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升级和细化。其中有一个道理不可忽视：创新 需要自由，思想的、表达的、流动的、合作的、竞争的各种自由。

内地投资者8月10日与我讨论四川访客到深圳后的观察，然后又有10月初另一批内地投资者来香港。第一批访客参加了游艇驾驶证培训班，说在美国与游艇业相关的每年用在休闲航海上的支出，大概是2300 亿美元，直接带来80万个就业岗位，间接的经济效应更大。可是内地在这个领域的规模只有4.78亿美元的总量（2023年统计，2024年数据尚无）。中国有14500公里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人均收入如果把物价差别算进去，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他们完全有经济能力参加与航海业相关的消费，而内地民众确实热中于海洋运动和游览，10月初黄金周所有沿海景区和航海场所都是人山人海。几位访客把主要原因归于内地的船只报备和监管制度、游艇海事法规，「严苛到近乎变态的地步」。根据他们的测算，如果放开管制，内地的游艇、海上运动和游乐业的市场规模至少每年几千亿元。若是加上码头和酒店业务，可能达到几万亿元的消费总量。第二批访客考察的是教育，看看能否投资香港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实用技术类的。鉴于近年来内地报考香港学校的人数显著上升，与教育相关的投资机会日增。投资教育的事务以后再细论，本篇先讨论航海活动，这是两岸三地在深圳的一个合作项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丛书》，深圳出版社2025年1月首发）。

面向海洋开拓视野

我对内地访客引用的美中两国比较的数据缺乏独立检验，但是对其中的道理完全赞同。内地很多行业及相关的民间消费之所以发达不起来，并不是因为14亿人里面缺乏愿意投资和消费的人，而是缺乏合理的、法律保障的、宽松和稳定的作业平台和活动空间。记得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12月29日，深圳最后一轮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关于海洋城市的讨论会上，筹划投资海洋体育运动项目的海内外与会者，也提出相同疑问：内地有关部门对海洋资源多方位的开放政策会不会及时出台？如果不尽快出台，对投资活动将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我作为特邀的香港讲者，尽可能把基于海外的观察提出来供内地管理部门和投资者参考，即便有些内容颇为敏感。幸亏主持会议的很宽容，允许我实话实说：在中原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朝廷都不是面向海洋的。因为历朝历代决策层最看重的两大领域是税赋和兵员，主要来自农耕经济基础。决策层看重的是土地的产出，和务农家庭提供的劳役与兵丁。要维护这样的根本大计，朝廷必须保持全面的户口登记、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而海洋恰恰是与此形成黑白反差的另一种大格局，人只要出了海，面对的是不确定的一切。他们生存和收益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判断和胆量。所以，如果一个族群是靠着海洋谋生，他们一定是自作主张，个人主义，敢于冒险，不依赖层层级级的官僚指挥。

海洋孕育的是冒险精神、开拓视野、自由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于海岛及沿海地带，首先是意大利和英国。岛民们看得远想得开，他们更明白，财富的源泉更多来自于贸易，尤其是远洋贸易。远洋贸易又导致两个伟大领域的长期进展，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因为距离遥远的海港之间的频繁通商，必须有金融和信用安排，要顺利、快速、可靠。这些又必须靠着法律的支持，特别是国际法。

这套体系环环相连节节相通，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有机地生成起来。而它最早的萌芽，是由岛屿、沿海、港口、出海活动所滋养。中原大帝国的内陆不可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那里面缺乏海洋促成的多种自由liberties（也即下面讲到的 Libertarianism 的根据）。大清王朝晚期最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处在沿海、半岛和港口，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深圳出版社）。

我建议：深圳市的最新定位和发展远景是海洋城市，这已经获得上层各级的支持。现在正大力建设与此相关的硬件设施，码头、港口、沿海公路、海上运动中心、游艇俱乐部等等。比这些更关键的，是要放弃管理内陆社会的那些规章制度，它们都是以「别自作主张、别不听话、别出事、别乱套」的惯性思维延续下来的。深圳市应该以海洋城市的性格来制定新规则，基点是赋予市民法律保障的更多自由。更多自由当然意味着更多风险，然而由此激发的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一定远远超过其风险成本。

若无拓宽自由、保护自由的新规则，发展海上运动的空间和相关的投资渠道必定狭小，因为管理层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出海干吗？走私？搞色情活动？赌博？贩毒？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设法偷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并不意味着，从深圳或沿海其他港口出去的船只绝对不会从事非法活动，而是说，不能因为有这些潜在的风险，就把民众的出海活动压缩到最低。毛泽东当年号召我们青少年要敢于到大江大海里去游泳，也没有人出来反驳：那可能会淹死人的，不能去大江大海！这种「有自由就有风险」的道理，永远适用。

地铁安检耗费成本

我那场报告的内容过于宏观，没有考虑到一个现实的路障：凡是限制民众活动自由空间的机构，一旦设立，经过一段时间就获得了自主的生命力，也就是该机构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理由论证，若是缺少了它，后果是可怕的。所以我建议深圳发展成为海洋城市的远景，前提是大幅度减少施加于民众身上与海洋活动有关的限制，而对那些实施限制的机构怎么办？我当时没有建设性的改革设想，2020年以后我愈来愈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浙江大学校友读书会深圳主办者后来开导我：内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实名制等高度普及的今天，高铁站和地铁站依然维持「人人过（安检探测）机」 的老办法，既耗费社会成本，又难以真正提高安全。为何还是改不了？归于既得利益链：安检设备采购、外包安检公司、人员编制，它们形成了稳定的利益格局，撤销就会触动既有的利益。于是我认识到：对于撤销过多的限制海洋活动的机构，也得开出药方，如何将相关人员的利益融合进新型海洋活动的渠道里。在这方面，内地1980年代中后期为行政部门冗员提供下海经商的办法，极具启发意义。

当今世界上一股改革潮流非常引人注目，它被冠以 Libertarianism 的标签，鼓吹者和实践者相信，他们的改革宗旨就是减少公共机构（包括行政、司法、执法、工会、社团等等）对民众的繁琐管控，尤其是对私人商业活动各种名义的审批、限制、惩罚的规章。特朗普也在局部地做类似的去管制de-regularization改革，把左派政客当政期间的一些规章弱化或取消。他接受采访时声称，他的团队推出的这类改革，将大大释放美国人的创造力和私人工商机构的发展机会，让老百姓得到发财致富的巨量实惠。

去管制增就业机会

特朗普是个大话精，其许诺的具体数据我不会太当真，但他的基本道理是对头的。去管制的改革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合理的，尤其对于中国内地更是一贴良药。过去这些年里，对私人的经商活动施加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管控和惩罚实在是太多了。它们让那么多潜在的就业机会和创造力难以启动，或半途而废。我不必举例那些众所周知的实况，仅仅因为行政部门的一个监管命令，就几乎灭了一整个行业。因为就业大受影响，现在又作些调整，何必这么来回折腾。

如今经济状况很遏抑，内地还是要从非常困难年代的改革吸取教益，核心就是去管制，给予老百姓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那是具有世界性正面效应的成功案例。减少政府对民间活动特别是经商的管制，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国家都试过，都基本有效（《中国未来十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出版社）。这些年来内地面临投资路窄、就业机会少、挣钱难的局面，去管制是解困的基本方法之一。我早年参与的调研有证：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在听取上海滙报经济困难时说：现在看，是开放的不够。同年10月10日，邓又说：城市改革的核心是对内搞活，对外更加开放。我的解读就是去管制，给予民间更多的自由。中国人民勤劳机灵，多赋予他们一点自由，他们就多一点创业生财之道。缺乏自由，商业上的创造力就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