思,这种深思表现在承认徐光启的大儒地位上。因此,明末知识分子对世界不同文明进行思考,应该是自然的。

   随着满清对明朝的取代,徐光启的道路也随之中断。日本虽然省悟较晚,但18世纪中叶兴起兰学,终于走到愚昧化了的中国前面。日本江户幕府跟满清一样是闭关锁国,但日本知识分子却清醒意识到了从中国学去的老黄历已经落后,启动了用西学改造乃至取代经学的运动。中国史学界长期把日本在甲午战争击败中国的根源归结为明治维新,也即归结为日本实现了变法,而中国没有进行变法,这是非常肤浅的。明治维新是1868年,甲午战争是1894年,期间仅仅26年,26年而能使小国日本击败大国满清?变法真能如此神效?康有为等人正因为这样肤浅认识,才急躁进行变法,而不只是缺乏政治、行政经验的问题。之后的中国人也是这样认识,所以便把一切都归结到变法上,归结到革命上,以为一实现变法或革命,便会有神奇的功效,中国社会就可以迅猛进展,马上实现富强。

   文艺复兴启端于13世纪末,经过200年左右地理大发现,之后有了荷兰、英国等的兴起。18世纪启蒙运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在经历了惨烈的血与火后终于整体兴起。从表面看,英国的兴起是地理大发现的刺激,是自己进行革命的结果,但是,没有文艺复兴,人的知识和思想没有进步,怎么会有地理大发现呢?有了文艺复兴,也才有了启蒙运动,也才会有法国大革命。从文艺复兴启端到欧洲整体兴起,整整经历了500年左右。从启蒙运动出现,到欧洲整体兴起,经历了100年左右。日本的兴起,明治维新是个契机和运动,更深刻的基础是已经有了100年的兰学。工农业是由人搞的,商业是由人交易的,战争是由人比拼的,变法、革命的主体是人,变法、革命之后的建设是人,一切皆由人为。全世界的人都有做事的手,但头脑和技能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知识、审美、道德、技能,所可为、所能为便会不同。一个国家、民族的强盛,诚然要有变法、革命之类的契机,但前提是人,其更深刻的基础在思想、在学术、在科技、在文艺、在教育、在言论。鲁迅在新文化群体中的特殊,是看到了“立人”。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来说,当下的专制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专制并不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并不杜绝言论之传播,故而有革命和变法便强盛。真正灾难性的专制,是在于杜绝学术思想之研究和创造,杜绝言论之传播。

   虽然早于雅斯贝尔斯有了“轴心时代”思想,但中国学界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进行发挥。“轴心时代”概念传入,刺激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兴奋,无论海内外,华人学者都积极投入了讨论。是否存在“轴心时代”?它是表象还是实质?它的外延、内涵到底是什么?它的同步形成机制在哪里?在“轴心时代”范畴本身层面上的讨论并不多,基本是简单接受了这一范畴。其实,虽然雅斯贝尔斯放弃欧洲中心论,但这只是“轴心时代”理论的表象,其内核依然是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因素的。雅斯贝尔斯非常武断地否定了古埃及、古代西亚的地位,提升和篡改了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生长图中的位置。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中国这样原生的文明,而是古埃及、古西亚派生、交汇出的一种新型文明,彼此并不在同一个历史逻辑平面上。梁启超没有轻易延伸发挥自己的“磅礴发泄论”,是谨慎恰当的。雅斯贝尔斯自己只是把“轴心时代”限制为一个经验猜想范畴,而不是一个理性演绎范畴。这个范畴在本质上对欧洲中心主义无损毫发,只是较之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更有了包容性,但在表象上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强劲的兴奋剂,意味着西方思想界从正面承认了中国中心的存在。但是,早在启蒙运动时候,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中心就已经被承认,儒家思想是伏尔泰等人重要的思想养分,即使黑格尔等人的否定性批评,前提也还是承认中国作为古代远东世界中心这一事实的。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表象是将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并列,由于古印度文明的中断,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现实地并列,暗合了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的“崛起”意识。所以,“轴心时代”并没有给中国学术思想界带来更多东西,而主要是带来激情,学术本身的主流不过仍然是传统经学的延伸,局限于对诸子思想进行阐释,只是这种阐释戴上了一顶“轴心时代”的新潮帽子。

   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思想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如何对古代进行求证,而是在于将来:“一种能涵盖人类事务整体的历史观肯定将在未来出现。”但是,这需要进行新思想的创造,而在这一点上,雅斯贝尔斯终于露出了他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尾巴:“这就是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的认识。”中国传统经学无论如何阐释,是无法从精神层面与“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基督教世界观”相比肩的。朱鲁子先生意识到了进行创造的意义,试图从哲学层面有所作为,尝试从人生哲学角度进行突破。关于人生的思想是神学精神获得世俗基础的必要台阶之一,朱鲁子先生抓到了这样一个要点,但是,他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终究还是欧洲-西方的。

  

   20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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