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辛亥革命初到民初这段时间，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太炎论政和参政的热情极高。他一方面大力支持袁世凯抑制革命党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同时对孙中山、同盟会尤其是对本有旧怨的黄兴批评尤多。为此他一度招致同盟会系各报刊的围剿，一些谣言也随之广泛传播，让章太炎非常被动。随着“宋案”发生后的形势改变，章太炎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历经波折后与孙中山、黄兴言归于好，并在黄兴去世后对其高度评价。钩沉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好认识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复杂关系，以及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与袁世凯逐渐占据民初政治主动权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管窥舆论在民初政治文化形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客观效果。
[关键词] 章太炎 黄兴 孙中山 袁世凯
有关章太炎与黄兴、孙中山等人的矛盾，已经有唐文权、李吉奎等学者加以钩沉，其研究给予笔者很大启发。[1]不过，新材料的不断出现，给我们重新讨论章孙特别是章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此，本文希望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利用更多新材料详细再现章太炎、黄兴、孙中山等人的交往及其具体变化情况，尤其是其通过媒体舆论互动的情况，揭示相关人物的性格、舆论与政局的复杂关系。
一、昔日恩怨
早在主持《民报》、与孙中山发生矛盾的1907年夏，章太炎一度希望黄兴能取孙代之，故颇为看重后者。但黄兴顾全大局，选择继续“倾心拥护”孙中山为总理，不以个人名位为重。[2] 1909年秋，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汪精卫争夺《民报》和打算宣布“孙文罪状”的过程中，黄兴选择站在孙中山一边，“惟彼一力袒护孙文”，[3]并支持汪精卫控制《民报》，“以精卫为编辑人，由秀光社秘密出版，托名巴黎发行”，章太炎得知此事后，将之视为“伪《民报》”，并撰写《伪〈民报〉检举状》在《日华新报》上发布，[4]希望黄兴公开澄清此事。但黄兴不为所动，“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故也”，[5]并以投靠端方的刘师培的信件作为证据刊布在《日华新报》上作为反击，复称章太炎为清廷侦探。此事本系章太炎被刘师培、何震夫妇污蔑，业已澄清，黄兴旧事重提，自然有通过媒体彻底搞臭章太炎名声之意。如在致孙中山的信中，黄兴讲自己为维护孙中山权威而对抗陶成章、章太炎的各种举动，并特意提到章太炎的现状及对付之策略：“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即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6]在致同样反对章太炎的巴黎《新世纪》杂志的信中，黄兴除了替孙中山辩解外，还重点讲述了陶、章两人发起攻孙之举源于其个人野心与挟私怨报复，其中陶为幕后主使：“至章太炎此次之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次日黄兴又附信《新世纪》杂志社，希望《新世纪》“转登”辨正章太炎《伪〈民报〉检举状》的告白：“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7]
双方借助媒体公开互诘，致其矛盾不断加深。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分任正、副会长，在日本、南洋等地与同盟会展开竞逐，一度影响很大，对后者的活动也构成了威胁。但章太炎这一时期的活动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和革命宣传方面，对光复会的实际政治运作参与不多。
虽然孙、黄主持的同盟会与章、陶主持的光复会存在诸多矛盾，但之后两造为了革命大业维持了形式上的合作关系，在武昌起义引发的各地革命浪潮中，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光复会及其成员都扮演了关键角色。[8]而黄兴则身体力行，不但此前亲自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且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即应起义军方面的邀请赶赴武昌前线，出任战时总司令，指挥革命军同北洋军作战。经过激战，革命军不敌强大的北洋军，汉口、汉阳相继失守。鉴于战场形势的不利，黄兴认为最后的根据地武昌也会被北洋军攻克，遂建议湖北军政府撤离武昌而沿江进攻南京，再图北伐，结果遭到反对，军政府将士决定誓死守卫首义之地武昌。黄兴则转而东下上海，并表示如南京光复，当带领两万精兵来援助武昌。[9]由此也为之后章太炎引用胡林翼讽刺清军将领胜保为“败保”之语，讥讽黄兴为屡战屡败、见势不妙即逃跑的“败保”埋下伏笔。[10]但战争的失利并不妨碍革命党在战略上的成功，革命在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而革命军的浴血奋战，也让清廷和袁世凯见识到革命形势不可遏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成为双方共识。
武昌起义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大好也让章太炎有了更多借助媒体参政、议政的热情，其昔日与孙、黄的恩怨被暂时搁置。早在黄兴在汉阳指挥作战之时，他就曾问计于章，“尝以扩大同盟会远询”，章太炎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对之。[11]稍后黄兴东下上海，12月1日经过镇江时，恰为时在镇江的章太炎得知。章打算邀请招待黄兴聚会，“遣通知往候，克强疑不敢见，乃归上海”。三天后陈其美邀请章太炎赴沪军都督府，参加反正的江苏都督程德全、黄兴等人合开的会议。这期间围绕先出兵北伐或是先援鄂，章太炎和黄兴产生了分歧。章太炎认为南京攻克后当先援助武昌，黄兴则认为援助武昌无益，不如先行北伐。南京光复后，章太炎说黄兴打算自封为大元帅，但为自己所反对。[12]当时报纸报道的情况却与章太炎的回忆不同，只有时间大略可以对上。12月2日，黄兴致电黎元洪表示南京已经光复，“联军克日来援”。[13] 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上海都督陈其美及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聚集，开会欢迎黄兴，并公推其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黄兴推辞不成，“乃允暂时勉任”。[14]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以上至少说明，面对此时大好的反清革命形势，章太炎和黄兴一度捐弃前嫌进行了合作，这从当时两人曾和其他相关者多次联名发布通电亦可知。如12月2日，章太炎居首联合宋教仁、黄兴等人两次致电带兵克复南京的徐绍桢表示祝贺，并表示众人有意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从苏州移驻南京，“一以资镇守，一以便外交”。[15]这两封电报均在3日《申报》上刊出。
