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校园血案”、“富士康连跳”的社会背景与应对方案

——2010年6月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5 次 更新时间:2010-06-16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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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2010年3月23日到5月12日,不到2个月连续发生6起校园血案,造成未成年儿童与幼儿17死80多人受伤。与此同时,深圳富士康不到5个月发生员工12起连跳。这两起事件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媒体的连续报道、社会的极大反响。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两起事件共同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从而没有找到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也就没能采取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

5月3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维护学校、幼儿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切实承担起第一责任,党政一把手要负总责、亲自抓。一场全国性的加强校园安全战役正在各地展开,各种措施纷纷出台。应该说,采取这些应急措施是必要的,但是,把学校武装成堡垒,孩子在路上怎么办?孩子在其他公共场所怎么办?国家是不是给每个孩子配警察日夜守护?2009年中国各类在校学生2.5亿,我国需要配备多少警察?

富士康发生12连跳事件后,深圳紧急动员1180余人进驻富士康,各部门分工采取干预措施,作为应急可以理解。但是,一个企业的治理能靠政府派人吗?富士康拥有45万名员工,政府需要派多少人、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

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有着密切的关联度。自杀者往往是对自己或社会绝望,其中一部人想报复社会,就产生杀人的动机。残害无辜的儿童与幼儿可以造成社会巨大的悲痛和反响,于是就发生了校园惨案。

目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28.7万自杀者中如果有1%或0.1%,即2870或287人产生报复杀人的念头,这个社会还能安定吗?

可是,如此高的自杀率至今没有引起党政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45万人的富士康发生12连跳,单就自杀率来说,大大低于全国10万人自杀22人的水平。只是由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集中在一个企业,连续采取跳楼一种方式自杀,才引起社会的关注。事实上,对全国与深圳来说,自杀问题要严重得多。现在,富士康郭台铭已就连跳事件进行了反省与道歉,然而,政府与社会至今并没有对我国这么高的自杀率行反省,更没有采取应对的措施。对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的干预,也只是临时的应急的一项工作。

6起校园血案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系统的缺陷。

第一,缺乏健全的利益诉求与保障系统。在利益急剧分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一部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既没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6起校园血案的凶手,都是属于社会“底层”。制造福建南平“323”血案的郑民生原是社区诊所医生,被辞退后一直没找到工作。制造广西合浦“412”血案的凶手杨家钦早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曾在上海打过工,回村后没有固定收入。制造广东雷州“428”血案的陈康炳曾是小学教师,办理病休至今。制造江苏泰兴“429”血案的徐玉元原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后被辞退,成为一名无业人员。制造山东潍坊“430”血案的王永来和陕西“512” 血案的吴焕明都是村民。他们遭受挫折,生活无望,心灵扭曲,以致用残杀孩子的方式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第二,更没有建立心灵的抚慰系统。应该指出,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能够满足,一是社会不公平、制度不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不能满足,二是利益诉求不正当、不合理,不可能满足。这就需要有一个情感的疏导系统、心灵的抚慰系统。然而,与不健全的利益诉求系统相比,13亿人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工作已不起作用,除了精神病医生与心理咨询以外,全社会根本没有这个系统。物质贫困毕竟还有救助系统,但精神痛苦却没有人关心。现在中国已没有饿死一个人,而自杀却是每天、每时、每分钟在发生。然而,全社会对自杀普遍持冷漠态度,认为饿死应社会负责,自杀不是社会的责任。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像没有发生一样。

我在2004年写的《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就提出了在全社会建立情感护理系统的设想。2005年浙江金华市情感护理中心成立。2009年4月28日“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启动,开通了免费热线07855-88851085(意即“帮帮帮我一定帮我”),截止 6月 9日共接来电4353个,接待来访 203人次,成功避免了18起自杀、他杀高危事件。如深圳巴士集团一名司机因调班问题与车队长发生冲突,想同归于尽,经及时进行疏导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而惠州一名公交司机因为同样原因,故意连撞28辆车,酿成5死11伤的惨剧。深圳一名中年打工者被无理辞退,仲裁机构拖着不办,生活被逼绝路,他几动杀机,几次拿起菜刀,企图报复杀人。由于我们的劝导,最终放弃。也有劳资纠纷判输,准备杀法官的,经过疏导得以避免。最近我们又处理了一起可能发生的恶性事件。他在深圳一家公司做保安,妻子在富士康打工,家住河南农村,去年10月妻子生下一女患有先天性肝病,今年元月妻子怀抱女儿在来深圳的长途汽车上夭折,被迫丢弃在半路上。妻子为此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情绪反复无常,想跳楼自杀。他的一个侄4岁,是两性人,在农村被说成是妖怪,需要动手术,要七、八万。他到处求助无望,感觉社会的冷漠。他在皇岗口岸工作,想杀两个外国人泄愤。他从报纸上看到情感护理中心的电话,起先是想留下遗言,于是试着拨通了电话。中心立即约他与妻子来面谈。经过前后三次疏导,他放弃了极端的想法,热泪盈眶地感谢中心挽救了他。

