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
引用格式:桑兵.深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取径[J].广东社会科学,2026,(05):108-112.
十年前,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受邀撰写了几篇笔谈,着重从自我努力的角度,谈了关于孙中山研究的现状与前瞻的看法,尤其是具体列举了提高孙中山研究平台的详细计划,包括编辑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和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集,编撰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纪念编年和孙中山图像编年史等,试图通过集众的形式,推动研究者掌握深耕细作的办法,提高研究的门槛和研究者的能力,从而将孙中山研究引向深入。
转眼十年过去,拟定的计划完成过半,剩下的一半因为中途移席浙江大学,没有足够的人手继续;或是出版方面遇到不可控因素,只能暂时搁置。总之,不得不忍痛割爱,留下遗憾了。在以各种评估考核为指标的学术氛围中,学人大都不得不优先考虑如何完成规定项目,一般情况下集众的工作不易进行,那些希望存之久远的研究形同不急之务,难以为继,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又到了纪念孙中山的大年,再谈如何推进孙中山研究,除了总结已有的成果,似乎不易发出新意。这并不是说孙中山研究已经剩意无多,相反,由于十年来以孙中山为专题的研究少之又少,进展并不显著,原来存在的问题几乎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与古代史或欧美、日本的本国史研究相比,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依然显得较为粗疏,不够精细。如果仅仅在纪念周期临时抱佛脚地写些纪念文章,要想切实推进孙中山这类前人成果较多、难度相对较大的研究,只能是良好的愿望,很难变成现实。
不仅是孙中山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范围内,其他先行研究较多的领域大概也有相同的境遇。有意回避孙中山以及类似的课题,有其主客观的条件因素。现在进入研究队伍的新进学人,一般而言,必须经过从本科到博士的系统性专业训练,各个阶段的学位论文选题,大都不愿触碰费力不讨好的课题,而一旦确定方向乃至具体题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就会影响甚至规范学人一生的学术取向。研究学问,如果不是兴趣主导,任由惯性使然,终生盘桓于学位论文确定的领域,已是习见的普遍现象。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为学人的主观选择提供了变现的便利条件。中国近现代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严格说来为时不久,民国时期,国共双方都以革命史为主导,目的是说明当时的社会性质与具体国情,动员革命力量,确定革命的道路、方式、领导并提供合法性解释。国民政府推行的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属于三民主义教育或党化教育范畴,很难引起年轻学子的兴趣,所培养训练出来的专门从业者屈指可数。新中国史学会将中国近代史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相关人员多由古代史转行、兼涉或从经济史社会史挪移而来。由于人数有限,任务繁重,首先要保证课纲建设与教学需求;加之时间跨度不过百余年,还不及古代史的一个断代,所谓术有专攻,不过是在全面关注之下,再有所侧重,近代史领域的三大革命高潮和现代史领域的国共之争,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的其他众多领域,只能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地选择性兼治,很难面面俱到地全部兼顾。
在历史研究具有整体观的情况下,孙中山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可是如果研究历史在脱虚向实的同时逐渐失去整体观照,见木不见林,则孙中山研究不仅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似乎变得可有可无。问题是,在时代变迁和研究转换的进程中,何时以及为何会失去孙中山,这样的淡化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水准的整体提升,值得斟酌。
改革开放后,破除教条主义,一些生搬硬套理论的做法被弃置,研究的禁区也逐渐松动,原来关注较少的领域和问题陆续进入研究视野。而近现代史料的大幅度扩张,为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使得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并非难事。加之受片面解读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之说的误导,不能从常见书中看出不常见的问题,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觉得可以填补空白。晚近以来极大丰富的史料为寻找前人所未及的选题大开方便之门,误以为无有便是不知。既然推陈出新与趋易避难看似相辅相成,于是作为历史主干的大事要人,在学术研究中日益边缘化。
然而,研究孙中山时代的人与事,如果完全不见孙中山的身影,很可能导致对相关人事的误判或认识表浅。仅举与个人研究有所关联的事例,概略说明。
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开始,进入重写大历史系列的研究与写作,首先着手的就是辛亥革命系列,其中之一为清季民初的“共和”与“汉奸”。事先未曾料到,这两个辛亥时期重要观念的生成、转义、传播,不仅与孙中山密切相关,而且与原来已经常识化的认知相去甚远。
