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师道师说·侯仁之》，侯仁之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
当我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时候（1932—1936年），学生人数虽然有限，而学术气氛却十分浓厚，这首先有赖于教师的教学有方。
教师之中最有影响的有三位，就是洪业教授、邓之诚教授和顾颉刚教授。三位教授在学术领域里无不自成一家，但在教学上却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在教授之外，也都经常在自己家中接待学生，言传身教之间，给学生以熏陶。
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参加和学生共同组织的“历史学会”的活动，并出版了高质量的《史学年报》。这样就使得全系的学术气氛，呈现出兼容并包、欣欣向荣的气象。
在三人之间起核心作用的是学贯中西而尤长于东亚近代史和史学考证的洪业教授。而邓文如教授的博闻强记、兼通文史，又是传统史学界所重视的。
至于顾颉刚教授，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又极重视我国历代疆域沿革以及边疆地理的研究，因而见重于时。
三位教授对我的影响各有不同。在这篇短文里，只能就我所受益于颉刚师的略作叙述。
事实上，我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决心报考燕京大学历史系，就是受了顾颉刚教授的影响。那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那个学年，我校同学最初在爱国热情的激动下所掀起的抗日救亡宣传以及自愿组织的军事训练，为时不久就被反动政府压制下去。沮丧的心情，无以自拔。
幸而在寒假中出版的《中学生》杂志1932年1月号上，我看到了一组总标题是《贡献给今日青年》的文章，其中有一篇以满腔热情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要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文末的署名就是顾颉刚。
同期《中学生》还有一篇宋佩韦所写的“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又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北获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于是个人的心情也稍稍安定下来，同时也体会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这时我已经了解到顾颉刚就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而且我还特意到学校图书馆去查阅了他的著作，所得到的只有一本《古史辨》第一册。翻阅之后，对于书的内容我并不感兴趣，可是长达百余页的“自序”，犹如一篇自传，详细讲述了作者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却使我深有感受。
1932年春学期开学后不久，升学一事又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时我在理科班，因为父亲希望我学医，我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是半年来的经历，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想到要回故乡做个小学教师，可是又觉得学习历史也很重要，这个想法竟然得到我弟弟的极大鼓励。他在天津一所以英文教学著称的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个人兴趣又十分广泛，并不断有译作发表。
他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例，说他们本来都是学医的，却都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兼事历史研究，对社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为此频频写信给我，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在这时候，校长找我谈话，我向他讲起了自己思想的变化，特别强调了一下顾颉刚写作的影响，出乎意料的竟也得到他的支持。他建议我根据自己高中三个学年的总成绩，可以作为学校的保送生参加燕京大学的特别入学考试，同时还可以提出要申请奖学金。这样我就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可是入学之后直到二年级才有颉刚师的课，即“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的内容主要是讲我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政区的演变。就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古代地理的经典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尚书》中的《禹贡》篇。
转年春天，颉刚师又联合他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兼教这同一门课程的三个班上所有选读的学生，组织起来共同出版了一个刊物，就定名为《禹贡》半月刊，要是刊登学生的课外作业。其后又扩大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吸收了多位北京以及外埠有同好的学者和教授参加为会员，《禹贡》半月刊的内容也就扩展到从历代重要地理著作的研究，一直到现代地理问题的探讨，同时还刊载了若干翻译的文章。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中，我个人受益甚多。
一方面我得到为《禹贡》写稿和译稿的训练，另一方面我还接受了颉刚师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他所主持编绘的《历史地图底本》作核订工作，这是为他计划中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绘制所做的准备。更重要的一件事是1936年夏，我刚读完大学本科，就参加了《禹贡学会》所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团”。
就是我参加集体野外考察的第一次，而且分担了一定的组织工作，使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训练。这次关于在后套地区的水利调查，是在颉刚师的主持联系下进行的，可惜他临时因事未能参加。也就是在这时候，颉刚师受聘接任燕大历史系系主任的职务，并且由他的推荐，我得以在做研究生的同时还兼任系主任助理，协助颉刚师处理一些行政事务，这样整整工作了一个学年，就被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
在此以前的几年间，颉刚师深感大敌压境，国难日急，他就在燕大东门外自己家中，组织了一个“通俗读物编刊社”，连续撰写和出版了一些宣传抗日的大鼓词，设法通过天桥等处的爱国艺人，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广泛的宣传，这也就是他所主张的到民间去唤醒民众的一种努力。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却也受到他爱国热情的感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日寇入侵北平的时候，他已被列在要进行逮捕的黑名单中。
消息传来，他只好仓促出走。我记得那时乘津浦或京汉铁路的火车南下已不可能，他只好先北去张家口，然后辗转南下。他出走之后所留下的图书若干箱，还是经顾廷龙先生和我共同设法，代为全部运进燕大校内，藏在临湖轩的地下室中，以为这就很安全了。
