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对批评的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4 次 更新时间:2008-11-26 10:27

进入专题: 《西湖》2008年第10期  

程永新  

走走:我常常想,作家为什么需要评论家?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所谓研讨会,很多评论已经变成一种捧场,评论家们拿了钱去帮出版社炒作。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付出的远远比评论家多,评论家是某种寄生性质的,但没有评论家的介入,就好像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样,如果评论界万马齐喑,作品就相当于死了。为什么评论家可以高居于作家之上?当然这想法我也跟评论家探讨过,比如蔡翔老师。他认为评论家和作家在一起对话,没有共同话题,导致无法沟通。当然他认为评论家的存在非常重要,他举了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做例子,说她不了解上海红卫兵,于是避开她所擅长的叙述体,改用对话形式,这时候评论家就可以分析,为什么作者改用文体,只是因为她不熟悉那段生活,但不能过度阐释成受意识形态束缚。他还把作家的写作比作造一张桌子,评论家是拿这张桌子跟世界比,跟已有流派比,至于哪里应该用榫头哪里应该抛光,这是编辑该干的工作,而这恰恰是作家们最想知道的技术活儿。当然他也承认,目前学院派评论家确实连一张桌子是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因此往往评论说不到点子上。

程永新:批评这一块,肯定是很重要。我自己的感受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是靠作家自己的写作,然后是批评家、理论家的参与,同时包括文学期刊的支持,这三种力量共同把当代文学推向一个繁荣的时期。八十年代不仅是小说、诗歌、散文的繁荣,也是批评的繁荣,批评是当时文学景象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走走:八十年代,很多西方文论进入中国。

程永新:对,整个大门打开以后,人类各种各样的现代精神财富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进来了。在新时期之前,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因为封闭的关系,批评界用的方法比较简单,主要是借鉴苏联或者是再早一些俄罗斯的批评理论,我们大学上课学的就是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苏联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新时期之后,禁锢被打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理论,我们都拿来了。那时,作品的多样化、丰富性也导致了批评的多元与丰富,为批评的繁荣起了很大作用。批评家一方面阐释作品,一方面也有超越文本本身的理论探讨,那个时期总体非常活跃。

我最近注意到洪治纲写的一篇文章,探讨九十年代文学主体性的弥散,他认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作家的写作失去了主体,我觉得这个概括基本是准确的。这种弥散其实也包括批评的弥散、批评的缺席。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比如像吴亮这样优秀的批评家,没有兴趣读小说,他认为绘画更有价值,更直观,更有艺术性,他就根本不看小说,他去搞画评了,这样等于说是把阵地让了出来。中国的整个批评界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先天不足在哪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哲学背景、思想背景经过了“五四”之后被削弱,思想的来源被整个切断,所以我们的批评家理论家不像西方大师们有强大的哲学、宗教背景,所以他们每个时代每个流派都会涌现出优秀的大师。中国那么多年来的封建统治,通过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不仅没有背景,整个思想理论界变成无根状态,像浮萍一样的漂流。我们现在评价鲁迅,他确实是伟大的,可是鲁迅的思想大都是零碎的实用的,大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慢慢归纳出来的,他的思想不是有哲学体系的东西,他没工夫去建立自觉的思想体系,他要应战,他要应对当时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议论、感觉、判断难免是碎片式的,他的思想,大部分是后人整理和归纳出来的。就整体而言,我们的哲学背景、宗教背景先天是没有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以儒家和儒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占上风,像老庄之类的,只不过是人们在官场上或在现实中失意了才去依傍的东西。几千年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体系是实用的、入世的,和现实紧密相关的。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迎来了汉民族文化创造的绝佳时期。可当我们试图对林林总总的文本做出评判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先天不足就暴露出来了。新时期伊始,小说类型比较单一,大都是“问题”小说,后来出现了莫言、残雪、马原,其实是一场小说革命来临了,那个时期特别有意义,作家的写作想回到小说本身,于是出现了各种实验,比如残雪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一个基调,即一个害怕遭到别人伤害的患有狂想症的女人的梦呓。无论是《公牛》中那双戳穿门窗的牛犄角,还是《苍老的浮云》里贴在墙角上的耳朵,抑或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的那把探进门来的铁铲,都是主人公萎缩心灵的异化物,都是人类自相吞食的罪恶本性的象征。她的小说脱离了“问题”小说的局限,她的小说主体的个性是如此之强,那么她描写的这种恐惧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也可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所以她的小说就往“形而上”走了,就脱离了“问题”小说比较简单化就事论事式的处理方法的局限。