这时两人立场的近似还可从他们对临时政府人选的看法上窥知。如当章太炎得知光复会的李燮和带兵光复上海后，就致电都督陈其美，告知“大革命家”孙中山不日抵沪消息，请其派人“妥为接待，以便与之协商北伐攻宁之策，俾得早定大局，以苏民困”。[16]但这并不意味着章太炎支持孙中山出任民国大总统，他在回国后对形势的判断进一步明晰，发表了对政局及此后政治安排的宣言，提出要等清廷覆灭后再设立真正的中央政府，目前暂认武昌为中央政府，“方今惟望早建政府，速推首领，则内部减一日之焚乱，外人少一日之觊觎”，合适的人选即“初起倡义者”黎元洪和“力拒北军者”黄兴，“元帅、副元帅之号，惟二公得居之”，等清廷灭亡后由国会选举大总统，可以再有别的人选，但目下不必等待孙中山回国“始定名号”，加上孙本人之前在电报中也赞同黎元洪为合适的大总统人选。在章太炎看来，很多人并未与孙中山谋过面，只是心仪其人，“以为希世之杰”，孙自己未必敢以此自居，因其“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故反对后者担任新政府的总统。[17]章太炎还认同新的政府采用内阁制形式为佳，公开“评藻时贤”，指导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的人事安排：“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18]他对宋教仁能力异常看重，在宣言中公开加以揄扬：“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宜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恐海内同伦未知名实，特假文辞之便以为月旦之评。愿他日不乖举措，得置中华民国于磐石之安也。”[19]
章太炎不仅借助媒体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此后的人事安排公开发声，还公然通过舆论提出一个非常书生气且招革命党人厌恶的想法即取消革命党，团结一切反清者组织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而非单纯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组建政府。如在答复谭人凤等湖北革命者发给包括他、汪精卫、于右任、马君武和景耀月等人在内的旧同盟会会员、要求大家去武昌“组织一切”的求援电报后，[20]章太炎居然提出颇招争议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电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今读来电，以革命党人召集革命党人，是欲以一党组织政府，若守此见，人心解体矣。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21]这样的政治构想不仅反映出章太炎一贯特立独行的做法及看不惯旧日同盟会战友的态度，也反映出此时他频繁同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如程德全、张謇、赵凤昌、唐文治、孟森等交往并受到其影响，以及被身边人所包围并受到其蒙蔽误导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派去与章太炎联络合作事宜的盛先觉的观察：“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概，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22]
在黄兴这边，大概他当时也如章太炎一样，认为孙中山的声望和能力不足以出任临时政府大统领，而寄希望于南北和谈达成一致后推举袁世凯出任，但此前他可以组织临时政府，以便维持现状：“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23]
二、矛盾加剧
然而，形势比人强，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事业所具有的声望，以及其不太为国人熟悉反而成为优势，这些因素使其众望所归，成为临时大总统的不二人选，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顺利就职。1月3日，对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不满的章太炎，也和一帮原立宪派人士组织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并高票当选为正会长，次日出版机关报《大共和日报》，又亲自担任社长。由此均可见其当时声望之隆、对媒体作用之重视，也让其议政、参政热情更加高涨。他公开主张由与孙中山、黄兴矛盾甚大的陶成章代替转任交通总长的汤寿潜为浙江都督，反对临时政府贸然采用阳历及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设内阁总理的做法，质疑孙氏向国外订购军舰等举动，[24]直接致信后者要其“翻然改图”。[25]
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颁布和采行的诸多法令政策大多引起了原本就对其怀有成见的章太炎的不满，他不断撰文公开在媒体上批评孙中山和临时政府推行的各项政策。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1月14日在法租界广慈医院被暗杀，尤让章太炎不满，他认为凶手虽为陈其美所派，幕后可能受到孙中山主使：“未几，孙文归，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任后，即与陶君书，诘问从前宣布罪状之理由，谓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书到之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其后三日，陶即于广慈医院被人刺死。”[26]稍后孙中山、黄兴均公开致电陈其美要求严查凶手，[27]其中黄兴电更是明言让陈其美保护章太炎安全：“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28]敏感的章太炎对黄兴的表态大为不满，觉得他不但惺惺作态，公然替陈其美开脱罪责，更是在公开威胁——如章氏再像陶成章那样与同盟会作对，也会遇刺。昔日争夺《民报》时，黄兴就有过类似的暗示，这也为之后章太炎在公开信中同样以此方式威胁黄兴埋下了伏笔。
较之章太炎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和反对，身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全力支持孙中山，并积极组织军队准备北伐，但因为缺少兵饷只能请同僚实业总长张謇帮助。张謇鉴于在上海拥兵自重的陈其美空言接济黄兴的表现，即以章太炎之前声明来要挟黄兴和孙中山：“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蚤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29]张謇提出的要求明显有利用章太炎意见故意为难黄兴与孙中山之意，旨在削弱孙、黄领导的同盟会力量，同时可能还有离间章太炎同孙、黄关系的考虑。只是这样的提议与诉求明显不但一厢情愿，还脱离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实际。即便孙、黄答应“销去”所谓“党名”，各地分立割据的局面也难以改变，所谓的军事统一更是绝无可能。
