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报》2024年12月30日的专栏里，我提及十多年前在香港科技大学倡议的两岸三地合作的项目《为20世纪的中国作证》。最近两年半里，我们已经做了几件实在的预备工作，明年将有初期成果出来。期间我重温了一些残存的发黄资料，发现有一块重要的园地必须自己精心耕耘，那就是我在香港前后经历的30年。我初到香港是1993年春节，然后三次离开，又三次返回，加起来总共在港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虽然我有幸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游学工作，但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待过这么长久，远远超出我在皖南故乡生活学习的日子。如果不认真为这段经历留下记录，我j既对不起人生的宝贵岁月，也对不起香港这个非典型的城市。

我称呼香港为“非典型城市”是基于一个具体事件和比较历史的认知。具体事件是2003年的那场呼吸道传染病，香港通称为“萨斯”，内地称为“非典”。它是香港开埠以后所经受的第二场瘟疫，此前是19世纪尾的那场鼠疫。整个“萨斯”期间我被困在香港，许多地区对香港的班机施行了隔离措施，我出去调研的计划全部泡汤。在那段非常时期，我见证了本地非凡的应对能力和其中展现的诸多优异素质，既有来自医护专业的，来自行政部门的，来自纪律部队的，更有来自民间社团的包括各种宗教组织和乡亲会社。

我本人的经历里就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案例：一位张姓私人诊所医生是呼吸道专科，曾经为我做过开刀手术。他并不是被公立医院征召的防疫人员，却主动要求上第一线，治疗被感染的病人，结果自己被感染，不治身死。我们认识他的人既为他惋惜，又为他骄傲，他身上体现出最优秀的香港专业人士的素质。如果没有全社会的高水平应对，全世界受“萨斯”打击最严重的香港，哪能够在大约4个月里，基本上控制了疫情，重新开放区域和国际的交通旅行！深受触动的我，抓紧时机写了一篇经验考察报告，比较几个华人社会应对“萨斯”的不同体制和方法，对香港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等到2020年初以后的新冠疫情期间，这篇报告又被各地参考引用。我称香港为“非典型城市”，首先是因为那场瘟疫让香港展现了非凡的全民素质。

我从比较历史的宏观层面如此称呼香港，是因为它在将近两个世纪里，经历一波又一波全球化（早先马克思界定为“国际化”）的冲击，大体上都锻炼出大风大浪里从夹缝中寻求发展机会的招数，这并不是许多其它城市都具备的本领，所以我称它为“非典型城市”。在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上，我的30年在地经历，刺激我一再反思自己的成见和偏见，提升了在比较现代化（我读博士学位的专业）大视野里面的观察力和鉴别力。其中的要点之一与目前的香港教育界直接相关。

刚来到香港的高校教书，我对本地大学生的语言能力非常吃惊：只有极少数学生的英语流利，能够参加课堂的讨论，而课堂讨论是英语国家大学教育关键的环节之一，对学生成绩的评分必须以此作凭据。很快我又发现，本地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也很低。与同事们讨论如何解决这两个难关，我强调：英语和普通话是全世界人口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两者都能使用最好，两者都不过关，学生毕业后在职业发展上就会步步艰难。他们不可能只跟讲粤语的人交往，他们的客户最多是来自普通话（国语）和英语群体的。

好在香港政府很快推出“两文三语”的教育目标，力求从小学开始，使本地学生在阅读和写作上，中文英文并重，在口头表达上，粤语、普通话、英语都可以过关。目标是完美的，但条件是有限的，师资力量远不够，若是本地各级学校里都能够聘用到两文三语过关的教师，教育拨款就要增加许多。结果是，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在大学里教的本地生，除了本地话过关外，其它都不过关。我们这些从海外受聘来香港的教员，对此抱怨不断。直到有一天，聆听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教授的开导，我才对本地学生的语言能力有了一个靠谱的理解。王教授说：小丁，你不应该用普通话母语群的标准来要求香港学生，就像英语母语群体不应该用他们的标准来要求香港学生一样。几代的香港人夹在东西方之间，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从两边都要学到一点，两边的东西都难完全学到手。也许“不中不西”就是香港学生的一个相对优势，可以达到“中西兼顾、两全其美”水平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你们在与本地学生的课堂互动和课外交流中，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不应该求全责备。

王教授的那番话，令我从此以后一旦遇到香港社会里的某些现象不合胃口，就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的角度，力求达到同情的理解（麦克斯 .

