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 晓南 魏冬峰 谢琼 闫作雷:北大评刊

——2008年第10期长篇专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08-11-25 14:00:15

进入专题: 《西湖》2008年第10期  

张光明   晓南   魏冬峰   谢琼   闫作雷  

  

  【主持人邵燕君】

  近来有一些长篇颇受关注,主要有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吴玄的《陌生人》、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荆歌的《鼠疫》、阎连科的《风雅颂》、莫怀戚的《白沙码头》,还有上期讨论过的阿来的《空山》(终结篇)。本期集中讨论,以期交流。

  

  生命的飞翔——评邓一光长篇力作《我是我的神》

  张光明

  

  邓一光的长篇《我是我的神》(北京出版社2008年1月,《长篇小说选刊》2008年第2期)是继《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作品之后推出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整部作品,浩浩荡荡八十万言,犹如千军万马,狂飙突起,强烈的气势,生猛的力量,本已震撼人心,但作者没有停留于此,他力图探寻精神的无限可能性,构筑生命主体的人的动态延展性。无论对于军旅文学创作还是对于作者个人创作来说,该作都可称为一次跃进。

  小说构筑了一段宏大的历史,从建国初至8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中国的革命、战争、运动、改革、灾难,中国与世界、和平与战争、国家与家庭、个人与世界和国家与家庭、人与人、背叛与忠诚、恩情与仇恨、爱情与亲情、生与死等都融入这段历史当中。两代人完成了自我由人到神的思想转变,他们寻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存在价值。乌力图古拉、萨努亚和他们的孩子在历史的风云里硬朗地活着。他们经历着波澜壮阔的人生体验,有着波澜壮阔的行动。他们的足迹踏遍祖国的东西南北,跋山涉水,深入异地他国,感受飞翔的华美。不停的飞翔,使他们沉淀了精神的理性光辉。与命运、与灾难、与死亡、与混乱、与疯狂的激烈对抗,使他们愈加坚强,愈加靠近自我,靠近自我的神性。他们如在浪尖上飞翔,他们作为实践的主体激情踏行,向苍穹更高处飞翔。

  乌力图古拉经过战争的历练,成了狂傲、粗野、雷威震慑的神煞形象。作为父亲他高高在上,威颜怒目,对儿子永远保持正面的进攻,与犊子们展开一生的搏斗;作为丈夫,他刚劲、率直,与妻子充满火药味;作为军人,他傲然挺立,是永不言败的搏克手,战场上赤膊上阵,不惧碎骨肝脑肉酱血浆,批斗场上愤怒反抗,大骂法场,誓不认罪。当自己的犊子都成长成了真正的搏克手,他撒完一泡“时间漫长得足够孕育一茬儿好种子”的尿之后,舒服地躺在床上,向犊子们宣布“老子要死了,你们走吧”。天爷般的父亲,化成了不朽的神。泼辣美丽的萨努亚选择了刚猛的乌力图古拉作为一生的搏克对手,和他进行了一生的爱情战争,这战争充满谩骂和拳脚,却是温情相依的根系。她为他生了四个“蛋”,又替他收养了三个烈士孤儿,育犊护犊、念犊悼犊使她成为伟大的母性。老四乌力天赫、老五乌力天扬从小与父亲斗争,与大院子弟和禁锢自己的一切斗争:炸飞机、打架、抢女孩、离家出走等。当天赫长大终于走出家门,二十多年没有回家,他成为一名神秘的国家战士,越战、自卫反击战等大大小小无数残酷的战争和任务使他得到历练,他去过越南、走过安第斯山脉、跨上了欧洲和西亚的土地。不断的游走、斗争和任务使他认识了自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明白了世界和人类、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的内在深蕴。天扬在历史的运动中,一度成为流浪儿,偷窃、抢劫、破坏都做过。参军入伍后,浴血战场、杀敌无数、功绩卓著。本应有个很好的前途,他却毅然离开军队,再度混于世,游走于舞厅、抽烟酗酒,还毫不惋惜地把功勋章送给了一度堕落风尘、消极游荡的女子。天扬是在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的神。作品中简雨蝉、简雨槐、鲁红军、高东风、汪百团等人和乌力家人一样都是在自己的路上行走。他们是那个时代中活动的一分子,不管是运动还是改革,也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活着、动着、追求着就是他们的信仰,就是他们的飞翔。