面对临时政府推行的各种政策，章太炎利用报刊发表大量政见，抨击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各种表现。如他公开发表宣言，批评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抵押矿产给日本以换取贷款；[30]指责孙中山、黄兴坚持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而非他的理想之地武昌，并操纵选举迫使议员主张定都南京。[31]在自己主持的《大共和日报》上，他还批评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的《暂行报律》，[32]抨击黄兴主张建都南京等举措的荒谬之处，[33]等等。其后，他又致电袁世凯提出关于新政府规划的设想，重点指出在外官制方面要废省存道，将之前独立各省的都督、督抚“改为军官，不与民事”，[34]以消除潜在的对抗中央的可能。这些批评和议论确实有切中肯綮之处，但也不乏意气用事和故意标榜的成分，为各报转载和评论后，造成的影响与争议均很大，使得章太炎自觉不自觉地变为袁世凯对付同盟会的一个马前卒。无怪乎《民立报》抨击章太炎“并无正当政见，惟以詈骂同盟会、毁诬同盟会为最得意之事”。[35]
有意思的是，这时章太炎薄彼厚此，一方面批评孙中山同盟会“一党专制”，[36]否认《临时约法》的合法性与权威性；[37]一方面却支持即将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取消黄兴的南京留守府，以应对同盟会希望藉南京为据点约束、制衡袁世凯的做法，主张“经营构画，在强有力之政府”。[38]之后更主张取消政党内阁（实际是针对黄兴提出的国民党掌握内阁的主张），反对同盟会会员出任总理等。[39]章太炎的此类言论，将袁世凯不便公开言说的心声和诉求代为表达出来，非常有助于其权威的确立。就此而言，章太炎实际充当了袁世凯代言人的角色，其言行有利于后者在民初与革命党相抗衡的格局中占据主动，为其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北洋一派势力提供了便利，从而为其此后迅速镇压“二次革命”打下了军事、政治乃至舆论基础。
而当时一些报刊上刊载的谣言，也加深了章太炎与同盟会、孙中山之间既有的矛盾。如有一封关于章太炎即将担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或最高顾问、晋京陛见的电报（所谓只能是临时政府中人才有资格拍发的“一等印电”）曾直接发到各报馆发布，让章太炎认为这样的造谣电报只能出自临时政府中人士，“以政府中人而发匿名电报，行同无赖，且效讼棍口吻”，怀疑是出自孙中山的指使。[40]孙中山随即回复此信加以解释，表示自己确实不知情，此电系盗发，目前已经发现类似电报数起，自己“只能饬所司根究”。[41]当然，这样的解释完全说服不了章太炎，只会让其更加笃信系出自孙、黄二人的暗中教唆。也有报馆为章太炎鸣不平，认为这样的电报在丑化章太炎之外，也讥讽了袁世凯“帝制自为”，但不足以影响章的形象：“‘陛见’二字尤属有意游戏之词，固不足以污我纯洁高尚之章先生也。独怪一等印电必系自高级衙门而发，何竟盗窃印文为之捏造耶？共和时代无须关防严密耶？”[42]
当然，章太炎选择不遗余力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黄兴，可能还有其浓厚的反日民族主义情结在。他认为袁世凯素为日本忌惮，也是目前唯一有能力解决南北分裂、防止外来入侵者，所以日本间谍制造的袁将称帝的谣言不足为凭。[43]相比袁世凯为日本所忌惮和反对的事实，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则密切很多。此时孙中山对日本政府本质尚认识不清，为了扩大革命成果和巩固政府地位，的确有诸多亲日举动，认为中国“若得不到日本之同情与援助，则将一事无成”，“因此我煞费苦心用各种方法谋取日本同情”，打算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或由招商局担保借款，甚至同意赴日“商定满洲（即中国东北——引者注）问题”。[44]
矛盾之外，其实章太炎、黄兴乃至孙中山3人仍有共同的立场与关怀。如在对待清帝退位问题上，3人见解大致相同，都认为民国政府不能对清廷太过让步。其中黄兴态度更为坚决激烈，他极其反对“仍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和“仍居宫禁”两项内容，认为“与未退位无异”，[45]但最后限于形势也不得不接受。[46]而章太炎则认为是“为弭兵”的权宜之计，“惟须速解，其势不得不然”。[47]在支持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及维护其地位、加强中央集权方面，章、黄立场也基本一致。只是这些共同点远不抵他们之间的巨大分歧。
面对昔日同盟会战友章太炎的批评，孙中山采取的其实是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甚至主动向章太炎示好的态度。如他致电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要求调和与光复会的关系，指出双方作为革命同道，“二党宗旨，初无大异”，在辛亥革命中皆有大功劳，不能再互相猜疑而生矛盾，应该“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48]他在致蔡元培信中也表示，章太炎虽然对自己不满，但仍是革命同志：“至于太炎君等，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49]稍后他依然聘请章太炎担任“枢密顾问”，[50]但为后者拒绝。对章太炎过于严厉或脱离事实的批评，孙中山也会加以反驳。如他曾致信章太炎，对其批评孙、黄两人暗中勾兑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说法加以辨析，澄清并没有让黄兴出任临时政府北迁后的国务总理一职之事，而且黄也根本没有这样的私心，希望章太炎“毋过操刻酷之论”，并说章此后将会意识到“不谬、与非强为克（指黄兴黄克强——引者注）辨[辩]护也”。[51]
三、舆论攻防战
孙中山的示好并未让章太炎的敌意有所缓解，他仍不断在报刊上发表容易引发争议的政见，经常批评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不断刁难、对抗袁世凯政府之举，这也获得了大多数中立包括挺袁媒体的支持，故其一言一行广受舆论关注，引起的反响和争议非常大。笔锋所及，扫及多人，一度让正与其合作的旧官僚唐文治非常不满，他致信章太炎请其收敛锋芒，不要随意发表高论“抵制他党”，“惟望先生此后以和平广大为心，勿詈骂以为名高，勿偏激以致奇祸。至于办事更不宜卤莽专制，以集众怨”。此前与之合作的原立宪派首领张謇这时对章太炎也非常不满，“乃知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决定废除原来奉章太炎为总理的统一党，将原统一党等多家政团改组为共和党，以减少章氏在其中的话语权。这又引起章太炎不满，他在坚持保留统一党之外，还抨击张謇等人为“巧言令色”的“老立宪党及官僚派”，其害“过于同盟会远矣”。[52]
对国民党不满，对立宪派也不满，章太炎信任和依赖的对象变为黎元洪。他赴武昌见过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后一见倾心，“见黎公之丰采”大为折服，将其视为与袁世凯一样杰出的政治家，“非特主持公道，且能遇事立断，真足与项城伯仲，以二公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他转而希望邀请黎元洪担任统一党名誉总理，自己则答应担任共和党理事，“交互系维，提携取效”，“一俟感情融洽以后，乃可并归一致耳”。[53]