走走:评论家有了阐释的可能。

程永新:对,另外那一时期的评论家对文本是比较重视的,密切关注的,只要有好的文本出来,马上就跟上,意义也阐释得比较好。当然也面临过困难,比如马原的小说出来以后,一段时间里理论界是沉默的,是张皇失措的,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之前没出现过这类文本,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就干脆沉默干脆回避不去说它,但是马原后来的影响越来越大,变成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几乎影响了一大批人的写作,这时评论家才会想,为什么会这样。慢慢才有了吴亮的《马原的叙述圈套》,慢慢有了另外一些评论,但是还是没有很好地跟上,整个理论界准备不足,手上没有拐杖,哲学的思想的武器不太多。另外,他们拿来的东西因为翻译的问题,因为不成系统的问题,应用性不强。

走走:也就是说,你认为具有专业素质的评论家,光是从文学角度说出一个文本说了什么是不够的,还要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即使作家本身并没有那些思想。

程永新:我对当下批评家的不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形而上的宏观的思想体系,能够博采众长的大师级的人物;另一方面,批评家们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即小说做法的研究也太缺乏,就像蔡翔说的,桌子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不知道没关系,可是得知道它是用木头做的还是用其他材料做的,这得知道,但是现在的批评家对这些都没兴趣。不是说他们没有才华,有才华的人还是很多。比如张新颖评析沈从文的书,写得才华横溢,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批评家才写得出来的好书;郜元宝在批评王德威时充满了魅力,他的表述、思维的敏捷、思辨的能力都是很突出的;像谢有顺、李敬泽对小说都是有很好直觉的批评家,李敬泽也是编辑,对小说的判断有自己的见解。但普遍的情形是,批评家在分析作品时,他们用的方法是语言很花哨、很出彩,却绕开很多核心问题,其实是蒙混过关。

好的批评家不仅要有宏大思想,还需要对小说作法非常熟悉。不客气的说,现在的很多批评家不怎么懂小说,或者只会阅读某一类的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对叙事学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现在的批评是没有具体实证的夸夸其谈。

有一次德培老师夸奖一位批评家的文章好,我向他请教好在哪里,他回答说文风飘逸。我有点惊讶,不进入问题的核心、只要文风飘逸就可以算是好文章?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走位飘忽盘带花哨,可就是不会射门,这能算好运动员?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余华寄给我一篇文章,他是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法国的大批评家罗兰•巴特看了安东尼奥尼拍的一部电影后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不是很长,他用很简短的语言分析了这部电影在欧洲出现的意义及其先锋性;他用很朴素平常的语言分析它将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什么的影响,对作品既有宏大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

八十年代有对文学充满热忱的人,比如李陀,他自己写小说,也搞批评,很多杂志的编辑都到他那里去拿小说,因为很多作家写了小说就交到他那里去请他评赏,他变成一个渠道,他对文学真是有一种无私奉献在里面。现在没有这样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认为面对那么多文本太累,还不如建立自己的一个话语权,把文本套进来,说我自己的话,概念先行,这样比较轻松简单。

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

走走:评论家们喜欢运用从西方引进,还没消化好的概念。比如有段时间全部是“现代性”,有段时间又全部是分析时间空间。可你刚才说的李陀这种无私心,现时是很难做到了。因为在我看来,无私心的反义词是功利心,为了霸占、巩固话语权,批评家也只能不断吸收涉及他那一部分话语权问题的知识,其他知识他只能放弃。