以往对孙中山的历史定位,首先是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对于相关史料和史实的解读,基本按照这一设定。然而,回到无的状态,寻绎有的发生,可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最早接受republic的思想、制度的有数之人,并且是最早努力使之付诸现实的先行者,但是在汉语言世界中,却非但不是“共和”的最早倡导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意不用“共和”一词来对应republic。
在传播与普及共和观念及相关学说方面,戊戌变法失败后亡走海外的梁启超应居首功,《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初期,梁启超系统介绍欧洲的国家学说,并且将共和制描述为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使得共和观念及其学理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令不少趋新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限向往。1903年初梁启超赴美的初衷,是以民主取决方式逼劝康有为改弦易辙,实行排满革命。可惜他流质善变,拗不过康有为的霸气,又亲身体验了美式制度的真实本色,年底东还时突然声称“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宣告与共和长别。这样一来,他不仅失去了在中国“共和”历史上应有的一席之地,还被革命党视为民国之敌,不断口诛笔伐。
促使孙中山接受“共和”一词的,是邹容的《革命军》及其不胫而走的广泛影响。在梁启超的鼓吹和宣传之后,《革命军》关于“共和”的论述其实并不多,可是却以纲领的形式宣布未来新政府的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所有立法、司法、行政均仿照美国。并且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这让经历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痛恨清廷冥顽不化丧权辱国的人们看到希望,有所寄托。人在海外的孙中山注意到,内地学术界的一大变迁,就是“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
尽管如此,孙中山只是在面向特定对象为数不多的演讲中使用“共和”一词。由于“共和”在之前的语境中容易与君民共主、上下共和的君主立宪相混淆,在学理上又会与希腊罗马史上的贵族共和制相纠葛,孙中山一般采用较为严谨的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来说明民国的政体,偶尔使用“共和”,也要加以限定。
“汉奸”一词的语义变化,本来似乎与孙中山扯不上关系。今日坊间滥用的“汉奸”,甚至学界认真论述的“汉奸”,与历史上曾经出现和流行的“汉奸”,语义大不相同。将汉族、“汉奸”与汉代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望文生义,穿凿附会。严格说来,“汉奸”一词最早见于明末治理和经营西南土司地区的过程之中;清中叶以前,“汉奸”主要是清朝官方指称煽动拨弄少数族群反抗朝廷的汉人;鸦片战争前后,部分转而指勾结外夷祸害中国的汉人,后来也指学习外洋、用夷变夏的国人,涵盖范围扩大到非汉人群。辛亥时期,与清朝统治者的“汉奸”指称相对,革命党的排满宣传衍生出“汉奸”新意,替满人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汉人被称为“汉奸”。民国以后,卖国求荣成为“汉奸”的主要语义,并沿用至今。
在戊戌到辛亥的“汉奸”转义过程中,关键证据如陆皓东的供词出现虽早,却不可靠;《黄帝魂》一书收录的《汉奸辨》区分“真汉奸”与“正色汉奸”,已经比较成熟。目前能够查实最早使用转义“汉奸”一词的,其实是孙中山撰写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此文原来熟知的底本,见于1903年9月21日出版的留日江苏同乡会主办的《江苏》杂志第6期。后经狭间直树教授研究,证明是由1901年12月20日《东邦协会会报》第82号首发,署名“孙文逸仙稿”,虽然遣词用字略有改动,以凸显反满色彩,关于“汉奸”的内容及语句则基本保持原样。尽管时间上仅提前只有1年零10个月,却是“汉奸”转义从无到有的关键时段,而孙中山的率先使用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
详细引述上述事例,旨在说明如何才能深化孙中山研究的具体取径和做法。平心而论,孙中山研究发展至今,要想随便找出前人未曾论及的问题,已经相当困难,可是要说各种问题已经彻底坐实澄清,到了毋庸置喙的地步,同样并不容易。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大体已备,各有说法,但仍有不少不详不尽、不确不明之处。种种不足叠加起来,有时甚至可能完全误读错解文本史事。“共和”与“汉奸”二词,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重要的关键词,而且至今仍是常用词,更为重要的,还是研究孙中山思想言行的基本概念。按照常理,对于这些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相关的文本史事,应当全面系统、清晰准确地解释把握。如果连这样重要的基本概念都还有许多悬而未解的疑问,就不能轻易断言孙中山研究已经无法持续。
不仅如此,理解把握这些基本概念的不确不实,势必妨碍对于孙中山思想言行的认识,还会影响整个晚清民国历史和众多专史的研究。所以,非但不应趋易避难,束之高阁,还要迎难而上,努力攻关,以求不断近真。