因为章太炎在论政中厚此薄彼，喜欢批评攻击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同盟会，故同盟会系的一些报刊也集中火力，反过来围剿章太炎，将他视为革命叛徒，试图塑造其早已声名狼藉、言行无足轻重的形象。针对章太炎“主都北京反对南京”即批评黄兴的言论，激进的《天铎报》专门刊发评论，旧事重提，挖苦章太炎当年为贪图钱财投靠端方，充当清廷侦探，如今并无资格对民国政事说三道四。[54]该报还从学理、法律、政治和现实必要性上，逐一反驳了章太炎对黄兴定都南京主张的批评，认为袁世凯与清朝旧势力联系太过密切，定都北京会强化这一关联，从未来民国保障角度强调定都南京的重要性。[55]从事后袁世凯任用旧官僚及不断强化专制统治的情况看，其反驳不可谓不具先见之明。另一份同盟会系的报纸《中华民报》1912年3月5日则发表《民国之文妖》，该文同样攻击章太炎当年在日本时借刘师培、何震通过清廷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同朝廷大员张之洞、端方联络获取资助的旧事，暗示其已降清：“假手卞綍昌、刘光汉辈，以通款曲于张之洞、端方，同受虏廷之饶遗。”[56]
为了进一步丑化章太炎的形象，同盟会系报刊还和其他报刊一起，广泛传播章太炎在总统府用手枪恐吓国务总理唐绍仪的谣言。章太炎原来对唐绍仪讲的是“为国务总理，必须有不畏手枪、炸弹之毅力”，但报章发表时演绎为章太炎在总统府以手枪威胁国务总理唐绍仪。此消息之轰动性不言而喻，南北报章轰传一时。同盟会系报纸如《民权报》《民立报》《太平洋报》等尤喜刊载，并增加了章太炎多个场合放手枪的故事，以此将其污名化。像《太平洋报》即曾多次报道章太炎擅鸣手枪威吓他人和无端发泄之事，侧重于刻画其“神经病”的公众形象，如在1912年5月就至少有五次报道。[57]
戴季陶主持新创办的《民权报》，对章太炎的批评更是不遗余力，认为其“阿权”该杀。[58]戴在《民权报》上屡屡撰写直接点名批评章太炎的文章，如《哀章炳麟》（1912年5月2日）、《该死的章炳麟》（1912年5月19日）、《章炳麟杀人》（1912年5月25日）、《章炳麟非人》（1912年6月6日）等，[59]还在各篇批评《民声日报》、袁世凯等人的文章中屡屡提及章太炎，更重新发表当年何震揭发章太炎的通信，并加有按语强化何震揭发信之内容确凿，以此作为证据批评章太炎收受端方资助、同刘师培沆瀣一气、已经背叛革命的事实；[60]同时不断批评指责为章太炎、袁世凯辩护的章氏弟子黄侃及其主持的《民声日报》，乃至支持章太炎、袁世凯和《民声日报》的上海《神州日报》。[61]
这些同盟会系的报刊为何如此集中批评章太炎？究其原因，除了它们认为此前章太炎通过刘师培、何震与端方联络有投清嫌疑外，更重要的是它们认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采行的各种政策皆是在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排斥和打压同盟会系干部，“甘以国民为敌”，有“帝制自为”嫌疑，[62]而昔日劣迹斑斑的章太炎则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袁世凯的御用打手角色，不断对革命党人加以批评指责，运动各界排斥同盟会，力诋孙、黄，尤其针对其提倡的抵押汉冶萍公司向日本贷款及要求定都南京等。一如戴季陶的总结：“本报攻击章者，在昔则以图财之故，而通清吏，作奸细，弃革命党，攻击孙中山，在今则主张专制，逢迎袁世凯，诋毁孙、黄，排斥同盟会……”[63]在他看来，章太炎的这些行为无异于“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不惜假政府之力，以摧残民党”，“甘作国民公敌”。[64]
面对这些报刊的批评攻击，之前曾因《苏报》案成大名，又因主持《民报》而与民党争议频出的章太炎，此时无疑已成为报刊舆论的消费品和牺牲品。众口铄金，民国初年章太炎在政治上比较有争议的言行，包括他昔日与端方联络、所谓枪逼国务总理唐绍仪、刊布所谓征婚广告等事，不断使他成为媒体舆论消费炒作的对象，还导致后来媒体制造出关于章太炎的诸多八卦议题，说其打算离婚、纳妾、已经自杀等。故此时章太炎的媒体形象非常不佳，各处落井下石、讥讽有加，让其非常被动。
就此类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或蓄意针对自己的报道，章太炎不得不多次专门辟谣，以自证清白。针对用手枪威吓唐绍仪的谣言，他专门致信报刊同业组织“报界俱进会”进行纠正和提醒：“京城报馆三十余家，大抵个人私立，取快爱憎，以嫉妒之心，奋污诬之笔。其间虽有一二善者，而白黑混淆，难为辩[辨]别。都城斗大，闻见易周，然其信口造谣，甚于齐谐志怪……曾嘱内务部饬警官前往取缔，而京城各报，不肯取消。如此之类，不止一端，上则扰乱政治，下则摇惑民心，皆由腐败官僚有意编造，以快一己之私。此种报章，南方各报，亦多见及。望弗以亡是乌有之谈，传为实录，则幸甚。”[65]而当事人国务总理唐绍仪也曾亲自出面致电同盟会澄清并无此事，乃系媒体故意曲解，为章太炎辟谣。[66]但以上辟谣举动均无法阻止此谣言的广泛传播，更无法阻止有关媒体的二次创作，在此基础上又生产出诸多关于章太炎打手枪的新闻。
面对更加广泛的谣言传播，章太炎又致信统一党江西支部进行解释澄清：“最可怪者，近得赣州来信，知同盟会之攻仆也，以手枪轰击唐总理为辞。此事本由京城报馆中一二妄人，向壁虚造。而上海各报，遂信为真，展转相传，几为事实，仆已函致警厅，勒令报馆更正，不知外间何以犹有疑辞？他且弗论，试问总统府中，兵卫环视，而总统尚亲莅之，若以手枪威吓总理，岂总理以下，皆如盲瞽耶？且唐总理亦岂能甘心置之不问耶？造言者明知法廷诉讼，不能引总统、总理以为证人，是以肆无忌惮，及警廷勒改，不过减去过甚之词，而反对者遂据为事实，此真曾参杀人之例也。”[67]他希望借助警察之手禁止媒体传播关于自己谣言的方式肯定难有效果，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反而可能更加刺激谣言传播，让其公众形象日趋负面化。这种局面自然让章太炎对报刊报道愈加警惕，之后他在致友人信中批评道：“上下既隔，报章电信混淆失真，京师尤甚。咫尺之间，市虎群起。今日报纸，皆天师符也（仿佛前二十年中日开战时报章喧传刘永福平倭光景）。吾近阅报，但取一家，横览命令一过，余即不观（虽总统府纪事，军中急电，亦多虚妄不实）。”[68]此外，章太炎还屡屡告诫其夫人汤国梨警惕报馆和报人。他甚至宣称：“报章喧传离婚之言，乃进步党人有意离间，此辈无赖成性。吾近亦不看报，苦劝同人亦不看报，盖报纸无一实情也。”又断言：“今报馆谣言，市人妄语，一概当置之勿听。”[69]
话虽如此，章太炎本人却在媒体上反复发表自辩与澄清启事，表明他非常了解媒体的作用，也善于借助媒体发声。正像此前他针对刘师培、何震所造谣言进行辟谣的做法一样，他的一些政见和学术观点甚至私人信函也主要通过报刊媒体发表。曾担任过《民报》主笔的章太炎也办过《大共和日报》等报纸、《教育今语杂志》等杂志，并指导学生办报。凡此均可见他对媒体舆论重要性的认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孙中山遭受媒体攻讦时，章太炎却安慰（实际是讽刺）孙中山不必在乎这些报道：“报馆有闻必录，传言失实，本属常事，不必介怀……公能作一二公正事以悦众心，则不难立白于天下。”[70]明显他在这里是冷眼旁观，有坐视孙中山狼狈之意。
尽管遭到同盟会系报刊的围剿，这时的章太炎仍保持其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对他认为错误的事情大胆评骘，矛头屡屡针对同盟会，力图推动袁世凯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如他让黎元洪建议袁世凯“总揽政务”，以“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71]反对黄兴为缓解留守府财政困难而发起的国民捐运动。[72]
