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2 次 更新时间:2019-07-12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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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我国政治学界常把“政治发展”分为两个类别:其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其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并认为后者高于前者。这不仅有利于我们防止受“西化”或“欧化”的政治思潮的影响,而且还有利于我们对政治发展进行科学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以加快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是,把我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21世纪初期我国的政治发展笼统地定格在“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认为我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直接就是或等于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它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也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这种提法本身可能在事实上还仍然没有摆脱过高估计我国社会主义和政治发展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成熟程度的思维定势,并且还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


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建党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我认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只能是“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或者说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的定向性(这是由人类史、世界史、中国史发展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决定的),它类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一方面,若从意识形态的、宏观的、应然的、定性(质)的分析角度看 ,我国的政治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另一方面,若从社会现实的、微观的、实然的、定量的分析角度看,我国的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逐步获得的而不是一次性获得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绝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政治发展都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不是人们意识的或道德情感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政治发展的现状及其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再认识的程度如何。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究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2](注: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 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 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


政治发展


在我国,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展开,即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3]②,在每一个层面上,政治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与社会主义发生着关系和联系。


对于其它层次的问题来说,政治发展具有最普遍的意义。广义的政治着眼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个过程,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它有三个大的阶段构成,即由阶级、国家产生以前的政治,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和阶级国家消亡以后的政治组成。通常可以把作为阶级国家产生和消亡前后的政治称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值得提出的是,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不仅仅历史地存在于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前后,即使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存在时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政治都阶级国家化了,在这个时期,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和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是相互共存、相互作用的。无论是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产生还是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的消亡,归根结蒂都是作为非阶级、国家的政治生活发展的直接结果。狭义的政治通常是指与阶级国家相联系的政治,亦即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政治与国家活动等同。在既往的政治学说史上,相对说来,人们对广义的政治提出并论及的甚少,而更多的是论及作为阶级国家的政治;对狭义政治的解释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给“政治”一词下过系统的完整的定义,但关于政治的基本内容都论及到了,因而成为我国学者理解政治的科学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政治实践,我国学者也为科学地理解政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以下两种关于政治的界定是得到许多人认同的:王浦劬先生认为:政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它本质上是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李景鹏先生认为:政治是特定的社会主体维护其根本利益的特定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特定关系。其中,所谓特定的社会主体是指国家和与国家相联系的各种社会实体;所谓维护根本利益的特定方式,是指一种带有强制性、斗争性、支配性的行为方式;所谓特定的关系是指与上述行为方式相适应的各种权力关系[4](注: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政治,是指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同特定的社会、利益和权力相联系。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说,政治的社会类型就有原始社会的政治、奴隶社会的政治、封建社会的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虽然这样分析和认识政治问题已经超出了狭义的政治论域。发展本是事物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即事物充分实现了自身的本性,就会走向自身的他物,即比自身更高的存在。发展意味着事物通过时间维度(主要的)和空间维度表现出来的一种上升的、优化的、进步的状态。使事物发展后的状态要好于、优于事物发展前的状态。


发展和政治构成的“政治发展”一词当指发生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中的一种上升的优化的进步的变化和运动。如同对政治有多种界定一样,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对政治发展的界定也是歧义横生,莫衷一是。下面这种关于政治发展的分析界定是得到认同的,即,政治发展是指政治关系的发展,亦即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通常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属于政治关系的质变;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的根本政治制度或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注:参见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78-79页。)。政治发展是政治革命和政治改 革这两种基本形式交替作用的过程。可见,从最广泛意义上说,政治发展是同人类社会发展并存的,没有哪一种社会没有政治发展问题,这是共性,只是政治发展的地域、阶段、内容、速度等存在着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罢了。研究政治发展的这种共性、不平衡性和差异性是政治学界的共同使命。


