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正的事情到处都有，但中国处于转型期，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如果法律机构不能给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以及时申诉的机会，他们得到赔偿的机制少，小纠纷就可能最终酿成恶性事件

5月8日上午，香港葵盛东村发生用军刀杀人案，已造成2死3伤，引发香港市民高度关注。疑凶被证实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在内地，近段时间连续发生校园血案，更是前所未有。

类似的连续血案在外国也有，叫做“拷贝事件”。但一般的攻击者，通常可能攻击自己的同事、情人，也有攻击成年无辜者的，但专门攻击小孩甚至幼儿，非常罕见和残忍。

大众媒体特别是电视覆盖面广，凶案播放后，会有暗示、刺激、启发作用，于是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引发多起类似事件。模仿者暴力攻击的人越多，其行为就越吸引公众，越有震撼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鼓励了血案。如果不报道，不曝光，其他地方就没有警惕性，危险问题将被掩盖，得不到解决和预防，后果会更糟糕。

校园血案在海内外多处都有发生，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现代社会对人的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压力的来源越来越多样化，工作不顺、感情破裂，政治、经济、宗教因素都可能引发挫折感和报复意图。

于是，一个心理正常的人，也可能在一时情绪冲动之际，萌生暴力攻击的念头。如果这些人去医院检查，基本发现不了病态异常。询问他们的亲友同事邻居，也不易得到异常迹象的报告。还有另一类人，本来精神、心理就有问题，受到刺激后，更易出现极端行为。

香港以前就发生过好几起拿菜刀砍人的事件。多数肇事者有明显的精神不稳定，有臆想症。一旦受了刺激，就可能行凶，香港社会把这些人称为“定时炸弹”。跟内地都市地区相比，香港人口太密集，更危险。

校园血案是“准恐怖主义”

内地近来连续发生的暴力攻击儿童的恶性事件，有的是精神病人失控，有的是蓄意报复社会，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更深层的问题。怎么定性这类恶性事件？我认为，它们与通常定义的“恐怖主义行为”有三大共同点。

第一，攻击者选取的攻击对象是无辜者。他也许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但他攻击的对象跟他自认为欺负过他的人，完全是不同的，毫无关系。

第二，被攻击者是软目标，也就是没有自卫能力或只有微弱自卫能力的儿童、老人、病弱者。

第三，这类攻击者力图对社会造成尽可能大的冲击和震撼，导致众多人的恐惧心理。

但它们与标准的恐怖主义行为也有两个大的区别：首先，因为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原因，标准的恐怖主义行为有一个施暴的集体性目标，而前者基本上是个人原因。其次，标准的恐怖主义行为是长期规划的，有组织、有训练、有系统的配合等，而前者则没有。

所以，我把近来内地发生的这类血腥攻击事件称为“准恐怖主义行为”。

借鉴发达社会的组织资源与公正司法

按照法律，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应进行医学检查和治疗，如果治疗不好，就应长期隔离。香港没有足够的精神病房设施，来对这些人作合乎法律与医学规则的隔离。全港精神科护士仅约150名，但却有多达4.1万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居于社区。在8日发生斩人惨案的葵青区内，就有多达4033名重性精神病患者，但截至去年底，负责葵青区的精神科护士只有31名。现实工作中，1名社康护士至少要跟进80个患者。

据一项对四省96个城市267个农村的抽样调查显示，内地有17.5%的人，存在程度不等的精神疾病，其中有近1.6亿人未接受任何医疗服务。算一算，这该需要多少精神科的医护人员！内地的整体富裕程度不如香港，医疗设施不如香港。对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普查很难，普查之后如何采取措施，就更难了。这方面，需要很大投入。

北美欧洲的发达国家里，跟精神情绪有关的营利的或非营利的机构非常多。有精神障碍的人，比较容易得到关注、疏导和治疗。在内地，这类机构严重缺乏，不仅社会上缺乏专门的心理疏导机构，连高等院校里都很缺乏。大学生学习压力大，处于青春期，情绪容易波动，住宿舍更容易发生摩擦。北美欧洲比较好的大学里，一定有这样的机构。越是竞争激烈的大学里，这种机构越多。

一些宗教团体针对个人和家庭严重的感情挫折，所起的心理感情上的抚慰作用也非常大。内地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应该考虑进一步合法放开这类团体的活动，使其在社会的精神心理维护上发挥重要作用。否则，那些本来是轻度情绪心理病患的人，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抚慰和治疗，就可能发展成严重反社会的攻击者。

为了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会，即使不发生砍人事件，中国也应该着力扶持促进和谐的社会组织。

及时提供法律救助，建立伸张正义的制度化渠道是根本措施。在美国，拿着枪去杀人的嫌犯被抓住后常说，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解雇、得不到升迁、合同纠纷等。不公正的事情到处都有，但中国处于转型期，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如果法律机构不能给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以及时申诉的机会，他们得到赔偿的机制少，小纠纷就可能最终酿成恶性事件。

专门针对学校的安全措施

针对上述“准恐怖主义”的反社会暴力袭击，除了以上介绍的发达社会的预防办法，内地还必须尽快采取以下几个有效措施：

针对学校，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立刻制定《校园安全法》，就像食品安全法，以便为长期的治理建立法律依据。如果不特别立法，也要通过国务院这样的中央权威机构，发布一个《校园安全条例》，类似于《航空安全条例》等。

内地的那些贵族学校的保安措施，和发生悲剧的学校相比，要好很多，有围墙、保安、电视监视。发生悲剧的多是普通学校，要么没有安全措施，要么很简陋。在人口密集区的学校，乃至所有的学校，都应该将安全漏洞列出来，能补救几个就补救几个。幼儿园和小学绝对应该有围墙，有校园保安。本校的老师、工作人员、家长，都应该凭身份证进去，其他人进去要有严格的登记程序。

整个校区要有闭路电视，至少在重要的出入口应该有电子眼。

老师和学生要像参加体育课和地震火灾演习一样，每段时期进行自我保护的训练和演习。

任何学校发生了类似悲剧，都要及时举行学校与家长的讨论会，将潜在的危险排查出来，杜绝后患。

这些措施并不是很难理解。政府官员上班的地方，有高围墙、闭路电视、岗哨甚至安全岛，将这套防卫措施的一半拿到幼儿园和小学，就很安全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必须给政府足够压力，促使其立即动手加强系列性的防卫。

　　(戴志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