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体制创新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8 次 更新时间:2009-01-09 1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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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将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保持政治发展的持续性,我们必须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向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要求和理论的逻辑,我们大致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体制创新期。作出这样的基本估计,并非简单的推论,而是有着充足的依据。

  关键词:政治发展;体制创新;历史经验;现实要求;理论逻辑

  

  政治发展是政治生活的文明化过程。衡量政治生活文明化的标准可能有许多层面,但其中最重要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文明化。所谓政治体制的文明化,其实就是政治体制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创新的过程其实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以政治体制的创新为基本标志的。不仅如此,政治体制创新还是政治体制活力的源泉,能否及时地实现政治体制创新是政治体制是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体现。判断一种政治体制是否有具有活力,主要的就是看这种政治体制的是否具有自我创新的能力。换句话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是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下的中国,经过建国以来将近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而且这套政治制度基本上能够适应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然而,由于政治制度的固有属性(即:任何制度都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任何制度都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政治制度及其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必然会产生不适应的地方。因此,政治体制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更新,才能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要求。根据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要求和理论的逻辑,我们大致可以给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发展前景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这就是: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人们期待已久的体制创新期。我们作出这样的基本估计,并非简单的推论,而是基于充足的依据。

  

  一、基于历史的经验

  

  打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似乎有一个朝廷兴衰链在支配着历史的发展。每一个鼎盛的王朝从立国到中兴,大约都要经历60年的时间(即一个花甲之年)。

  以汉朝为例。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登基,在位12年,后经汉惠帝7年、吕后8年,再到汉文帝23年、汉景帝16年,共经历66年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又经过54年的改革和创新,创造了汉朝的鼎盛时期。

  再以唐朝为例。唐高祖李渊公元618年坐龙庭,到武则天公元684年临朝,其间也是66年,武则天经过改革,创造了唐中期的繁荣。

  再以宋朝为例。宋朝真正的发展是在宋仁宗年间(公元1023-1064),而从宋太祖赵匡胤960年登基到1023年,也是63年。

  再以元朝为例。从元太祖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到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正式定国号为元,其间经历了58年。自从忽必烈上台后,元朝的统治秩序才真正巩固下来。

  再以明朝为例。明朝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5年)被公认为是明代继洪武(公元1368-1399年)年间之后又一个大发展时期。永乐年间,明成祖采取改北平为北京、广招贤才、削废藩王、移民垦荒、编修典法、抵抗女真、经营西域等重大措施,繁荣了社会经济,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提高了国际地位。而从1368年到1425年,也是57年。

  再以清朝为例。清太祖努尔哈赤1616年建国,在位11年,经天聪10年、崇德8年、顺治18年,到1662年康熙即位,相隔46年;康熙8岁即位,14岁亲政,如果以其真正意义上的理政(1670年重设内阁,1677年设南书房),上推到清建国大约也是60年左右。而康熙年间无疑是清朝经济最繁荣和统治最巩固的时期。

  再以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建设的历程来看,尽管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但也都大体经历了从新体制建立到逐步完善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时间大体也是60年左右。

  从时间上看,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从发生到1848年革命,大约相隔60年左右。从1789年法国革命到1848年是59年;从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到1848年是82年。

  再就民主制度建设而言,英国是开设议会最早的国家,但英国议会的真正发挥作用则是在1640年重设议会之后特别是在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而从1640年重设议会到1689光荣革命是49年。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西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成熟是在1848年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时间正好也是62年。