道理如此,原则上把握并非难事,难在随时随地保持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和洞察力,以及所用解决办法的普适性和有效性。近代中国的思想学说以及人们的言论行事,往往涉及古今中外,若是直面文本,不通语境,一味望文生义,容易似是而非。如“共和”概念在中、日以及欧美各国之间流转,不知各种学理观念的渊源流变,无法发现其中的异同变化,更不能理解其所以然,自然只能视而不见。“汉奸”看似与欧风美雨的冲击无关,实则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对其转义和普及的作用至关重要,由此引发的观念与语汇变化,是判断有关文本史事的重要理据。
由于“共和”“汉奸”一类的观念表述和意涵变动的牵涉面极为广泛,需要各个方面甚至各个国家的相关研究不断推进、相互配合。没有中外各学科的学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关于“共和”在近代不同文化系统传播演化的认识,绝不可能深入到今天的程度,尤其是如果没有王学庄、李恭忠等学者的研究判断孙中山接受“共和”是受了邹容《革命军》的影响,很难令人进一步深究孙中山对于“共和”一词的保留及其另行表述republic的良苦用心。同样,如果没有中外学人关于“汉奸”的接力研究,坊间乃至学术界或许至今仍然随心所欲地用来指称历朝历代各自认定的人与事,而没有狭间直树教授的确实考证,孙中山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就无法在“汉奸”转义的关键时刻处于重要地位。
这样的情形也表明,专家式的专门研究现阶段已经不易发现问题,不分科而以问题为导向的综合研究才有助于将研究引向深入。钱穆认为,中国学术重综合,而欧美重分析。近代国人以分科治学为科学,凡事主分,实则学术研究不应以分科为范围,而要以问题为导向。将就分科,难免牺牲问题。以语言为基础的欧洲汉学研究通而不专,以分科及科际整合为基础的美国中国学研究,既有联合起来势力大以便增加话语权的现实考量,也有专而求通、至少防止偏于一隅的主观意向。孙中山研究如果株守其人其事,就难以举目四顾,高瞻远瞩,看到各方面的实际进展,如果没有经过相应的训练,也很难判断取舍和有效吸收各方面的成果,并与孙中山研究相辅相成。
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时代已经过去,不仅是因为下手不易,更重要的是,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深入认识孙中山的言行思想,必须扩展视野,了解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的所有人、事及思想学说,仅仅关注孙中山本人的历史显然不足够,必须研究孙中山和他所处的时代,包括孙中山身后的影响及反应。近年来孙中山研究的进展,得自专门者少,得自相关者多。另一方面,完全无视孙中山研究也有害无益,因为孙中山毕竟是所处时代的非常人物,所经历的大都是同时代的重大事件,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孙中山无论如何不应失位。当然,孙中山形象的淡化,孙中山研究者也有一定责任,因为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所展示的路径,未能充分显示孙中山与同时代的广泛联系,因而在诸多方面似乎可有可无。
本文标题为深入与拓展,以上所言,着重讲深入,是因为专业人士只要懂得提高,豁然开朗,自会扩大视野,扩张研究的层面。若是不会深入,无法提高,视野日见局促,只能坐井观天,即使发现问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束手无策,没有解决之道。目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最具扩展空间的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二是孙中山身后其政治思想遗产带给中国的长远影响。前者需要有相应组织和较大投入,而且不应局限于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仅凭个人力量,难以付诸实现,达成预期目的。后者从来争议不断,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血腥反共的义愤,加上“左倾”路线作祟,中共对三民主义痛加批判,几乎完全否定。直到转向联合抗日,才重新奉行国民党改组后的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度沉浸于军政方面北伐和统一的成功,并聚焦于集中权力以巩固统治,无暇顾及思想文化领域,让缺乏有力领导的左翼文化占尽优势。最早打出三民主义文化旗号的是广东的反蒋势力,而最为积极拥护三民主义的居然是刘文辉等地方军阀,高举三民主义大旗成为他们争取正统性或取得合法性的重要凭借。实际上,包括国民党甚至孙中山曾经的追随者在内,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三民主义,以至于后来鼓吹最力者,竟是几位中共的叛徒,令一些老国民党人痛心疾首。凡此种种,已有的研究显然不够充分,可以发掘的问题很多。
学术研究大都是小众话题,未必适合、更无须迎合大众的需求。可是对于一般读者,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仍有转化普及的需要。况且,普及也是一种扩张,而且是扩张的重要方面。例如孙中山与全国各地的事实联系,放在孙中山研究的整体之中,很难巨细无遗地予以呈现,若是依据事实的详略不同,分别足迹所至、人物交往和现实关注,分省、分城不嫌琐细地加以专门叙述(详情在此不能尽言),既能为各地历史增加色彩,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精细化。孙中山曾经入住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至今还保留其客房的原貌,当年这里来过何人,谈过何事,即使孙中山研究专家恐怕也未必知其详。而诸如此类的细节,有时会影响整体研究的水准。如孙中山图像,迄今为止,连存世的总体规模也众说纷纭,具体的识别又错误极多,一些孙中山研究专家误判错识的问题,在当地相关人士或许一眼便能分辨识别。所以,深入与拓展的相辅相成,并不仅仅局限于小众的学术层面。借用新文化运动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就是:要想提得高,还须普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