实践表明,情感护理从排解困惑入手,既可帮助民众解脱精神痛苦,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稳定;又引导民众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成为落实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举措。

2010年1月2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司长考察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后说:“随着温饱解决、步入小康,民众的情感问题越来越突出,前不久北京发生了杀害父母妻子儿女的灭门惨案,自杀事件不断发生,精神障碍患者很多。民众的情感问题应引起政府、社会、媒体的重视。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起了先行先试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种模式应向全国推广。现在各级政府正在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我非常赞同徐景安的建议,把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规划。”

为此,我建议:

1、建立情感护理系统,中心正在推广情感护理进企业、情感护理进社区、情感护理进学校、情感护理进家庭,在全社会倡导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情感护理。

2、建立自杀监测中心,与医院与公安部门联网,对所有死因可疑的案例,由法医进行鉴定。在对自杀死亡详尽、真实统计的基础上,开展对自杀的研究,提出防范措施。

3、将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十二五规划,民众精神愉悦应成为和谐社会、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指标。

关心民众的精神健康,与修路、建楼投资十亿、百亿相比不需要花很多钱,关键是要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建立与完善社会治理系统。

富士康员工发生的12起连跳事件,是我国以及深圳自杀率趋高社会现象的一个反映。尤其是15至35岁年龄段自杀成为死亡的首因。对于拥有45万而又绝大部分是年轻员工的富士康来说,发生这些不幸事件,具有必然性。它反映出公司在价值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缺陷。但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在我国其他企业普遍存在,具有一般性。

首先,是公司核心价值理念问题。2005年富士康就提出了幸福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关键是口号变成理念,理念变为制度和文化,落实在管理中,真正体现为员工的感受。

幸福企业,就不仅表现为“物”,资产的扩大与利润的增加;更表现为“人”,即员工愉悦、快乐、幸福。具体来说,就要做到股东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员工满意了,就会好好工作,就能使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效益就会好,最后股东也会满意。因此,提高员工的幸福感、满意度应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从而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现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是见物不见人,把员工当作实现利润的工具,甚至是劳动力市场随时替换的“低值易耗品”。 普遍存在重制度、重奖罚、轻情绪、缺关怀的倾向,管理方式简单、粗暴。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制造企业,一线员工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简单劳动,在管理者的潜意识里,他们就是“机器人”。而他们恰恰是为富士康创造财富的主体。富士康的管理理念应有一个根本的改变,虽然不能改变劳动的方式,但要把他们真正当作人对待,给以人性的尊重与关怀。我建议,从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做起,能否在员工上班时一线管理者在门口迎候或敬礼。

其次要在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上有所创新。

第一、建立“情感互动中心”

给员工合理的报酬、良好的待遇,是提高员工幸福感的重要条件,富士康现在大幅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更为重要的是对员工的情感关怀,根据我在深圳农产品公司、深圳巴士集团等6个企业的试点经验,建立情感互动中心是非常有效的举措。

按照富士康的架构,应从公司到事业群、处、课、组层层建立情感互动中心或情感互动站。它们的职责是:

1、利用公司的电视、电台、杂志、网络开设情感互动栏目,创设电话热线;

2、收集、汇总员工精神情感方面的信息,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办法;

3、倡导管理者与员工沟通、交流的多种方式;

4、聘任、培训情感互动志愿者,倡导员工之间的情感关怀。

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引入情感关怀的理念、创造情感关怀的氛围、建立情感关怀的制度,在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全方位都要体现对员工的激励与关怀。员工在恋爱、婚姻、考核、奖惩以及人际关系处理中,会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这正是关心的时候,也是灌输正确人生理念的时候。情感互动成为新时期做思想工作的新方式。

深圳巴士集团有2万名员工,从公司到分公司建立了情感互动中心,车队建立了情感互动站,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体会到情感关怀应体现在管理、党委、工会的工作中。员工既要有“薪”酬,更需要“心”酬,员工真切地感受到企业的尊重与关怀,是企业管理实施的良好前提,也是党委、工会工作的重要内容。情感互动中心就是落实幸福企业理念的载体与渠道。对于45万人的企业来说,不从根本上改善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的关系,派多少心理咨询师都无济于事,建一个关爱中心也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进行员工幸福指数调查

眼睛朝上不朝下,不尊重员工的感受,是企业管理的通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我指导下,农产品公司、怡亚通公司、巴士集团进行《员工幸福指数问卷调查》。

