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星期里，中国内地民众热议的社会动向中，有一件与1919年“五四运动”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那就是教育领域里出现的新生事物逐渐变成一种体制，堪称是颠覆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形成的常规和基于此的普遍观念，其社会影响广泛而且深远。

4月下旬陆续有内地主流媒体报道，鉴于近年来大学生毕业“回炉”读技校的现象越来越多，多个地方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专门招收大学毕业生再读技校课程，以促进“高质量就业”。北京市今年将推出6个全日制大学生技师班，21个技能就业培训班，采取长短结合、订单式培养的方式，为大学生实现技能就业开辟“新赛道”。这6个技师班采取全日制教育教学，2年学制，包括1年在校学习、1年在合作企业里实习，毕业时可取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和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们将依次被有关部门推荐就业，实现“学历教育”与“技能培养”的有效链接（据《中国经营报》4月23日，后续报道甚多）。

这类报道里面的几个关键元素，与我们那一代的成长经历和本人的工作有密切的交叉，我据此试图作出一些前瞻性质的解读并提出探索式疑问。因为这件大事在未来将怎样具体化、在落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还在未定之天。

首先是大学生取得学士学位（内地尚没有香港的“副学士”学位体制）以后，接受技工院校2年“再教育”的成本问题。成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先讨论狭义的。我推测，那些学士学位的持有者分成两大类。如果能够在毕业后短期内找到基本合适的就业岗位，他们就不会去申请接受技工院校的“再教育”，他们是就业路途相对顺利的一类，也是正常的社会进步下的人生状况。那些在毕业后找工作非常不顺利、而且估计自己的条件如果没什么变化继续找工作也缺乏指望的学士学位持有者，才不得不去报考技工院校“再教育”课程。高等教育虽然有多重意义，其中主要的一点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预期的和实际的回报。刚才提及的两大类里面，毕业后找工作顺利的，属于人力资本投入和回报达到经济学上的良性均衡状态，用俗话讲就是“大学没有白读”。而后一类就属于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严重不平衡的状态，显然是“大学白读了”。

属于“大学白读了”的后一类，无论4年在校的各种费用是谁支付的（来自家庭的积蓄或者学生的贷款），基本上是浪费了。有哪一个机构来赔偿他们？英国美国都发生过案例，支付了高昂读书费用拿到学士学位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毕业生起诉母校。指责大学招生时对报考者及其家庭作出的许诺，没有实现，要求赔偿。内地的法律体系与英美的不是一路，毕业生起诉母校的事情只能发生在想象里。即便如此，也应该对“大学白读了”的第二类毕业生，作出其它方式的补偿。比如，免去他们接受2年技工院校“再教育”的学费，这是最直接而且不难落实的做法。不能让他们及其家庭老是白白地付出而没有回报。

学士学位持有者在接受技工院校2年“再教育”之后拿到的毕业证书，属于什么性质？在1980年代的波士顿地区我获知，已经获得正规大学学士学位的人，为着再学到一门实用技术比如与电脑相关的，业余时间去MIT成人继续教育部交学费上课。课程修完通过考核，获得一份非学位性质的Diploma，是具有法律承认效果的证书。它的效用，是帮助持有者在本公司升职时或寻找新工作过程中，证明他/

她受过相关的专业培训，有更优越的条件。内地大学生接受“再教育”后获得的毕业证书，应该属于这种Diploma，必须是具有法律承认效果的证书。鉴于内地的实际情况，必须建立相关的独立查核机制，让雇佣单位或高阶进修机构，公开验证Diploma的真伪。否则，几年之后，免不了发生以虚假Diploma作为欺骗手段的大量事件。香港也一定会成为最受影响的跨境城市，这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出示虚假证书，申请来港工作、上学或移民，本港机构实在是防不胜防。

让大学毕业生接受技工院校“再教育”的广义成本，涉及的是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内地民众议论纷纷：既然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具备符合社会经济需要的工作能力（据估算今年达到1270万毕业生的半数），还要接受技工院校2年“再教育”，那4年的大学本科，课程是怎么设置和教学的？是以哪些方式考核的？学生究竟在大学里学到了啥？如果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培养出比大学本科更有能力的学生，还要开办许多4年制的大学本科吗？除了少数民办高校，内地所有公办大学都是用纳税人钱资助的。以后还应该继续资助无法培养出具有工作能力的毕业生的高校吗？这种以纳税人的钱资助低效甚至无效的许多高校专业课程的做法，与以下的现象难道不是同一类的问题吗：很少被使用甚至用不上的道路、桥梁、机场、高铁站、工厂、新建城镇、共用单车，等等。如果职业技术院校在培养年轻人的工作能力上比许多大学系科更出色，那是否应该全面调整对这两类学校教师的待遇，令前者高于后者？回想1999年内地大学扩招不久，已经有学者议论，这是在大大提高自付学费的前提下进行的。自那以后多年里，居民家庭的储蓄，为的是最大两项的支出，供孩子上大学和买房子。一个具有伦理学的质问已经流传：无数家庭省吃俭用，供养孩子考上大学，指望这笔投资将为孩子的前途奠定坚实的基石。孩子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能够回报父母养育之恩。现在鼓励众多大学毕业生去技工院校接受2年“再教育”，然后才能够解决就业。这就是明摆着告诉民众：十年寒窗苦、考高分上大学、白领工作、成家立业、侍奉长辈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对无数年轻人走不通了。对得起这些年轻人及其父母吗？怎么补偿他们向上流动的梦想被打碎的广义成本？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再教育”，那是在初中高中阶段（所谓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当知青。同时期绝大多数在校大学生（所谓的“老五届）被安排进工厂当工人。然后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所有这些都是在史无前例的“教育革命”大旗下展开的。理由是此前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6年中学和4年大学，造就不出“又红又专”人才。“专”是指具有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科研能力。比如，在我当农业机械厂学徒工的1972

- 1974年，附近一家酱油作坊分配来一个名牌大学化学系学生。他告诉我，县人事局告诉他，他虽然读了化学系，还没有解决过劳动人民生活中急需的困难，是纸上谈兵。目前全县酱油产量太少，群众意见很大，那时代没有替代物，酱油是主要调味品。县人事局嘱咐他，进厂后要接受老工人的“再教育”，尽快增加酱油产量，这样才做到了毛主席指示的“学而致用”。他跟我叹息，说在大学里没有学过酿造酱油的技能，已经快两年了工作无成效，倍感压力。

因此，参照1968 – 1977年“教育革命”做法，我解读目前内地鼓励大学毕业生进技工院校接受“再教育”的做法，心中生疑问：我们那一代经历的“教育革命”，是让教育体系的弊病造成的后果，让无辜者承受。全国约1700万名下放知青中，只有极少数在1978年后获得了补偿的机会，考上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得到相当好的工作。而那时期的读书是公费资助。

那时候根本想象不到，几十年之后内地出现了新一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年轻人，原因是完全的相异。唯一类似的，是先前教育体系的错误机制造成的问题，主要代价要由受害者一方来承担。这便是我在本评论开始提及的“五四运动”与当今的相关性。20世纪初知识界达成共识，中国的各种困难和弊病，大多数植根于落后时代潮流的科举制度。只有教育革命，才能令中国脱贫致富、文明开化。相信教育革命的综合社会效应，是最富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思潮之一。目前的做法，也算是一场“教育革命”吗？为它辩护的说法是，它打破了常规，让大学生毕业后，返回初中毕业后的学习阶段，接受技校的训练。可是内地大多人并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