程永新:对,他在关注某一问题的时候是必须放弃,可放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文学的价值观、精神坐标的丧失,因为每个人都只注意自己的表述。后来为什么出现很多文化批评?这是一个偷懒的方法,因为文化批评是不需要文本的,日常生活万象都可以进入文化批评的领域。面对那么多文本批评家不发出声音,严重的缺席和失语!我注意到像陈晓明、季红真这些批评家,放弃当下,回到八十年代,不断分析当年马原、阿城等人的作品,当然这些回过头去做梳理的工作也是需要的,但其实我们现在不需要知道阿城的《棋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为什么好,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那些八十年代好的传统丢掉了,没有连续性,为什么主体性弥散了,他们要做的工作是这个。但他们把这些都放弃了,结果就造成把过去八九十年代取得的成果全部消解掉的状况,在貌似多元的情况下丧失了价值判断标准,丧失了话语权,你个人确实获得了某种需要,可是你丢失的是全部。

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集中喷发,积累了很多成果,应该有连续性,应该对世纪后的创作发生影响,但现在是大倒退,全部“贴着地面行走”,在这一旗号下只有一种写作方法。全部写民工,因为民工是弱势群体。北村早期的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没人关注,后来他写弱势群体,因为他符合这个潮流,就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实民工进城,他们自食其力改造城市,他们很有尊严,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没有承担责任和道义,全部是缺席,让出自己的阵地,对精神创造集体失语失声,这是很大的遗憾,这导致了最弱的就是知识分子。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文化上,在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我们都没有,所以价值标准非常混乱。像我之前举的韩东的例子,我跟他其实没有个人恩怨,《收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谋生的地方,但是他跟朱文后来搞“断裂”,骂《收获》,你韩东骂《收获》就是违反伦理,为什么?《收获》整个改变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对狼母也有情的,何况是人。你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不清楚还混什么?不清楚可以去看看贾平凹的《怀念狼》。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下价值观的混乱。

我再举个例子,《王蒙自传》里,他一开头就写,中学期间他不喜欢一个同学,那个人可能也不怎么样,他就去告密,于是那个人受到了惩罚,文章里写到这种洋洋得意的情绪,为他的告密行为而沾沾自喜,独独没有忏悔,我没看完就把那张连载《王蒙自传》的报纸扔进了垃圾箱,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不怎么喜欢王蒙的原因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因为同桌的告密,十年里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这就是我的标准,我不当告密者,我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我就去告密。我宁可喜欢王朔这种做派,他做过错事他讲出来,他会反省,哪怕他批判自己批判别人,都可以。王蒙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身份,对这样细小的事都没有明确、敏锐的价值判断,我真感到吃惊。也许王蒙有很多值得尊敬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思维很open,他很睿智或者说很圆滑,他当文化工作的官员也当得很出色,可他的人生哲学对老百姓、对后人来说一文不值。于是,我琢磨了一下,王蒙写的小说可以说像样的只有《青春万岁》。有一次我跟余华说,我都想不起来王蒙小说里有哪一个人物给我留下印象。这么说是否有点苛刻,你可以说王蒙从事的主要是意识流小说,可《尤里西斯》中主人公的形象却留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印象。王蒙的道路是一个文学机会主义者的道路,我最早看收在《重放的鲜花》里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一看,这与苏联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倒是他的《青春万岁》,还洋溢着青春期的情绪,尽管也浅,但它有一些那个年代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其实王蒙这个人很聪明,客观评价,他对当代文学也是做了贡献的,问题是你分析他的作品,一是记不住他的人物名字,二是他的人物都是符号,没有很大的价值,他那时影响很大的一篇小说叫《蝴蝶》,他从庄生梦蝶写到这个人物,前面似乎是主人公在对自己生活、人生道路的反思,但是最后他的这种反思就像庄生梦蝶一样混过去了,是没有结果没有结论的反思,是非常表面的,在王蒙的小说里没有一种心灵的拷问,他既不会拷问自己,也不会拷问别人,所以他用机智、幽默这些方法把自己的灵魂遮蔽起来。有一个批评家曾跟王蒙做过对谈,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很痛苦,他说跟王蒙聊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王蒙心里在想什么。我说这就对了。其实王蒙的小说,包括《活动变人型》,都没有真正的心灵拷问,所以他的小说是二三流的,王蒙是被严重高估的当代作家。

