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国”之意象转移——以章太炎、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为主轴[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8 次 更新时间:2009-06-20 21:08:05

进入专题: 章太炎   胡适   顾颉刚   傅斯年  

干春松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以现代学术史上的章太炎、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通过分析他们对于“国学”和“国故”的不同含义的指认,揭示近代学术发展不断剥离价值,追求“客观”的过程,并兼及学术权势与学术立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章太炎、胡适、傅斯年、国故、国学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构成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概念,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条目中,“国”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接近 nation 的政治实体,而只是“天下”序列的一个环节。对此,梁漱溟综合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认为,“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个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2]

  所以说,“国”的问题广受关注起因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在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地理观念的重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天下意象遭遇到“万国”竞逐的新视野的冲击。西方观念的进入开始激发出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因此领土、疆域、主权问题开始成为近代学人讨论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当一贯引以为傲的“文化价值”不再必然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能为“近代国家建构”提供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天下”问题便被聚合到原先并不擅长“国家”问题。

  那么如何在军事和经济竞争明显处于劣势的局势下,振奋精神,提升国家认同感,深受日本国粹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也开始提倡国粹。

  在国粹派看来,“学”则是“国”之为“国”的根据。“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非学;非学不国,其将何以自存矣。”[3]在国粹派的逻辑中,首先一国之学,治一国之事,因此西学虽因吸收,但本末已然先定。而“粹”则意味着对于过去的学术思想的重新阐述,所以他们强调要区分“君学”和“国学”,君学则是专为帝王服务的学问,而国学则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旨归。这样的区分背后是“民族革命”的大语境。

  由此可见,“国”的观念进入近代学术语境中,本身是一个政治和价值的重要标识,因而在其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要面临“去魅”的过程。因为学术所内在客观性要求要求以真理而非价值为终极目标。但以“学术”名义反对“国学”,本身也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离,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学术风气,明显带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背景,他们通过攻击“国”背后的价值投射而成为争夺学术权势的主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及其弟子、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等,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学术线索,即通过“国故”、“国学”的阐述和批评,来凸显各自的学术立场,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轨迹。

  

  (一)章太炎和章门弟子的“国学”

  

  章太炎与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关系,有不尽一致的认识,但是,章太炎的许多观点与黄节、邓实这些国粹派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非常接近。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讲习国学的重要功能是建立民族的自信,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敬已经对爱国爱种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4]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5]

  在近代的政治背景下,章太炎所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要点,首先,他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激发当时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激情,这样他要以汉族的历史来确定中国的特征;其次,他要通过民族的历史叙述来确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这两个工作在章太炎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中,有时是混合的。比如,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自然将他的努力导向对于“历史”的重视。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其他的知识形态都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唯有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历史”才是确立国家的独特性的文化标准。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6]

  由于章太炎对于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于学术的兴趣,因此,他对“历史”的独特叙述更多地运用于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但是,就开创性而言,章太炎对于学术文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所钟情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所起的开创之功,确乎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典范。当他的事业重心不得已从革命转向学术之后,他将基于民族主义的对于“国性”的强调转移到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对“国学”进行整理,尽管这样的转移是很不彻底的。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处于大变局过程中的近代中国均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据此,陈平原等人将章太炎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立者。[7]

  后来,章太炎将他自己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国故论衡》。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

  以“国学”之名作为招牌的课程的内容却以“国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换句话说,章太炎为什么要采用“国故”的概念来取代“国粹”和“国学”呢?确切的原因可能见仁见智。一个稍有根据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是“国粹”这个词比较具有争议性,“国粹”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但是既然提出国“粹”,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内容称得上是“粹”。有国粹,意味着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辨析和清理。这似乎是非学术的。以纯粹的学术的立场来看,学术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公正,因此,“国故”便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汇。

  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国故”还是“国粹”,都醒目地存在着“国”这个“价值性”的前缀,因此,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放弃“国”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的重要功能,“国粹既是一个in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 个 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8]

  在失去《民报》主编的工作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主要靠授课维持生计,但由于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受业的弟子众多,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几乎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的顶尖人物。这些人学术倾向多样,比如周氏兄弟并没有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而是转向写作和翻译。但以黄侃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弟子,基本上接受了章太炎通过历史和学术的途径来确立“国性”的理路。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征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9]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章太炎或者国粹派“学术亡而国亡”的理路。

  章门师徒决定成立“国学会”,并提出教授的科目为: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乙,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丙,子(诸子异义);丁,史(典章制度、史评);戊,学术流别;己,释典。”这与东京国学讲习会略有不同,所共同的是,均没有“经学”的条目。这也体现了“国学”有意与经学保持距离的设想。

  1913年之后,大量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甚至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比如历史的朱希祖,文学的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他们通过北大的教授评议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控制北京大学的教授评聘和学科内容的安排。由此,章太炎的观念开始更为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学术形态。

  但是,随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随后,胡适又执掌文学院,章门弟子则日益失去了对北京大学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学研究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英美系和日本系的权势转移,但实质上,也是关于何种学术内容更能确立“国”的特性的问题争议。

  

  (二)胡适,从“整理国故”运动到《国学季刊》的发刊词

  

  1910到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文史学科的发展,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一个模型。胡适运用西方的哲学范式整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只有上卷的作品,为胡适赢得了许多的追随者,顾颉刚、傅斯年这些曾经的章太炎的信徒,受到了莫大的震动,而转向胡适。

  思想界看上去似乎是新旧对立,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青年》和傅斯年等当时的学生创办的《新潮》遥相呼应,而这边则是刘师培和黄侃等人的《国故》,它们之间存在着“欧化”和“国故”的争论。在黄侃等人离开北京大学、钱玄同转投今文经学之后,章门弟子在北京大学的势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甚至被胡适及其支持者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章太炎式的“国故学”研究,日益被新的国学研究所取代,而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整理国故”运动。虽然看上去,胡适和章太炎同样使用了“国故”这个词。

  胡适沿用“国故”,有时会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因为胡适刚到北大之时,文科正是章门势力大盛的时候,所以,胡适对章太炎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甚至他们所发动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依然用了“国故”的概念。

  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胡适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很有一些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对章太炎的不同评价上。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是如此评价章太炎的:“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分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10]

   这个看上去赞美式的肯定,带有“瞻仰式”的倾向,甚至意味着是对一种旧的“已经过去”学术体系的回顾。所以他接着说:“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是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11]

  如此这般,胡适对章太炎的定位是别有意趣的,在肯定章的学术贡献的同时,又将章划入“过去”。胡适强烈的意识到尽管章太炎的学术贡献巨大,但他依然是在经学的笼罩之下,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学术。

  为什么说胡适才使整理国故真正上了轨道,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胡适脱离了经师的特性,而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因此,虽然他们都使用“国故”这个词,但是对于“国故”的内涵理解已然大不相同。

  胡适与他追随者们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呼声,来自于章太炎,并且胡适也因为提倡整理国故而遭到受新思潮影响的一些人的质疑。于是胡适一方面辩称“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章太炎   胡适   顾颉刚   傅斯年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23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