中国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已知,政治、政治发展本是人类政治[5]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是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或学理概念的“政治发展”是直至20世纪50-70年代才由西方学者主要是美国的政治学者自觉地创造出来的新词汇、新概念。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逐渐成为政治学界探讨的一大理论热点。但是,不能说在“政治发展”这个词汇被发明使用之前就没有或不存在政治发展问题。如果从时间序列上来考虑和分析问题,就会发现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这两个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我们已知,在现代化之前的各社会形态就客观地存在着政治发展,而现代化之后的政治发展一定与现代化相联系。而现代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多数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从西欧开始,然后逐渐辐射和渗透到全世界,即指人类社会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急剧的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使工业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造成世界性的历史转变进程。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改革,以迅速赶上发达国家并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6](注: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第30-46页。),亦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西方学者提出“政治发展”概念,其主观的潜在的意图是想把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模式(或政治模特儿)泛化到西方以外的国家和社会,把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路径视为非西方国家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未来情景。然而,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否接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接纳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这不取决于中西方学者的主观意愿,而主要取决于西方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本身所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取决于中国社会自身发育程度及其需要程度和吸收西方政治发展肯定成果 的能力与程度。因此,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世界政治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 的文明大道。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可见,中国的政治发展理应体现着政治发展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对外,表征着是中国的政治发展,而不是别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如不同于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政治发展。对内,涉及到中国政治发展从何处而来,现在何处,向何处而去等问题。从时间维度看,具体可以表征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7](注: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66-67页,第30-46页。),新中国的政治发展[8](注:谢庆奎:《新中国五十年的 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31-68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9](注:燕继荣:《权力剥离——转轨 期间的中国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1页;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郑言:《中国近20年的政治发展》、王拙、孙力《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8年第1、4期;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线索》,[北京]《政治学研究 》1999年第1期。),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发展[10](注: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 国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此外,中国政治发展又是含混的包容性很大的提法,具有某种“中性”意义,即不问是姓“封”、姓“资”还是姓“ 社”,不谈“主义”,只讲“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也是硬道理。以上分析说明,中国 的政治发展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导向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它取决于现实中国各种政治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较量,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性质。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各种价值取向中,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即本文强调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应占主导面。这既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无论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社会形态发展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所具有的各具民族特色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又具有共同性、普遍性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是社会形态发展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而社会形态发展的统一性则存在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之中[11](注:参见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468页。)。有鉴于此,马克思主义又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是绝对规律。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往往会出现“跳跃现象”。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从农村公社经过征服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在此基础上建立封建社会;美国跨越了奴隶、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是历史发展跳跃现象的有力例证。当然,这些跳跃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有条件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发展的学说,根据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在社会形态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同义语)。这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时态地代表着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因此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创造必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针对整个人类发展和世界范围而言的。在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历史主动性面前,马克思又表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如他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历史创举所持的激情就是证明。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是如此。后来,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晚年的这一设想,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的支持下,闯出了一条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进行革命,然后再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开辟了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新纪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中国人民在试走资本主义道路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史性地选择了俄国式的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历史性的奇迹。事实上,近代中国一直是在走自己的路,它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封建主义的历史,缩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加快社会主义的发展速度和进程[12] (注: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 351-356页,第245-246页。)。必须指出的是,先革命后建设这种俄国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虽然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不仅没有违背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反而是以这个规律作为前提的,但是,它毕竟改变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关系,即把它们之间的历时态的分别代表着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变为两种不同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并存的同时代或共时代关系,从而造就出一系列的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没有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本应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来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如现代化)现在都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身上,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地”上白手起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无代价地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既定的成果,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理论上陷入两个悖论[13](注 :参见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版,第104-105页。),在实践上陷入艰难困苦境地。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无休止的仇视和敌意。对此,出路何在?出路在于寻找对策,在于处理好理想的社会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于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另找到一条比较远但仍然能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应当是高标准的够格的社会主义,它的未来目标应当同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世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区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对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还在初级阶段,因此,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混为一谈或相提并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质的层次、发展阶段及其成熟程度等方面。可以如是说,更高阶段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未来前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主要是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的政治发展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包括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主要是从现实、实践、实际上回答了我国的政治发展现在还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初始阶段。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那样: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为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及其过程的长期性、阶段性阐明得如此透彻,这还是第一次。这段讲话给人们的深刻印象是:共产主义变得更远了,社会主义变得更长了,但是更加科学了。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强化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的意识。对此,江泽民总书记还指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以上讲话精神,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进行再认识。


