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研究就大的方面而言，有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以日记为一种类型的材料，即将日记作为研究历史上各种问题的材料。二是以日记为研究的对象，又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即研究日记本身、研究日记主人的言行以及将日记作为特定范围的研究对象。取向不同，研究法自然各异。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有史以来的所有人、事都是单体，没有重复，研究取向着重于见异而非求同。从一种固定的视角、用一种特定的观念看待与研究历史，实在是治史的大忌。具体到日记研究，同样如此。
一般而言，日记被视为第一手直接材料，因而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人们善用日记与档案、书信等资料相互印证，以补充、证明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甚至从日记中搜寻其他一手直接材料失载的信息。只要不与其他记载相互冲突，或不与背景环境条件相凿枘，即使是孤证，也容易征信。于是，一些特定重要人物的日记一经披露面世，往往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希望从中钩沉以往人所不知或知而不详或详而不确的历史实情。
诚然，重要人物涉及的历史事件既多又大，交往的人脉也广泛，相关日记能够补充澄清一些大历史的细节，但不必奢望因而能够解封多少禁闭已久的历史。历史研究当然要凭借材料，一旦材料有失，则只能阙疑以待。只是人过留名，但凡重要的历史真相，大体无法完全掩盖，越是大历史越是难以被长期尘封。即使关键证据遭到欲盖弥彰的人为封禁，高明的学人凭借前后左右的相关材料加以比勘推演，也能得出虽不中亦不远的结论。如果历史认识必须依靠完全的一手直接材料，则几乎无史可言——所谓一手直接材料相互矛盾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不过，诚如陈寅恪所说：“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6页］具体落实到日记研究上，所谓“不嫌琐细”还可以进一步区分。时间越是晚近，日记在各类材料中所占比重越是显著增大，加上其他类型的资料也极大丰富，研究的精细化程度便可大幅度提升。大体而言，精细化包括以下三个主要层面：用日记研究一般大历史的精细化、用日记研究作者本人历史的精细化、用日记研究小历史的精细化。
相较于书、刊、档等类型的资料，日记的详尽程度在连续性方面无疑大为增加。报纸虽然也具有连续性，但是范围较为宽泛，信息也较为散乱，远不及日记集中。由于写日记的人性情各异、习惯不同，日记的详略、表里、虚实、轻重也有别。善读者应汇聚多种日记，相互比勘考异，或能补充前所未有之信息，或可纠正前人误载误判，或会增加必要之细节，从而推进大历史研究的深入扩展。只要放弃那种拿到特定日记即可改写历史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转而善用日记提供的种种重要信息，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相互比较，其对大历史研究的助力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因为毕竟存在故意作伪或漏记的可能。即使不是存心造假，出于各自立场、利害的不同，以及参与程度、时间的有别，亲历者关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各执一词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人物研究为治史的要项，记载详细的日记无疑可以为研究日记主人的言行、性情等，提供比其他类型资料更加详细的信息，有助于改变人物研究大而化之、浅尝辄止的状况，促使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精细化。集中而可信度高的连续性资料对于研究人物尤为重要：相较于书信和档案，日记的连续性大为增强；相较于年谱，日记不仅准确度更高，而且涉及的范围更广；相较于报刊报道和掌故记载，日记的可信度显著增高。当然，有些情况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保持足够警觉。例如，日记失载不等于绝无此事，有时记录者出于不敢、不便等种种考虑，有意无意地隐去真相。有时日记主人故布迷局、掩人耳目，试图暗渡陈仓、瞒天过海，甚至在日记里故意留下时空、行程等虚假信息。况且人的经历、阅历、秉性有别，写日记的习惯各异，不能简单地以特定日记的记录为真为准，必须与其他资料互相印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日记不如无日记。
历史人物无论多么重要，日记的记载也不可能尽是家国天下的大事，甚至主要不是这些大事，而是身边的种种琐事。喜欢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记录大事者，或许抱有留给他人或后人看的用意。若是如此，对于所记录的家国天下大事，反而不能不有所怀疑——因为这很可能带有利己的主观色彩。相反，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的种种琐事，则更有助于深入研究作者本人。作为人物研究重要资料的日记，如果仅仅从中爬梳一般大历史的信息线索，未免大大降低了日记的应用价值。因为历史人物无论多么重要，写入大历史的毕竟只是其言论行事的少部分，其日程的大部分只是作为个人或私密的日常存在。此中较大部分对于一般大历史或许可有可无，但对于认识日记撰写者的阅历、性情、心理、好恶等个性化信息却不可或缺。