在章太炎批评连带舆论的压力之下，有关黄兴以南京留守之名行割据分裂、对抗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传言开始勃兴，压力陡增的黄兴不得不于5月14日主动向袁世凯表示取消南京留守府，解散军队。袁世凯礼节性地慰留之后，于30日下令将南京留守府撤销，6月14日黄兴正式卸任，南京留守府交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接手。[73]对此结果章太炎仍不罢休，继续穷追猛打，大作诛心之论。他向袁世凯揭发黄兴表面辞南京留守而打算东游日本，实际别有图谋，“必将外有国交，内招日本留学诸生，为其羽翮，此素所闻于此党也”，章太炎这里自以为遇到明主，感激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故处处为后者考虑，要袁氏注意安抚留日学生，“不可留以资敌”，并注意任用足以制约革命党的人才，其姿态对袁世凯近乎逢迎，“炳麟一介腐儒，何知折冲樽俎？但目观近势，非广延良士，无以预储来岁之需，而或足以资寇。辱承知遇，敢不竭情以对”。[74]而在得知稍后部分在京同盟会员希望不再刻意责难袁世凯、与之达成妥协的情况后，章太炎认为这种希望“改良”的情况只有在彻底摆脱孙中山、黄兴的控制后才能实现，“不能脱离孙、黄，终恐无效”。[75]为了预防孙中山及同盟会一家独大，章太炎希望剩余各派势力（统一党、共和党）联合起来支持袁世凯、对付同盟会，“非统一党与共和党一致，则同盟会一致选孙，势遂无敌，而中国必有瓜分之祸。（俄、日协商已急，项城在或可保长城以内，易以孙、黄，则黄河以北皆失矣）”。[76]凡此表达，不难窥见章太炎希望效忠袁世凯之热情，以及他对孙中山、黄兴和革命党势力可能持续反袁的警惕与防范程度。
为羁縻国民党和利用孙中山名号稳固自己的统治，袁世凯在孙辞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邀请后者赴京商谈时局。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约请到达北京，受到热烈欢迎，袁世凯给予其极高礼遇，双方有过13次会谈，在许多问题上获得共识。[77]大为感动的孙中山还致电黄兴，也邀请其到北京与袁世凯聚谈。9月11日黄兴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高规格礼遇。3人一起商谈达成合作，最后以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黄兴名义赞成袁世凯提出的“八大政纲”，而该政纲的核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强调军事集权。被袁世凯“接待政治”迷惑的孙中山、黄兴最后都支持该纲领，并大为信任和称许袁世凯的为人，视之为革命同志与忠于民国之总统。较之这时离开北京、公开声明要去筹办全国铁路事宜的孙中山，继续留在北京的黄兴实际以国民党党首身份开始协调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关系，邀请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等合并，各国务委员加入国民党，组建单一的国民党内阁以壮大声势。[78]
可能是受到袁世凯礼遇孙中山的影响，章太炎这时对孙中山也颇有肯定之处。他甚至自谓“鄙人与中山相知最久”，在北京和孙中山同台参加的包括政府高层、参议员在内的茶话会上，他在演讲中公开赞许孙顾全大局、调和南北之争的态度，“对于项城事事相让”，“解职以来，失职者或谋暴乱，结党者惟务夤缘，而中山超然事外，从未赞成一语，至可佩服”，指责部分激进的同盟会会员不仅反对袁世凯，也反对孙、袁会面，是不识大体，聪明的章太炎这里也自我批评，表示其之前集矢于孙、黄和同盟会之时有苛求之处，“对于中山行事不无责备，因其故形宽和，事多放任，因之往往或有弄权之弊。然此不得不归咎于首领，亦犹今之责备袁大总统之意也”。[79]
对孙中山态度的好转或有袁世凯刻意笼络孙氏的因素在，章太炎对黄兴的批评依然激烈，除了有昔日他认为黄兴、陈其美威胁暗杀他的宿怨外，还跟当时坊间盛传黄兴指示张振武、方维一谋杀黎元洪及他认为黄兴、陈其美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有关。这引发异常尊崇黎元洪的章太炎极大不满，“张、方之事，路透电啧有烦言，仆虽不敢指为实证，参以武昌二次革命之迹，及身在武昌所闻者，不能臆断以为尽虚也。若陈其美者，茸阘小人，抑无足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以为己有……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所以在北京共和党召集欢迎黄兴的大会并随后邀请章太炎与黄兴、陈其美一起参加宴会时，章太炎不但退回邀请函，还在报上公开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公开羞辱黄兴和陈其美为“匪”，批评黄兴在南京的作为，表示自己羞与同列，“中山行迹，不无瑕疵，然而金陵秕政，皆黄兴迫胁为之，非出自中山腹中。解职以还，大体不误”，“若黄兴者，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兵无伍两，供饷巨亿，身虽辞职，而江南脂膏，自此垂尽。其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发邱，残酷尤甚，非所谓民贼者乎？”[80]
稍后章太炎又将讥讽黄兴的私人信件公开刊发，挖苦其所谓善战只是虚有其名，实际是一战即败，一败就逃，堪称清朝逃将胜保之“伯仲”；这里章太炎又批评黄兴才具中庸，却在南京拥兵自重，打算通过国民捐强募钱财，居心不良：“呜呼！兴也才能不过中庸……而横结党援，反噬故主，纠连小宵，画地指天，斯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士人侧目，惧其匕首弹丸之烈，无敢指斥其非者。”[81]章太炎对黄兴的激烈批评马上引起各报的兴趣，它们纷纷转载或加以评论。[82]
章太炎对黄兴的不断批评自然引发同盟会系报纸的极大不满，它们连续发文讨伐围剿章太炎，《民主报》曾接连发表3篇评论。该系列第1篇是针对章太炎对黄兴的批评所作的辩护和反驳，认为黄兴当年拯救章太炎出狱，而章太炎恩将仇报，居然反对提倡民权的黄兴。[83]第2篇是针对章太炎废除《约法》、取消国务总理职位和议院、解散革命党等主张进行反驳。[84]第3篇则是从历史角度列举身为“民国之贼”的章太炎出狱到日本以后的八大罪状，其中第3条即“充端方侦探，至卖友邀功”。[85]而《民立报》社论认为早应把章太炎“置之疯人院中”，此议后又得到《太平洋报》的支持。[86]其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他到任后颇有乖张言行，又引发《民权报》的激烈批评，被视为“作官心热”的“章疯子”，“目中无人，欲尽揽东省各都督之权而代之，胆大心粗”。[87]
只是同盟会报刊的这些围剿言论非但未能让章太炎停止与孙、黄的对抗之举，反而让他更坚定地站在袁世凯、黎元洪和立宪派一边，成为这些人对抗革命派的一个有效棋子。可以说，在这波舆论攻防战中，对立双方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反倒是坐山观虎斗的袁世凯成为得利者，因为这场舆论斗争既激化了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又让袁获得了加强集权的理据，还让他借此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同时贬损了自己的政治竞争对手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公众形象，为其之后的进一步专权进行了有效的舆论造势。