作为我国政治发展定向性的社会主义,虽然现阶段也称“社会主义”,(过去人们把它等同于马恩的社会主义,并认为既然我们搞社会主义,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就都是社会主义的),但这种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不能等同视之。如前所说,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马恩的社会主义主要是作为理论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同义语,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主要是作为一种实践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它们在发展阶段、本质和状态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区别还在于,马恩的社会主义是指人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的、高于资本主义的“历时态”的社会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瓜熟蒂落”的产物。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14]的基础上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建立的与世界资本主义并存的“共时态”的社会主义。历时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前后传承关系,代替关系,目前,这种关系还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存在;共时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共存、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主义虽然能够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但在总体上当代的主流仍是资本主义,所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体现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这样就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我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从世界范围看,人类至今尚处在并将长期处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过渡时期是总体上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同总体上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彼此并存、合作、竞争、斗争时期,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资本主义仍将占据主导面;从我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我国已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正经历着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同必然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尤指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还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将长期共存、合作、竞争和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强调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就是对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及其程度的再认识,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在整个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因素应当始终(还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占居主导面。正是社会主义因素占居主导面才决定着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也正是资本主义因素占居主导面才决定着当前世界仍然处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由此可见,本文强调的社会主义定向性的对应面表达就是非社会主义定向性或非社会主义性。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同三种过渡相联系。第一个层面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由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防范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与附加。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特殊的国内外历史条件下,由旧中国向新中国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规律,始终防范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三个层面,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过渡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坚持这个层面的社会主义定向性,有利于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完整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科学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始终防范“左”的和“右”的错误。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的提法中,介乎其中的是“初级阶段”这个限定词,即不仅社会主义发展是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也是初级阶段的。一方面,它与社会主义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上分析,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质及发展成熟程度的限定,它同“社会主义定向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是指可视它们为同义语,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即社会主义定向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都还是初步的、不发达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其现实的历史进程很难说比现实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高。其区别主要在于着眼现实和未来,社会主义定向性侧重于强调坚定不移地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走下去,它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强调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侧重于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合法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会主义的主体、主导性。另一方面,它与政治发展组成“初级阶段政治发展”,这又是对政治发展的限定,即我国的政治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不可能高到哪里去。无论是指我国的现在的政治发展,还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抑或是指我国的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都是如此,都只能是处在初级阶段。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给定的内涵是指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性和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性两者的统一。并且,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是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决定和制约的。如前所述,政治发展隶属于社会形态的发展。无论是社会形态的发展还是政治发展都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但由此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国政治发展之所以处于初级阶段,就是由于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致,如果我国不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国政治发展的程度可能会更高些。这些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历史是不能随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假设的。一般说来,政治发展取决于若干因素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表现在政治发展的水平和政治发展的速度等方面。初级阶段的政治发展或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性,大致属于政治发展的水平问题,而政治发展水平问题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政治发展速度问题则一般与社会制度紧密相关。也就是说,政治发展处于什么阶段或水平主要是由政治发展的历史前提决定的,具有不可比性,因为人们只能被历史选择而不能选择历史;政治发展的速度则与社会制度的优劣有关,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即水平并不高,甚至很低。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遗产只有人治政治、实力政治和官僚政治,仅此而已[15](注: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线索》,[北京] 《政治学研究》1999第1期,第10页。)。至清末民初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此后30年中,新中国继续在某些方面推进了政治发展。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开始进入健康持续的快车道。可见,虽然我国政治发展历史起步比较晚,水平比较低,但是,一旦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后,我国政治发展就进入自觉自为阶段,其速度就日益加快。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社会主义定向性为我国初级阶段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而又持久的推动力。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我国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性和社会主义定向性,进而决定着现阶段我国政治发展具有多质性和后发优势。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特别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都会有三种质态,即过去的遗迹,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萌芽。一种社会形态之所以成为“这一种”社会形态,而不是“那一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它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一方面,现实基础既积淀着过去的遗迹,并由“过去”萌发而来,另一方面,现实的基础又孕育着未来,当未来的萌芽逐渐成长壮大成为新的社会现实基础时,原有的社会现实基础便成为过去的遗迹。一般说来,我国现在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不同在于,我国社会转型包含有社会主义的特质,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全质”。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多质性主要表现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并相互作用;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与人的自主性全面发展关系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社会化产品经济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农业社会的技术形态、工业社会的技术形态与信息社会的技术形态要素并存且相互作用,等等。对此,我把现阶段的中国比喻为一座大“熔炉”或活的“博物馆”,几乎人类社会形态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各种要素,都共存于我国现实的社会之中[16](注: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351-356页,第 245-246页。)。我国社会形态的这种多质性不能不决定和制约着我国政治发展的多质性。这种多质性,从历时态的维度看,作为过去遗迹的是封建社会政治发展要素;作为现实基础的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要素;作为未来萌芽的是下一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发展要素。作为现实基础的政治发展要素决定着现阶段政治发展的性质。根据矛盾论学说中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的原理,作为现实基础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要素与非社会主义政治要素相比,前者占主导面,所以它决定着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这也是本文论证社会主义定向性的立论依据之一。既然我国政治发展具有多质性,就不能主观主义地要求它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纯洁性”。根据政治发展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理念,我们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定向性的前提下,注意政治发展的“历史性接轨”,即既要同国际接轨,学习和借鉴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一切积极有用的东西,又要同自己的历史接轨,科学地扬弃自己历史的政治发展遗产,包括1840年以前的政治发展遗产,1840年以来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建国至1978年的政治发展遗产,甚至1978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成果也应当进行科学的扬弃。在这两种接轨和扬弃中,后一种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我国政治发展安身立命的现实基础。这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根。不能很好地同自己的历史接轨就不能很好地同国际接轨。可见这种政治发展的多质性,必然有一种政治发展所要求的“ 宽容性”、“包容性”,这种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定向性相结合,必然形成我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的形成得益于对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既定的肯定的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得益于对自身传统政治发展精华与糟粕的科学扬弃和经验与教训的真正吸取,得益于坚持社会主义定向性而对政治发展规律的自觉认知和最大限度地调动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力量及其主观能动性,等等。这种后发优势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加速我国的政治发展步伐。