  全篇总体来说的确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所有的人物以及其行动等都依附于宏大的历史变革,从建国初的解放战争末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近五十年跨度的创作,把当代国际国内发生的所有主要历史事件,新闻背景材料几乎都具体精细地囊括在内,称上具有“深沉的历史积淀和广阔的现实内容”,这使作品具有了博大的气象,加上凄然悲壮的故事,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可读性。然而它又是一种具有新意的现实主义,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具体细腻地来展现历史现象、事件、情节等,而是从历史意识里来思考人类的生命意蕴,探索精神前景的多种可能性。血泪之中有重生,顿挫里孕育涅槃,人的情感、意志和精神得到自我历练。时代的矛盾、父辈与子辈的冲突,爱情和友情的对峙等,都随着文末父亲乌力图古拉的悲壮辞世得到了和解。直到作品结束,生命的神性追求依然进行。这是作者沉重而富有价值的思考,作者一直以智者的思维在思考中进行哲学意义的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作者对文学的一种敬意和提升。所以此长篇作品不能单纯地归为军旅文学、大院文学、政治文学等体系,它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多重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力作。

  

  无法承受的人生之轻——涉入野地的《陌生人》

  晓 南

  

  我想,或许很多年以后,“陌生人”会成为一个典故,一提起它人们就会会心地想到那种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陌生感,那种怀疑、否定继而遁入空无的轻飘感,那种取消了一切意义之后的失重感。当这种奇特的存在状态被吴玄的《陌生人》(《收获》第2期)揭示出来时:我们才恍然发现在这个荒谬极端的背后,其实隐喻着大片真实的人生图景。或许,它还描绘出一种未曾发生却并非不会发生的人生可能:当人生没有了重,只剩下轻时,我们将会怎样?

  吴玄的长篇小说《陌生人》所塑造的这个“陌生人”的另类形象,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是在当代文学中,都显得格外新鲜与独特。何开来名牌大学毕业后,并不是像许多人追求的那样,留在大城市内为成家立业奋斗,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小城。他先对市政府秘书一职吊儿郎当,又对炙手可热的电视台记者一职很快厌倦,整天混迹于酒吧中无所事事。在换服装一样换了众多女友后,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惟一一次热烈的爱情。但当他得到了爱人之后,又随即厌倦了爱,而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另一桩完全不般配的婚姻:娶了一个有孩子的胖富婆,借以逃避掉所有人生的徭役:不需挣钱工作、不需生养孩子,甚至不需履行夫妻义务。他回避人生的一切责任,包括爱的责任,甚至因逃避而丧失了性的需求。在他面前,且不说人生之重,即使人生之“轻”也是无法承受的,生命本身已成了一种虚无。主流价值观、社会伦理道德在他那里,都成为一种虚设的存在。他完全自我地活着,对父母之死无动于衷,对男女关系玩世不恭。何开来的冷漠与陌生投射出的空洞,令人绝望。

  小说以何氏三兄妹中的老二“我”何燕来为视角,讲述长兄何开来与“我”的双胞胎妹妹何雨来的故事。兄妹三人互为映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我”是普通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主流价值观;何雨来追求感官的享乐而蔑视世俗道德;何开来则是另一个极端,他无所追求,也无所遵守,甚至无所蔑视,他是这个熟悉的世界的“陌生人”。三人仿佛一把尺子之间的刻度,差距分明,“我”位于两个极端自我的人中间,这样的视角不仅巧妙地使作品的叙述立场与一般读者的一致,也更易获得价值认同与道德同情。

  “陌生人”何开来的这种“格格不入”,并没有屠格涅夫、郁达夫“零余者”的那种社会挑战意义,而是与加缪“局外人”一样,带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荒诞意味。吴玄巧妙地将之本土化的同时,亦将加缪原著中虚的成分“做实”了,日常化的生活描写与时代背景的揭示,使何开来牢牢地植根于我们熟悉的世界中,亲切得就像我们的邻居。与加缪的“局外人”相比,吴玄的“陌生人”远离了概念,更能在中国当代土壤中找到出处。何开来之所以可以如此虚无地生存,在于他没有生存之虞。他如此清楚这一点,因而并不脱离“体制”去寻找自由,而是安于宽松体制(工作与婚姻),利用人们的宽容行使自己的自由。对于“体制”,他既高标又委琐,既不满又不反抗,既吊儿郎当又安于享受,既疏离现实又通晓生存之道。这种或多或少的现实对应,使“陌生人”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与现实性。

  何开来固然是小说所刻画的一个极端人物,但现实生活中却不乏形形色色的表现。“陌生人”的存在状态其实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人中间,只不过程度不同:有人是出于本能的逃避(如何雨来),有人是默默承受(如何燕来、何家父母),有人是看破之后的得过且过(如何开来与文如其)。小说透过生活实景的刻画追问存在,揭示出那个不易被我们觉察的时代症候。