现代社会人有点功利心不算什么缺点,但现在为了让自己获得名和利,很多人采用不择手段的方法,这与这个时代有关系。俗话说行有行规,比如制药,底线是不能做假药,国际上都是这样,价格可以不合理,但是成分必须达到标准,但现在为了牟利可以用替代物。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也一样,精神赝品层出不穷。比如有个人,号称是批评家,他写任何文章都要骂贾平凹,一篇文章写得好好的,分析图书炒作等弊病,突然笔锋一转,开骂贾平凹,只要贾平凹有新作品,他都要骂。后来贾平凹说,“我已经帮你那么多年了,你再不出息我也没有办法了。”老贾是大家,把话说得即智慧又幽默。我看那个人的批评文字觉得很奇怪,有杀父之仇才会这样,还有像对余秋雨,你可以分析,可以批评,批评可以很严厉,评价可以很尖锐,但是不可以人身攻击,这是这一行的行规,职业的操守,我们现在都没有,这就和知识分子不承担责任,不担当社会道义,整体素质下降,堕落为弱势群体有关。当然不能说传统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传统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必须坚持的,必须继承的。现在连格非都委婉地说“现代主义还可以用”,现代主义为什么不可以用?它是人类共享的财富,哪种手法不可以用?各种写法都可以出好作品。世纪末有一阵子反省先锋文学,把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说得一无是处,中国人就是喜欢走极端,结果就是现在的大倒退,已经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步了。

走走:很讽刺的是,那些作家基本都没有过过民工生活,是借助影视新闻经验上写出来的,根本没有真正观察过,所以很多都是一种模式,比如都用些脏字来显示民工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都会写到性的原始冲动,好像只有他们无性不欢。

程永新:全部去写民工,肯定会出问题的。我们精神方面是最缺乏的,不是民工小说,不是农村题材的小说,我们当下的问题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小说,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没人写城市巨变对城市人的心理影响、文化背景冲突以及信仰伦理等问题,那么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表现。其实中国整个文化形态,从不缺少“贴着地面行走”的东西,恰恰缺少飞翔的、想象的东西。我们的当下诗歌、小说,贫乏的还是精神的丰富性。优秀的批评家,像刚才提到的年轻的一批,包括年龄大一点的,蔡翔、王鸿生、陈思和、南帆等,其实我都很关注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们现在缺乏文化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操守,还有八十年代像李陀、朱伟这样能够奉献的精英人物,他们对文学而言,就像“足球场上的中场发动机”,此外批评家应是文学的良心,既深入文本的研究,又有理论高度,对未来的精神生活有前瞻性的指导和引领,这样的工作没有人做,也许是不愿意做。

走走: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没有这个能力。

程永新:他们还是爱自己,不爱文学。或者说,爱文学,没有超过爱自己。

走走:可是《收获》有个规定很悖论,就是编辑不可以写小说,那和评论家是同理,要懂小说,自己也搞点创作才好啊。

程永新:它不是条文严厉的规定,而是不倡导不支持,它是怕你去交换稿件,当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怕分心也是一方面,搞了创作,心思就可能转移,因为写作是很艰苦很枯燥的一件事情,需要付出很多。

走走:你刚才的那些批评很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口水战”,别人也许会想,向来低调的《收获》怎么会站了出来?