回到私人化的生活场景，历史人物往往会褪去由大历史加诸其身的耀眼光环，回归凡夫俗子的平常，所作所为也不过凡人琐事。将研究历史的目光从聚焦事件转向观察日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引领潮流的大势所趋。如果说治史唯有如此，不如此则无史可言，未免言过其实，势必引发争议。在每每导致民族危亡的王朝崩溃时代，只关注小民生计显然不足以支撑起国家民族的兴亡史。但若凡人琐事全然不在历史观察的视野之内，同样是以偏概全，无法把握整体的历史。即使在历史细节大幅度增加的近现代史领域，大历史的书写仍然以大事、要人为中心。至于同时期一般日常的历史，体量有限的大历史固然难以兼顾，即使近代以来在治学眼光不断向下的时趋潮流引导之下，关注者也并不多见。尤其是历史事件与历史日常的研究几乎完全脱节，大历史书写不能眼光向下，眼光向下的研究则无视事件的影响，犹如盲人摸象，各执一偏，不能显现历史的整体，无从把握历史的本相。结果，历史认识朝着各自的偏好解读，难以协调，无法统一。而在日记里面，不同的历史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整体，后来的聚讼纷纭，不过是各自的认识所导致的偏差而已，并非历史本身就隔成两端。将同一历史认作截然不同，可见观念偏差对于研究历史问题的弊害。
无论是用日记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日记主人的历史，都要因书识人。如果不能认识日记撰写者其人，就很难深入解读其所写的日记。例如，吴宓日记固然可以补充大历史的不足，尤其是所谓学术与学人的历史，同时也是研究吴宓其人的绝佳材料。虽然“五四”与新文化的一代中国人提倡在解放思想的同时解放自我，但其包括日记在内的文字也并非全都敢于有事必录，更不会完全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将心中所想全部诉诸笔端。而吴宓日记在这方面显得相当坦率（未必合乎常情）。以吴宓日记作为研究其心境性情的材料，可以解读那一代人所遭遇的文化冲突与心理矛盾。吴宓既希望仿效王国维以身殉文化，又不能完全为理想而奋斗。他既主张维护旧的道德礼教，又自许抛弃发妻是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的符合人文主义的正当之举。反而是陈寅恪看得通透，认为吴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5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由此可见，吴宓的思想主张与身体本能恰好是两个极端，因此其言行往往相互冲突，只能打破平衡，冲决罗网。吴宓日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用于研究一个时代典型人物的文化观、婚恋观。这样的案例以及充分的连续性资料，除日记之外几乎不可得，即使在日记之中，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用日记研究其主人以及所记录的凡人琐事，可见即使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段，亲历其事的参与者甚至倡导人，也有与普通人并无二致的日常生活。将这些日常纳入观察的视野范围，对于综合考察事件发生时期的历史整体不可或缺，对于深入研究事件也会有所裨益。因为这些日常对于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而言，可能只是相对次要的部分，而对于未参与者来说，却很可能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以往的历史研究几乎不关注“五四”期间参与者在事件之外如何生活生存，更不关注运动发生地的广大未参与者如何生活生存，尤其不关注运动未发生地或其影响微乎其微之处人们的生活生存状态，仿佛他们与历史毫无关联。尽管唯物史观主张民众是历史的主体，可是由于材料、观念、视角与治法的偏差，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书写中，多数民众依然很难进入主体之列。造成这样的情形，未必是由于研究者的主观故意，而是他们确实不知如何呈现这些民众的生活生存，以及呈现出来又有何意义。即便那些眼光向下的底层社会研究，大概也找不出广大人群与重大事件的事实联系，只觉得前者的生活与后者之间缺乏实际的连接点。
将研究目光转向基层人群带来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人与事本来都是不可能重复的单体。可是，由于很难找到广大人群各个单体的连续性详细资料，研究者不得不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以性别、年龄、血缘、地缘、业缘等条件，将其归入大大小小的类别，从而显现与众不同的类像。尽管如此凸显了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却牺牲了人群之中个体的分别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共通性。这样的不得已表明社会科学研究法进入人文科学领域后，在解决后者面临的棘手困难时，有可能改变其属性，使得研究取向由见异转为求同。这一结果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不可否认，毕竟由此才能够将现行明显脱节的历史研究取径稍微拉近距离，使得因为缺乏连续性详细资料的特定个体，以大小群体的形式进入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的范畴。而在此过渡环节，日记可以扮演沟通连接的重要角色。即便像刘大鹏那样的“伪乡绅”，其日记所记录的经历和见闻，也远比达官显宦的记述更能反映基层社会的日常。
历代能够长期撰写并且保留日记者，大都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而晚近以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媒体的增加、社会分工的细化、见闻的扩展，日记的作者由官绅士人逐渐延伸，社会地位与基层民众日趋接近。作为个体，拥有连续性记录的情况越来越下移，越来越普遍；作为地方，则在外来“他者”猎奇式的观察之外，还有了文化内“我”的切近记录。身份地位相对低微者的日记不断增多，使得在原来较为笼统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化成为可能，从而形成新的类像，如学生的日记可以分性别、年龄、层级、地域、本地抑或国内外游学，官员的日记可以分品级、军政、京内与京外，士绅的日记可以分城乡、区划，工商业者的日记可以分地域、行业、身份、职业，并且出现许多新的社会群体，如律师、工程师、工厂管理人员、公司职员、记者、作家等。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同时又较为接近底层人群，以这些新人群的日记为凭借，对于社会日常的观察理应更加深入和扩大。