  “存在”这个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与现实中仍属有待开垦的蛮荒地带,《陌生人》为我们踏出了一条路,一条来自别人却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引领我们融入野地的路。当我们被作者牵引着进行了一番猎奇之旅后,会惊奇地发现这虚构的哈哈镜里原来深藏着我们真实的存在。

  (本文曾刊登于《海南师院学报》2008年第9期“北大评刊”讨论《陌生人》专辑)

  

  又一个隐忍执著的东方女性——评严歌苓新长篇《小姨多鹤》

  魏冬峰

  

  继《风声》之后,《人民文学》二度刊出了长篇小说——严歌苓新长篇《小姨多鹤》(《人民文学》2008年第3期)。小说延续了《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严歌苓创作中着力塑造的隐却自我、性格执著、长于以不变应万变的“东方女性”一脉,向读者奉献出“地道”的日本女子多鹤和地道的中国女子小环这个形象。

  小说以因战争被遗弃的日本孤女竹内多鹤的命运次第展开情节。也许从因战争被遗弃在中国、也许更可早至随着代浪村人踏入中国土地始,16岁的日本少女竹内多鹤便注定要面对一个既暧昧不名又曲折多舛的丰富人生。从此以后,一个个交织着国族的、命运的、人性的、性别的、血缘的、伦理的、情爱的小人物的大故事在当代中国的大时代中书写出一幕幕以爱与善打底的悲喜剧。多鹤被卖入因妻子小环遭日本兵追赶而导致不育的张俭家里,暗地里被当做张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新政府成立,多鹤见不得天日的身份让这个家庭被迫迁徙,在新的环境中,多鹤是自己亲生孩子们的“哑巴小姨”;一个弱者的血泪身世史,让多鹤的生命中绽放出了一段短暂却永恒的爱情之花,她与自己三个孩子的父亲张俭相爱了;“文革”来临,女儿涂改出身,儿子造反,丈夫入狱;“文革”结束,多鹤的日本身份突然又炙手可热,她回到日本,接女儿一家去谋生,接丈夫张俭去治病……在作者笔下,多鹤的人生虽然曲折,但回想起来除了她被欲望化的“日本”体征、像扶桑一样被赋予“被看”的身份色彩和她对身居其中的中国家庭的生活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日本化改造”外,多鹤能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远不像她的命运那样丰富,尤其是作者将情节的转折诉诸于多鹤一遍遍地对小环、张俭、小彭等人讲述自己的血泪逃亡史,不免处理得有点简单,而且使此后的叙事失却了部分张力。相比之下,反倒是“母亲”小环的形象日渐生动丰满。虽然同样有着妥协与隐忍的行为特征,但与多鹤最初为了生存而“忍”不同,小环的“忍”则根源于爱,源于在妻子和孩子之间只能择其一时,丈夫张俭力排众议地选择了妻子。从那一刻起,小环的生命便无条件地与丈夫融在一起了。以爱的名义,她的爱与恨都拿捏得太有分寸,这样的妥协和忍让虽然“愚昧”,却也更贴合她生活的那个时代环境和她个人的心理逻辑。直到丈夫入狱后的“文革”时期,小环的时代才真正来临,她在逆境下的泼辣与乐观,她在屈辱中对生活的热情与智慧,使她取代丈夫成为家庭新的支柱,虽然柴米油盐琐碎卑微,她却生机勃勃光彩照人,这样的形象作者显然驾驭得更为得心应手。

  当然,即使在主题人物的塑造上有着概念化的痕迹,比起《扶桑》、《第九个寡妇》等作品,《小姨多鹤》还是以其贯穿始终的情感魅力和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节与场景略胜一筹。

  

  饶舌地讲述残酷——评荆歌长篇《鼠药》

  谢 琼

  

  2008年第4期的《华语文学》以荆歌的长篇小说《鼠药》为主打。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有关家族内爱、恨、背叛和谋杀的故事,试图用一些小范围内的残酷故事来反映时代变迁中人的命运。七十年代的泛政治化与八十年代的人性情感解放,直接决定了小说中人的生活轨迹与价值取向,而反复出现的鼠药则成为不同时代不同人那些相同的精神绝望与痛苦状态的象征。在小说中,这一切都以信件的形式获得最直接坦率的表达。那些信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天涯》杂志民间语文栏目中的那些旧日信件文书,它们向读者传递了关于一个时代的强烈的现场感,让我们得以看见个人是如何被彻底地卷入历史当中,以至于连私人书信的内容和措辞,都深刻着时代的烙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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