  先以英国为例。在1848年到1914年期间,英国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832年的改革法案为标志。1832年以前,英国的选举和代表制度是极不民主的,只有极少数的选区里大多数公民有权选举。在农业地区,选举权只限于一小撮较大的农业主。在下议院的六百五十个左右的总席位中,只有三分之一是通过正当方式选举出来的。其余的或由地方权贵指派,或由最富有的财产主小集团或得势的行会推选。直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才基本确定了中产阶级的优势地位。第二阶段以1838-1848年的宪章运动为标志。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在接着举行的选举中,辉格党在下议院中赢得多数席位,托利党也开始争取资本家的支持,从而形成两党竞争的局面。然而,中产阶级取得优势后,又引发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于是工人和市民以极大热情投入了以争取包括男子选举权、秘密投票、废除下议院候选人财产资格、支付议员薪金为内容的宪章运动。第三阶段以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为标志。宪章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所代表的精神仍然存在。扩大选举权的呼声不绝于耳,两党竞争局面进一步发展,结果是1867年的改革法案,把选举权给了市镇中的产业工人中的全体男子。1884年,自由党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并通过新的改革法案,将选举权逐步扩展到州郡,使农业工人都有了选举权,并确定了还要扩大到其他人,诸如妇女、流动工人和没有资产的穷人。但是,扩大选举权的工作并非一蹴而就,直至1918年才完全实现。

  再从法国的情况来看。在1848年以前,法国的民主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848年仍然只有二十万法国人有选举权。法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在巴黎公社革命之后,经过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精心构建才逐步完善起来的。

  至于德国和意大利,其民主制度尽管不够彻底,但基本上也是在1848年至1914年期形成的。德国在1848年后,尽管封建专制势力仍然强大,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于在1850年颁布普鲁士宪法,建立起多少有些民主意味的立宪政府。在意大利,当1848年革命席卷半岛时,一个个统治者被迫不断地进行改革,最后终于制定了意大利统一的宪法,规定了公民自由和采取议会制政府。正是在统一的意大利议会制政府领导下,意大利才发展成为欧洲有影响的国家。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在以往的政治发展中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完善,都是经历了从新制度建立,到新制度的磨合,再通过新的制度创新之后,才逐步完善起来。而这种政治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时间,大体上都是经过了一个“花甲之年”(即60年左右)。我们可以将这种政治体制创新的规律称之为“政治体制创新之钟”——每隔60年左右政治体制创新之钟就响了。

  

  二、基于现实的要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历史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生搬活剥到现实生活中来。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完全在现实中再现。要寻找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道路,还得回到现实社会中去探索。应该说,我们作出中国政治政治发展进入体制创新期的估计,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根据,而且还有充足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去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部分是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山西黑砖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窑主太黑心,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是因为人们之间缺乏信任,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在本质上看,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了解决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世时就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30年来,我们从许多方面着手试图解决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许多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设想(如,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已经被束之高搁了。正如有的人所说的,从80年代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没有哪次重要会议没有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开展起来,是所谓“只听下楼声,未见下来人”。

  何以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欲改难行呢?这可能与我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认识和把握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给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定位其实已经限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触动既有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于是,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由于不能触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因而改革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又由于现存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不改革政治体制,其他的改革也很难取得重大进展。因此,要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改变思维模式,跳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怪圈,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这就是我在《政治文明建设: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一文[1] 中提出的发展思路。

  就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政治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

  1、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要求政治体制创新

  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不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改革发展全局。所以,无论从发展的矛盾还是改革的实践来看,都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以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由此,摆脱改革攻坚“久攻不下”、经济社会领域多项重大改革难以突破的局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例如,行政成本增大、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与表达渠道不相适应的问题;政府中的某些腐败问题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利益多元化与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等,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完善公共治理结构,要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能够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局限和束缚,并受到社会的监督和制约,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李君如在谈到大部制改革时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需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有许多障碍,而这些障碍更多的是和政治体制相联系的,比如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相联系。所以这次把政府行政体制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提出来,实际上是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李的说法只是从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已经折射出政治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2、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需要政治体制创新

  当下的中国,经过建国以来将近60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以来3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建立和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政治制度前提。应该说,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必须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完善。问题是基本政治制度只是提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政治制度的的有效运作还必须依赖于构成和支撑基本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政治制度只是一套空洞的制度框架而已。

  比如,三十年前我国选举制度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公民权利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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