一是全面真实地了解员工的感受,问卷的设计分为员工工作、员工利益、员工发展、员工情感和员工生活五个方面,70多个选项题,由员工无记名打分。

二是作为改进管理的依据,根据员工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并按季度跟踪。

三是作为考核业绩的尺度,测评结果纳入对下属企业的业绩考核之中。

农产品公司于2008年、2009年连续二年进行了幸福指数测评,从员工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最容易改的地方改起,员工工作、员工利益、员工发展、员工情感和员工生活分别提高了3.03、5.22、6.71、4、6.48百分点,总体幸福感提高了4.73百分点。

营造幸福企业,最终要落实到员工的感受上。幸福指数调查与测评,既体现了对员工感受的尊重,又成为推进管理改善的手段,将企业文化融于企业管理之中。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尤其要提高一线管理者的水平。员工幸福指数调查是改善企业与员工关系、实行人性化管理的有效举措。

第三、重视对年轻员工的人生教育

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失,80.90后的员工需要进行人生理念的补课。富士康每天进厂员工达5000人,建议进行为期七天的培训。其中拿出3天,进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这方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深圳明诚国学教育机构办了几十个班,场场爆满,效果显著。通过讲课、颂读、唱歌激发对父母孝的情感,一个人心中有父母,就有了做人的根基,就不会轻易自杀。

打造幸福企业,企业既是家庭,又是学校。管理者既是领导,也是兄长与老师。富士康招收的是绝大多数年轻员工,对他们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应该体现在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全方位。所谓全过程就是员工的招聘、培训、上岗、考核、奖励、处分,以至辞退都要体现关怀、教育。所谓全方位就是各级领导与各个部门的职责定位是,既要完成经营目标,又要体现对员工的关心、教育、培养。这既有利于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第四、实行员工心理援助计划

目前世界500强中,有90%以上实施了EAP ,即企业员工心理援助计划,由企业出资为员工及其家属进行心理辅导。其中有心理测试普查筛选出高危人群,针对特定团体进行情绪调节与减压辅导,对个别员工进行电话或面谈咨询。

我开辟了中国情感护理中心网www.chinaqghl.com,设有情感互动、情感银行、人生理念、心理常识、恋爱婚姻、亲子教育、工作就业、人际关系以及专家在线,提供有偿与无偿服务。

富士康已部分实施了上述计划,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需要制订一套多层次、多渠道的完整的服务体系,以适应员工的个性需要。

第五、普及幸福人生理念

幸福,人人向往、人人追求。但今天大多数人缺乏对幸福的正确认知,幸福是需要学习的。普及幸福知识十分必要。现在哈佛大学最热门的课是“幸福的方法”。我写了800多字的《幸福宣言》,可进行《幸福宣言》的签名活动,并进行幸福人生的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以及幸福员工的评比。

现在,普遍认为我国信仰缺失,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撑。所谓信仰就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心灵的敬畏。宗教共同以彼岸的幸福作为终极追求,基督教则敬畏上帝、佛教敬畏来世、儒学敬畏祖宗。对大多数不信教的人来说,他们能有什么信仰呢?人的终极追求是幸福,要敬畏生命。人的生命来之不易,又十分短暂。因此,人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生命的存在能给自己与他人带来幸福,这就是人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要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些人生道理,需要通过传播、体验普及到管理者与员工之中。

有人也许会质疑,这样做似乎超出了富士康作为企业的责任。今天企业的理念已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转为兼顾利益攸关方即股东、客户、员工、社区、社会的利益,这样的企业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造就这样的企业才真正具有幸福感。这样的企业才真正是幸福企业。

其实,这不仅是富士康,而是深圳以至全国的企业都面临的课题。

富士康能创造出经验,可以使12连跳由坏事变好事。

“校园六血案”与“富士康十二连跳”警示,我国需要实行新的转折。30年改革开放,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为中心,这是一次伟大转折。追求财富最大化成为核心价值理念,深圳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我国步入物本位的社会。政府是发展第一、企业是效益第一、民众是挣钱第一。全社会忽视人的情感关怀。家长要求孩子成绩好,学校关注学生考试好,企业考核员工业绩好。民众既缺少人文关怀,又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一旦遇到困难、挫折、压力,不会自处,必然发生精神障碍,产生自杀与他杀。

我国需要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实行新的伟大转折,从追求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不仅关心人的物质需求,实行公平合理地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更要关心人的精神情感,将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纳入政府的规划,真正实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

目前,中国的政府、社会、民众都感受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校园血案与富士康连跳只是今年发生的两个案例。过去发生的牛奶加毒、山西煤奴以及各地的群体事件,曾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但都没有提升到价值目标与治理理念、制度建设与治理系统的层面上进行反省,依然沿着物本位的老路惯性前行。热切呼吁和力所能及地推进我国的新转折和新改革,我作为体改战线上的老兵视之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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