单就日记的运用而言，与大事件的历史认识相配合的日常考察，既包括大事件亲历者自身的日常，也包括其所见所闻的其他社会人群的日常。由此可以观察，那些经历了大时代却未必与大事件发生直接联系的人群，其生活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即作为社会多数成员的生存生活状态，与同时期发生的大事件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或疏离。以个人耳闻目睹的经历和日记书写的偏好为基本脉络，可以为我们提供如下新的研究视角：一是形形色色的亲历者对各类大事件的反应，包括参与、关注、漠然、反对等态度及其具体表现；二是关于同一大事件在各地各界的差异性记述，以及不同大事件在各地各界的差异化反响；三是在各类大事件背景下，各地、各界、各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关注点的差异；四是日常与大事件的关联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动态变化；五是史事本相与历史叙述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借助这些视角，不仅可以修正、调整大历史的既有叙述，增加大历史的层次感，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呈现大历史之外的日常面向，使其与大历史互为补充，从而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如此，事件便不再仅仅浮于上层表面而成为日常的例外。以抗日战争为例，前线、后方乃至敌后城乡形形色色人群的日常生活，同样是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这一部分内容，抗战的历史书写将变得更加丰富。
随着各种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断增加、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记载详细的日记自然更加引人关注。不仅对于材料本身要有一律平等的观念，对于研究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畸轻畸重。从研究角度看，任何有助于形成新的细分化类像的日记，都具有同等重要性，整理出版应一视同仁。有时日记作者的身份地位低微，但正因其比较稀见，反而较名人日记更为难得且重要。如浙江台州临海葭沚镇的黄沅，虽然是官二代兼官迷，可惜终生不能得偿所愿。辛亥年好不容易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官，银子交出去，清廷却倒台了。不过，黄沅本人的大不幸，在研究者看来却是万幸。他做不成官，反而使其日记成为罕见的纯粹乡绅作品，其中详细记录的清季民初中国社会巨变在乡村基层的万千变幻，无论是在家国天下层面还是在邻里乡亲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
阅读日记同看任何书籍一样，不能只是从中翻检自己想要的材料，去证明自以为重要的事情，而将其他内容都排除在关注范围之外，不将其当作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应有之义。相反，应当认真观看日记如何记录作者的人生轨迹，其所经历以及耳闻目睹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书写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依据主题侧重而有所取舍。然而历史书写选取的对象并非一成不变，曾经以为首选重要的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而原来微不足道的却可能成为首屈一指。尽管历史本身并未发生变化，但研究者随着所处时代风气的变化会形成新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但是今人的历史书写往往建立在前人的历史认识之上，要从历史认识中重现历史本相，就不能偏听偏信、自以为是，甚至把自己的局限当作天经地义的准则，拿来裁量他人的一切与己有异的认识及书写。
既然日记只是类型化材料的一种，有其特殊性，也就有其一般性。首先要掌握运用一般材料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运用特殊材料以及研究特殊问题的专门办法。若是运用一般材料的基本方法把握不当，则特殊专门的方法便无从谈起。对待史料如此，史学同理，研究历史上的人与事，首先应该掌握一般的治史办法，做到万变不离其宗和史无定法的相辅相成。能够认识并熟练运用一般性法则，才能面对以日记及其作者为研究对象、并以日记为治史重要材料的特殊史学；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在缺乏一般治史基础的情况下，仅凭若干针对日记的特定方法，就想做出恰当的应用。如果用自以为是的特定观念看待历史，以为研究历史只能如此不能如彼，就是一种陋见；如果不觉其陋，还要将孤陋寡闻当作不二法门，就更是等而下之。掌握了史学与史料的基本法则，既能以不变应万变，又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能够实事求是地应对各种问题，灵活生成各式各样的有效办法。至此，治学便进入无往而不利的化境，不必再侈谈史料与史学的特殊办法。
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史。著有《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