综上所述,政治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更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前者侧重于唯物主义,后者侧重于辩证法。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能够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过,在政治发展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政治发展自然过程的长短、快慢及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治发展主体自觉过程的有无、大小及其向度。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 历史必然性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性,则有赖于社会主义政治主体的历史主观能 动性能否正向发挥。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第1页、第22页。

[3]参见拙文:《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关注中国的现实政治》,〔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4]李景鹏教授在他的专著《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中说:通过对建国以后50年的经验和教训的回顾,我认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对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很好地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第1页、第22页。

[5]参见姚建宗:《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78-79页。

[6]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第30-46页。

[7]杨旭明:《西方政治现代化理论述评》;萧超然:《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及其分期》。见《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第30-46页。

[8]谢庆奎:《新中国五十年的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68页。

[9]燕继荣:《权力剥离———转轨期间的中国政治发展》,王浦劬、时和兴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81页;周光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郑言:《中国近20年的政治发展》、王拙、孙力《中国新时期的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4期;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线索》,〔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桑玉成、袁峰:《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北京〕《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11]参见赵家祥等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0-468页。

[12]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351-356页,第245-246页。

[13]参见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14]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351-356页,第245-246页。

[15]胡永佳:《试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线索》,〔北京〕《政治学研究》1999第1期,第10页。

[16]见拙著:《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第351-356页,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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