韦伯提出的一条社会学高标准），即便不全然赞同对方。2023年春季起，我有较多的机会重新介入香港社会作观察，对几个问题更为关切。首先还是讲大学教育，这是我30年的本行。近两年来本地高校接受了越来越多的非香港学生，主要是来自内地的。今年是四成非地生，明年也许达到一半。这么高比例的非本地生入学，一定会快速改变课堂里的互动格调和校园文化。好处之一是本地学生能够方便地学到普通话或某种南亚东南亚口语（这是我在周围目击到的最多非本地青年人），以及那些社会里面的民情、商情、政情等等。不过，香港的大学一定不应该降低英语教学的标准，一定不应该弱化早年树立的“两文三语”的教育目标。我们几十年前就体认到，这肯定是一个长程目标。现在，达到这个正确目标中的部分元素，也即普通话和书面中文表达的条件大大提升了，但英语和英文的教学条件很可能是在下滑。这种趋势必须扭转，否则对香港的大学毕业生非常不利。

新冠疫情控制解除后，我有机会出席内地十几场经济问题讨论会，到欧洲中部多国考察，耳闻目击的是一个大趋势——尽管过去几年里特朗普当局发起的贸易战此起彼伏，全球化是不可能被完全阻止的，只不过在有些区域更顺利，在有些区域减速甚至局部倒退。整体而言，全球化是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参加的宏观进程，即便在有的环节上要付出一些代价。中国依然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方，香港的大学生毕业后，大多数人依然要靠投身于和全球化相关的行业和产业挣钱养家。

主要由于国际贸易纠纷日趋复杂多变，加上国内人口老化和某些种类的自然资源的价格因素，这些年来从内地转移到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南部、南太平洋岛国开设厂商的投资额持续增长。然而多数中资厂商却难以在当地聘用到合适的管理层职员和工程师，从内地直接把管理团队和工程师搬过去也不容易。我们去调研的中方小组也提出另一种增加人力资源的方案：在厂商所在地开办初级和中级专业技术学校，训练所在国的青年人。不过这种方案费时甚久，学费、学位、师资这些问题解决起来也麻烦。而且有些国家的政府对于中方去办学也不太放心，特别是那些在宗教事务上敏感、意识形态管控严格的社会。比如，我考察印尼三个中资厂商最多的地区期间，翻译就私下里对我说实话：你们中方来投资设厂我们欢迎，能帮助印尼的工业化进程和增加就业。但是你们来开办学校就让我们的政府官员难以拍板决定。因为你们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官方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你们来办学若是对本地学生灌输这些意识形态，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一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就想起在香港校园里观察到的现象：本港大学的毕业生包括从内地来的青年人，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候选者，大量进到中资的海外机构就职，担任管理层中上级别的职务，以及工程师岗位。因为他们得益于互联网开放，比较有国际视野。同时有至少两种语言的训练，即便很多人的外语还不够运用自如，有在多种族裔包括宗教信仰的社会环境里，与不同的人日常相处的宽容心态。我非常期待，在未来的几十年期间，拥有“不中不西”相对优势的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理应是遍布全球多个区域的中资厂商的骨干力量。10月下旬香港教育界已经开始讨论，非本地生在香港的大学毕业以后，就业机会非常有限，这会对香港的高教国际化拓展造成大的障碍。凡是能够吸引大量外地学生留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考虑到外地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前景。我非常希望，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把遍布海外的中资公司，作为自己职业规划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