可是没有料到四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燕京大学竟遭及日寇封闭，颉刚师在临湖轩地下室的全部藏书，也就落入敌人手中。以上所述，只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颉刚师并不是一个陶醉于古书堆中的所谓“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一个对伟大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知识分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疆域沿革史之外他还十分重视祖国边疆地理的研究。这在《禹贡》半月刊中就有所反映，如《西北研究专号》（5卷8—9合期，1936年7月1日）、《东北研究专号》（6卷3—4合期，1936年10月16日）、《南洋研究专号》（6卷8—9期，1937年1月1日）、《康藏专号》（6卷11期，1937年2月16日）以及《察绥专号》（7卷8—9合期，1937年7月1日）等。至于有关边疆地理的散篇论文分见各期的，为数也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颉刚师从北平出走后，《禹贡》半月刊于1937年7月16日出版了第7卷第10期之后，也就被迫停刊了。仅仅三年零几个月的时间，从刊登青年学生作业开始的《禹贡》半月刊，竟出版了七卷之多。这个期刊不仅引起了当时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而且也为日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培植了人才，使得这门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得到了迅速的新发展。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的历史地理学者在《禹贡》半月刊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而被迫停刊的三十年之后，竟然成立了一个“《禹贡》目录编辑会”，并于1971年出版了一本《禹贡》半月刊的《总目次·索引》。其中除按卷期排列的目录外，还有各期“国内地理消息”和“通讯一束”集中排列的目录。最后是“著者名索引”和“项目索引目次”与“项目索引”等。检阅起来，十分方便。
1983年7月，我接到素不相识的日本友好学者奈良女子大学船越昭生教授寄赠的一本《<禹贡>半月刊总目次·索引》，使我深有所感，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在国内还未能做到的，因此记在这里。
最后，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
我得以参加黄河后套的水利考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使我迄今最怀念难忘的是1936年8月到1937年7月我作为他的助教协助他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门别开生面的课程。
参加领导这门课程的还有分别对考古学和宗教艺术有研究的容庚（希白）教授和李荣芳教授。按规定，每两个星期就要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一次现场实习，主要是在北平城内和郊外，有时还利用假期较长的时间（如国庆节和春假）有目标地奔赴外地。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次确定调查目标之后，如某处的古建筑、某处的古园林以及某处的考古发现或古迹古物等，颉刚师就向我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再加上我自己搜集所得，先写成一篇简要的介绍书，事前要铅印出来，在出发前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到现场调查时的参考。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好的训练。
可是仅凭文字记载，常常出现错误，来到现场对比实迹实物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我所根据的资料不尽可靠，也有时是调查对象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这些情况，班上的学生往往不甚注意，我却格外留心。这使得我深深体会到现场考察是多么重要。“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陷，颉刚师已经奔赴内地，容庚教授也到南方去了，只剩下李荣芳教授继续把这门课程开下来，只是调查的对象，就只能限于北平城内和近郊的一些重要的庙坛建筑了。
这时我才得把这一部分的单篇介绍，在修改之后辑印成册，并由邓文如师定名为《故都胜迹辑略》。可惜的是未能收入这本小册子的更多的散篇介绍，都已全部丢失了。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有一次颉刚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利用一个假期的较长时间，乘火车前往宣化和张家口进行了一次长途的调查实习。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了张家口上堡的万里长城，也就是旧日保卫京畿的所谓“外长城”。就在控制着这上堡孔道的有名的大境门内侧，紧傍长城脚下，就是上堡砖砌的城圈。叫它做“上堡”乃是和其南五里的张家口下堡相对称的。现在的张家口市就是以下堡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
引起我注意的是由大境门内侧转入这下堡城圈之后，向左手望去，只见有砖筑台阶数十级，可以直上长城。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又发现在和长城顶部相接处，乃是一座平台，平台上还有摇摇欲坠的古建筑一所。从这里眺望长城以外的景象，可以一览无余。这一组建筑的形制，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在长城重要隘口的一侧要修建这样一座小城堡？为什么小城堡内的高台上会有这样的一座古建筑？
回校之后我决心利用课余之暇做进一步的探讨。经过检阅有关文献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明代后期沿长城开设“马市”的市场之一，是定期在长城内外农牧民之间进行物资交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场所。这个小城堡最初叫做“张家口市城”，后来改称“来远堡”。
堡内与长城齐高的平台上所看到的古建筑，当是明朝万历年间所兴建的“观市厅”的残余。根据这次考察所得，我终于写成了一篇题作《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的论文，刊登在《燕京学报》上。
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开始，也就是“从点到面”的开始，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历史遗迹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意义。为此，我在上述《故都胜迹辑略》这本小册子的“前记”中，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例子，抄录如下：
尝读英国史家吉本（Edward）Gibbon）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犹步踟蹰于坛庙墟间，见虔城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堂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邱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一百五十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吉本的例子在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半个世纪以前颉刚师要我们重视古迹古物的用心，到今天还在鼓励着我为首都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或许这也是可以稍稍告慰于颉刚师在天之灵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