四、走向和解
随着袁世凯专权程度的加剧，以及他暗中唆使进步党和立宪派等政治势力为难国民党，国民党愈加在道义和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残酷的现实政治实践中，章太炎逐渐认清了一度与他密切合作的立宪派人士的真相——“狐媚无耻，与娼妓无异”，担心其污染颠覆民国，“今日之最可恶者，惟有立宪人不可不深恶痛绝者”。[88]之后他开始不断批评程德全、张謇、熊希龄等人。而对革命党，被袁世凯任命为东北筹边使的章太炎经历了短暂在东北任上的诸多困难考验后，由之前对同盟会的求全责备转向谅解，“吾辈前日所以诋同盟会者，以其陵轹平民，失平等之性质故也。今其势亦已就衰，至流为国民党。夫掊多益寡，称物平施，斯为维持社会之道”。[89]主张权力平衡的他清楚地看到袁世凯掌权后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与被打压的革命党矛盾对立加剧。意识到这种南北对立局面的潜在危险，章太炎打算充当调停角色，希望双方以民国稳定的大局为重，化解争端，遂公开发表宣言表达政见，解释自己之前集中指责孙、黄和革命党而今日停止批评的原因，提醒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建立民国过程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立下的大功，[90]不希望坐享其成的袁世凯政府逼迫革命党人太甚。
这时章太炎对黄兴乃至之前他异常痛恨的陈其美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得知袁世凯决定授予孙中山、黄兴一等大勋位，自己只名列二等的情况后，章太炎非常不满，认为建立民国的功劳，自己等5人远超孙中山，“必高于孙前总统也”：“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91]对未被袁世凯政府表彰的陈其美，章太炎这时也发有同情之论，认为他应在被民国政府表彰之列：理由是陈“继李燮和督兵上海，馈饷金陵”，[92]为南京光复立有功劳。
此时的章太炎尚比较乐观和自负，对袁世凯仍存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反对激进的革命党人以武装起义的方式进行对抗，误以为宋教仁被暗杀是袁世凯的“佞臣主使”，[93]对自己能充当南北对立的调停人充满信心。但接下来的国会竞选中袁世凯收买贿赂的手段渐为章太炎所知，[94]以及随着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两件大事的接连发生，章太炎意识到定都北京与北方政治环境的坏处，他开始公开批评袁世凯政府。在4月2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开会欢迎他时发表的演说中，他直斥袁政府“实异常腐败，深堪浩叹”，反对孙中山、黄兴“均主张稳健”，认为“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因“人道公理”和“国民良心”尚存，可以制约“强横”“野蛮”的袁政府。[95]为了欢迎此次章氏演说，陈其美也主动示好，在欢迎辞中高度评价章太炎“鼓吹革命”的功劳，誉之为“本吾国先觉，学问道德皆高尚纯洁，四万万人仰如泰山北斗”，是宋案后“民国主张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伟论解决民国根本问题”。[96]
受到国民党要人及其掌握的报刊舆论的看重，自以为举足轻重的章太炎遂主动联络黎元洪等人，并亲自赴武昌游说后者，希望由黎氏和梁启超、汤寿潜等人出面，调解袁世凯和孙、黄在政治立场上的矛盾。[97]但对革命党舆论批评袁世凯为刺宋案幕后主使的报道，章太炎则在不断为袁氏辩护之余，接连两次在武昌致电后者让其除去身边佞臣，即其所谓的“四凶”梁士诒、陈宧、段芝贵、赵秉钧，认为如这些人还在，袁世凯所主张“法律解决”宋案的办法不但无效，还会伤害自己令名，劝告袁推诚待人，“保全倡义元勋”，倚重黎元洪。[98]
在国民党这边，当看到章太炎有转向己方和公开要求袁世凯惩凶的情况，其机关报《民立报》趁机向章太炎示好，希望他进一步明白所谓的“四凶”的罪恶程度远不及幕后主使袁世凯，“袁氏之罪，殆浮于四凶远矣”。[99]不过章太炎对此建议并未理会。在调停中，他公开在报刊上发布《宣言》，明确反对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妄思暴动”的方式，认为这种“衅自己开”是“取祸之道”；也再次苦劝袁世凯“任贤去佞”，不要“敷衍为宗”，并警告说：“若当局蔽于莠言，不能划破，讴歌讼狱，自有所归，必不能逆挽也。”[100]
在当时的情况下，章太炎反对同室操戈、希望折中调和的做法明显不会得到任何一方的认可，其名声反而为对立双方借用以攻击对方，更引发时论的误解和曲解。如面对章太炎在不同场景中的策略性表达，有媒体“病其反复”。像《申报》挖苦其为“蝙蝠党”：“章太炎先生见黎公则言推举袁总统，对国民党则言推倒袁政府”，“章先生宜速组织蝙蝠党，介于进步、国民两党间作调人，民国之福也”。[101]这样的指责自然难为章太炎接受。如其在《宣言》中的自省：“所上大总统函电，具有明文，而两党殊途，各欲假借鄙言，以抒己见，浮辞飞语，大半无根。或云不承认大总统，或云劝副总统征讨黄兴，此何等语，而可借名影射耶？”他希望媒体不要随意刊登假借其名发表的政见，“所愿报纸传单等类，据实著录，勿据传闻，勿尚假托。尤愿世界明眼人信所可信、疑所当疑。毋为危言蒙蔽，致贻祸于邦家也”。[102]尽管极力自辩，但他留给媒体的势利反复的形象已深入人心（详见后文），其自我辩护并无多大效力。
然而从政治层面讲，章太炎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做法自然让袁世凯非常满意，且其调停之举更有利于后者在军事上的布置，以及置敌对的革命派于政治上和舆论上的不利。于是袁世凯更加刻意笼络章太炎，希望能以章调停之名激化革命党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矛盾，替自己分担舆论压力，减轻革命党集矢于己的火力，接受孙武等人申请为章氏授勋的建议即其手段之一。[103]而孙武等人所提的主要授勋理由即章太炎鼓吹革命、对建立共和作出言论贡献，[104]这自然也为章太炎所认可。
为了接受此次表彰，章太炎特意从武昌赶到北京。在总统府，袁世凯为之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105]授勋仪式结束后，章太炎即迅速赶回上海，筹备与汤国梨的婚事。复据媒体报道，到北京接受授勋的章太炎见到袁世凯时“极诋孙黄”，并比喻孙、黄之举动犹如与袁世凯开一大赌局，“想骗各都督帮赌，大总统既不上他当，他的赌局也开不成，袁为之解颐”。[106]面对这种或可能出自媒体虚构的报道，《新闻报》直接挖苦章太炎“反复无常”：“章太炎在上海则说政府不是；到湖北说政府不是，又说伟人（指革命伟人孙中山、黄兴，当时媒体常用，有时不乏挖苦揶揄成分——引者注）不是；乃到北京则专说伟人不是。从前满口骂官僚党，又说勋位是狗尾，不料今在勤政殿也受勋位。大衣大帽，体面已极，直以为大总统天高地厚之恩矣！”[107]
此外，据媒体报道，在北京所居旅馆内，章太炎还主动向记者谈起对现实政局的看法，首先劝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都督李烈钧引发的抗衡中央之举不宜“操之过激”，否则革命党所控制的南方为了自保也会联合对抗中央；其次提醒袁世凯其手下军人比较“骄蹇”，“倘南下而有功，共和国家，人存总统之望，恐袁公从此反不能制驭此辈”，罢免一个李烈钧会引发多个“李烈钧”出现；最后认为如果南北战争局面出现，身处北方的国民党人会尽数而返，“同盟会势将复活，手枪炸弹系少数暴烈，终陷恐怖时期”，那时政局将不可收拾。[108]