程永新:我不代表《收获》说话,我和你说的所有东西都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其实我觉得批评是需要的,不得罪人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不进行人身攻击就可以。比如说王蒙,我举双手赞成和拥护他做文化工作的领导,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才能,而且他懂创作规律,我听过他演讲,很聪明,很能讲。可是就他的作品来说,是被高估的。

被高估的作家

走走:那你觉得还有哪些作家像王蒙一样,也属于被高估的呢?

程永新:很多人很多作品都是被高估的。高行健的作品就是被大大高估的,不过他是代表法国人领诺贝尔奖的,其实八九十年代,像他这种水准的作品有很多,在一个大陆读者看来,高行健的作品是很一般的。

走走:那为什么他会突显出来?

程永新: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语境不一样。他在法国,他是用法语写作,他考虑的东西在西方世界看来是很题材独特的,比如他考虑的个人价值问题,个人自由问题,这种人性的、个体的处境和困难,以及渴望自由、独立的精神在西方看来是很特别的。所以与他作品本身艺术性的高低,思想的深浅已经没有关系了。我看过他的小说有《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前者还好些,写一个精神漂泊者,从封闭年代开始,通过与一个个女朋友的关系,来考虑和追索个人价值问题。八十年代初,高行健介绍现代派小说技法的那本书影响很大;另外他也写过一些剧本,比如《车站》,显然是从《等待戈多》那里引申出来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他用北京人的语言,把一些社会问题通过车站上的对话方式表现出来;还有《绝对信号》,他写过好些实验性剧本,在当时影响都很大。相比较而言,他的小说成就其实要低一点,《收获》当年发过他的一个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今天来看,都不能算是好小说。可是因为东西方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不同,他的作品被放大被高估。

走走:说到他,让我想起程抱一,2002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程抱一是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的惟一一位亚裔院士,可是他的小说在我看来有如白开水寡淡,顶多加了点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料,但他因为可以用法语写作,他就把很多远远超过他的中国作家甩在了身后。

程永新:程抱一的小说我读过几部,法国朋友告诉我,他的法语是非常精湛的,我觉得他的小说里除了表现意识形态不同的内容之外,他还试图表现比较大的人生命题,比如《天一言》与《此情可待》,《此情可待》讲的是一个明清的爱情故事,一个道士对爱情的久久守望与追求。他是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一种气韵,一种道的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里有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实我个人以为他的东西比高行健的高一个层次。他的《天一言》一共有三部,我比较喜欢前两部,尤其第一部写得最好,写他小时候,田野里“叫魂”那段很棒。第二部描写他去西方留学画画的经历。第三部写大陆文革,包括还写到毛泽东,完全是胡编乱造,凭他的想象,离开了现实,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像《此情可待》,整体结构等都不错,有完整性在里面,有很多风俗画的内容,比如赛龙舟等,也有两个人爱情中的细微感觉,还是有打动人的东西。

走走:张爱玲也算是被港台评论家高估的一位。

程永新:我们之前也探讨过,她本身很聪明很敏感,她跟苏青的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可是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有很多误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传统在哪里,结果张爱玲就变成了一个传统,至少是一个上海文化的传统,她是一个不错的好作家,并不等于说我们一定要回到她那里去。全世界的文明成果文学成果都可以拿来,都可以丰富我们的小说、诗歌的方方面面。不用非得回归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实那时大量作品是非常幼稚的。

走走:《收获》增刊最近刚发了李锐夫妇的《白蛇传》,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将担任该书的瑞典文翻译,李锐是多年来热门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你觉得这种评价是否恰如其分?

程永新:李锐写过一些非常好的小说,他的短篇厚土系列是好作品,是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李锐是一个真诚的作家。但是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这种地位显然是被高估的,是被西方的汉学家高估的。其实这也正常,东方西方本来隔阂就那么大,那么深,中国也有很多中文作品被翻译被出版,可是它们的影响又是那么小。交流和沟通是艰难的,我对汉学家不抱希望,我想我们只应该一门心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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