但面对袁世凯的表面看重，此时的章太炎并未失去自我。日趋冷静的他返回上海后主动示好革命党，逐步转向与孙、黄和国民党重新合作之路。如其稍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茶话会上的演讲中所言：“兄弟亦主张革命之一分子，在南北统一时，深恐革命派以从前急进主义，演种种激烈手段，或妨害国势之进步，曾随时自加监督，忠告民党同志。而一年以来，从各方面观察，又将民国人物一一比较，觉吾民党，终算是有良心的，自始至终，尚不违背‘国利民福’四字……”[109]其演讲无疑有向昔日被自己不断批评的国民党、同盟会解释和道歉之意。稍后在致友人的信中他更为自己主动向黄兴示好之举寻找台阶：“黄克强近在穷蹙，兄所以愿与往还，亦寓扶持之意。曩者规其开衅，近日则劝勿敲诈。”[110]面对章太炎的主动示好，孙中山、黄兴和陈其美等人也积极配合，一起参加了章太炎和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的盛大结婚仪式。[111]
章太炎与黄兴的关系初步恢复，加上他不时有批评监督袁世凯政府的言论，此前又曾赴家乡杭州五日，与浙江地方名人及浙江督军朱瑞等人会面。于是坊间又有谣言说章太炎赴杭州运动军队、打算反抗政府，章太炎不得不再次发表辟谣宣言，澄清真相。[112]在章太炎看来，他跟黄兴这种表面的应酬并不意味着两造之间的误会化解。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起兵讨袁，3天后，黄兴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自任讨袁军总司令。目睹此积极形势，7月16日，备受振奋的章太炎也公开发布宣言，响应革命党的讨袁之举。不过在该宣言中，章太炎虽然对袁政府的罪恶大加挞伐，批评其“政以贿成”、“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但却将其归因于“谗佞肆无忌惮”，“推原祸本，实梁士诒、陈宧、段芝贵、赵秉钧四凶为首，而王赓、陈汉第、陆建章亦党恶之最著者”。因为此前袁世凯不听其除“四凶”之劝，才导致“讨袁之师以起”，章太炎这里天真地希望袁世凯在强大的革命党武力压制下，“追悔往恶，幡然改图，其势自定”，若“怙恶不悛、任用狼虎，则义师所指，固当无坚不摧”，他还希望革命军不要受到日本诱惑同阴谋复辟的宗社党人合作反袁，也不希望讨袁军将矛头指向驻守武昌“首举大义”的民国元勋黎元洪——因为他并无“阿附政府”的举动。[113]
为了劝说黎元洪也加入讨伐袁政府的行列，章太炎又公开致电黎氏，鼓励“功高大舜”的后者在武昌响应南方，共同出兵，“程德全衰老知几，犹能响应”，希望黎氏不要“阿附政府”，而应顺应“民情”，“亟宜厉兵北向，请诛罪人，以为南方指导，然后可为国家谋利泽耳”，驱除袁世凯身边“四凶”，进而借此摆脱被南北疑忌的地位，最后收拾大局。[114]从此电不难看出，章太炎虽然认为袁世凯政府“恶贯既盈”，但仍将革命党南方起兵之举视为“清君侧”行动，将未来的政治期待寄托在早慑服于袁世凯武力之下的黎元洪身上。因此，这时章太炎并未完全认同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起“二次革命”之举，而是视之为争权夺利，“讨袁者亦非其人，宜以蛮触相争视之，不足与辩曲直也”。[115]章太炎甚至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与袁世凯混为一谈，“人心所反对者，袁与黄、陈；黄、陈去则一意恶袁”，袁世凯穷兵黩武“必败”，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为同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天真地认为可以用法律手段诛杀袁世凯手下帮凶，如此“则南方民怨自解”。章太炎还一厢情愿地在道德和政治上大大抬高黎元洪的地位，认为后者“有调停之责”。[116]同时他认为黄兴在南京起兵反袁，是“以暴易暴”，“然则改选总统，为今日根本解决之方，舍是更无长策”。[117]这样的政治见解无疑又体现了章太炎性格中天真幼稚的一面，他居然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议会选举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下台，从而让其最为心仪的黎元洪依法转任大总统，内中蕴含的对孙中山、黄兴和国民党的不信任和提防之意依旧明显。
“二次革命”虽然爆发，但被章太炎高估的革命军力量完全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到7月底即面临颓势，随着9月初南京被攻占，“二次革命”迅速归于失败。面对袁世凯铁腕镇压“二次革命”，赶走孙中山、黄兴，取缔国民党，逐步强化专制统治等事实，章太炎尚比较乐观，认为政治革命名正言顺，之所以失败，乃是在于黄兴、陈其美不孚人望，“今黄、陈已遁，天去其疾”，期待继起的湖南、四川讨袁军能给袁世凯造成压力，“项城虽欲黩武，势不能也”，章太炎盲目预测“项城必败，兵连祸结，无可如何”，只有黎元洪“可以解此重祸”。稍后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坏事，“此为中国之幸而袁氏之不幸也”，原因在于“无分谤之人，则民怨悉归”，“国党既散，暗杀党必蜂起”，如此“政治改良或有可望”。[118]
五、和解
或许是对袁世凯重新产生幻想，或许是为了到北京重回政治中心，面对袁世凯授意邀请自己赴京挽回“势亦孤穷”但“中正稳健”的共和党党务，自以为已经脱离国民党的章太炎“要与诸志士同处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119]遂于1913年8月中旬赴北京，打算主持新组建的共和党。结果被袁世凯软禁，其时间达近3年之久。
在最初被软禁时，章太炎一度希望借作出与南方革命党决裂的姿态请袁世凯释放自己，屡次托人疏通均无效，不得已亲自致信袁世凯，表示自己之前到上海时未与国民党发生联系，“前次南旋，并未与叛徒往来”，“二次革命”初起时自己“蛰居海上，理乱不闻”，“乃日来传闻南中初乱时”，有人冒用自己名义在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袁氏，“名之累人至此”，请袁明察。[120]
面对章太炎的主动示弱并否认曾参与“二次革命”之举，袁世凯自然不为所动，不愿意释放前者。为此各媒体又揶揄章太炎个性善变。如《时事新报》一则简单报道所展示的：“章太炎居京，不自安，屡向袁总统疏通，谓南方所传，多系捏造。及见无效，又隐告党人，谓疏通不确，藉以自饰。进退失据，窘态可掬。”[121]因此该报挖苦章太炎胆小怕事，与袁世凯做“无谓之周旋”：“章炳麟，世所谓能文之士也。讨袁军初起，即严责总统退职。今则致函总统谓南方所发表之文多人所捏造。”[122]稍后又讥讽其“摇尾乞怜之态，活露纸上。鼎鼎大名之章太炎潦倒至此，大有可怜相”，讽刺章氏“前后联名之通电、个人之宣言”，实际全无效力，“名士穷途，可笑可鄙！”[123]《时报》也发表评论感慨道：“文采风流之章太炎，盖尤为进退失据者焉！名之累人如此何？”讽刺章太炎“英雄之末路”，“犹大言之不惭耶”？[124]《申报》评论则将其此举与昔日刘师培投靠端方相提并论：“忽尔做几篇讨袁大文章，以扶助南方之民党。今者见民党失败，恐失政府欢，又亟亟自表其心迹矣。然则章之宗旨亦仅与刘氏等。”[125]
当然也有革命党媒体如《民立报》以章太炎的遭遇为话题，否认他有各报所言的向袁世凯摇尾乞怜之言论与表态，认为系各报“有意造谣，自相矛盾，实不值识者一笑”。[126]这种情况反映出各方媒体皆在利用章太炎进行表态和宣传，其真正遭遇和心境究竟如何其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其言论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时论借题发挥的引子。
大概从此时起，章太炎完全意识到此前自己对袁世凯盲目信任之非，对孙中山、黄兴加以批评之失当，故在咏怀诗中开始感念刚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迫流亡日本的黄兴，其中有云：“与子本同袍，含辛结绸缪。”“丈夫贵久要，焉念睚眦仇。知旧半凋落，忍此同倾辀。”而陪侍在旁的弟子黄侃也写有和诗加以安慰：“哲匠唱高言，金声而玉振。虽复夏王迹，未解斯民困。”“适越思伯鸾，歌峤怀子晋。”[127]
在孙中山、黄兴这边，“二次革命”失败后，两人之间矛盾加剧。孙中山反思“二次革命”失败之原因在于黄兴等同志不服从其指示、党内步调不一，所以他连续致信黄兴提出要求：“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孙中山是指发起“三次革命”——引者注），限以两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128] 3天后，孙再次致信黄要其“静养两年”暂时退休，“俾弟一试吾法”。[129]黄兴虽然不赞成孙中山的主张，但为维护团结和大局，不得已从日本出走美国。[130]在此过程中，他也反思此前自己及革命党在民初的作为，总结革命党在民初的不成熟和乖张导致袁世凯迅速占据主动乃至“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其中有深刻的自我批评检讨之语：“南北统一以后，政柄已集于一隅。吾党遵守宪政常规，诚有所抨弹牵掣。时则国人初习共和，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国中贤达，每来诮让之声。兴等自维前失，敢不引罪？”[131]他这里提及的“贤达”“诮让”，应该就包含本为革命同志的章太炎昔日却站在袁世凯一边对同盟会的批评。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章太炎被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释放后即返回上海。之后他与回国返沪的孙中山、黄兴两人关系大为改善，同时孙、黄也捐弃前嫌，与章太炎一起致力于清算帝制余党、巩固共和民国的事业，3人在上海互动频仍。7月13日，唐绍仪、黄兴发起欢送驻沪议员北上的大会，孙中山、章太炎作陪，均即席发表了演讲。此后，3人同台相聚机会颇多。7月15日、7月23日、7月28日、8月13日，3人多次共同参与政治活动。[132]值得注意的是，8月13日孙中山、黄兴发起的追悼陈其美及“二次革命”以来牺牲的烈士大会，在法租界尚贤堂举行。[133]孙中山因病未到会，黄兴成为主持人，其间章太炎、黄兴、谭人凤、吴稚晖、伍廷芳、黄炎培等都即席发表了演讲，章太炎还撰写了一篇深情纪念“二次革命”以来“死义诸君”的祭文，内中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形势和政局变迁，除大力抨击袁世凯及其余党之外，还有难得的自我检讨：“自南京政府解散，提挈版籍，而致诸大酋终有癸丑之变，祸患绵亘，首尾四岁，以贻诸君子忧系，岂小人偷息之咎？炳麟等亦与有罪焉！”[134]唐文权认为该祭文是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重归于好的一个信征”，[135]的确，这时颇为自责的章太炎不但同孙中山、黄兴消除嫌疑，甚至还原谅了自己向来鄙视的陈其美。由此就可以理解将近9个月后，章太炎会同孙中山、唐绍仪等人一起为1916年5月18日被暗杀的陈其美具名《举殡讣告》，[136]助其迁葬湖州故乡，并亲自为其撰写挽联，[137]希望陈其美地下有知帮助革命党完成对袁世凯北洋旧势力的清算。
1916年10月7日，章太炎出游南洋，31日黄兴因病去世。在第一次治丧会议上，孙中山等人商定请章太炎为黄兴撰写墓碑。[138]此后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同唐绍仪夫人等一起充当了黄兴葬礼会议的“女招待”。[139] 12月19日，章太炎回到上海。[140] 20日他即为黄兴撰写挽联，对之高度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则有斯人。”[141]同日他还撰写了《黄克强遣奠辞》，歌颂黄兴的革命经历和辉煌成就，感叹其突然去世，导致壮志无成。[142] 22日，章太炎同孙中山等多位国民党元老一起署名发表了给黄兴的祭文。[143]应该在同时或稍后，章太炎为黄兴撰写了墓志铭，详细讲述了黄兴的一生行迹与革命事业，特别强调了其在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发起的反袁军事行动，赞扬他“性刚果”，“始以布衣抟和伦党，任天下重，光复之业，自君始力行。用兵不尚诡道，常挺身独进，为士卒先”，“其在民国，功比孙、黎矣”。[144]
通过以上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此时的章太炎不复有昔日那样对孙中山、黄兴的不满与批评，其中对黄兴尤充满尊重和惋惜之情，将其功劳提升到可以和孙中山特别是他异常推崇的黎元洪相提并论的地步，这样一种态度和立场也基本延续到章太炎晚年。如在1926年撰写的《民国五豪赞》[145]中，他仍对黄兴持高度认可态度。
在1928年撰写完成的《自订年谱》中，追述清末的经历之时，章太炎不仅讲述了自己与黄兴交往及孙、黄关系的简单情况，以曲笔带过自己同孙、黄的分歧以及孙、黄之间的分歧，也讲述了黄兴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及其与陶成章的矛盾、同盟会和光复会的矛盾，其中不乏批评责备黄兴、孙中山之意，对其在南京临时政府及“二次革命”时期的一些决策表露了不满。与此同时，仍然自负的章太炎在叙述中也暗示孙、黄领导的革命党之所以不断失败，乃是因其不采纳自己言论，借此塑造了自己一贯正确和有先见之明的形象。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刻意描写了被黎元洪释放回上海后自己对黄兴临终前的观察：“时克强亦自美洲来，闻其声嘶楚，语顿挫，不能为长言。问曰：‘何惫至是？’克强以数患欧[呕]血告。言及国事，嗟叹而已，终不言方略也。”章太炎这里还自谓他1916年底自南洋回国后发现冯国璋已成为副总统且黄兴已经去世，乃感叹“人才日乏，凶暴日长，知大乱之将作也”。接着章太炎重点讲述了“二次革命”期间及之后孙中山和黄兴之间的巨大分歧：“初，孙公好尚与克强异，厌薄军官，而熹少年轻浮与江湖屯聚者，迄为大总统不能悛。二年之变，孙公劝克强急起，克强不从，后亦致败，孙黄同时窜日本。英士等日夜怂恿孙公，杂集同盟会人及新附者为中华革命党，气甚盛，尤排摈克强。克强惭愤，避之美洲……克强归时，余问往候孙公否。克强曰：‘往则遭其詈耳。’及克强卒，其徒亦集同盟会新附者谷钟秀、张耀曾等称政学会……与孙公角。余颇任调和，衅已深，不能合也。”[146]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可知，章太炎如此叙述太过后见之明，为自己辩护的意味明显，不一定符合实际，但从中不难发现撰写《自订年谱》时他对黄兴的评价要明显高于对孙中山的评价，也将二人存在分歧的症结归因于孙。这实际也反映了章太炎除了与孙中山密切合作的个别时期尚肯定其人外，其余绝大多数时间对后者的看法一直不佳。如其昔日自谓：“余向与总统孙公，论政多所不合。”[147]
六、结语
讽刺的是，当年章太炎因为《民报》控制权与孙中山、黄兴和汪精卫等人矛盾激化后，汪精卫就曾批评章太炎为人“好信谗言，往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卤莽与人绝交。前年已与孙君逸仙绝交，后知误会，乃复和好。今复为谗言所中，又为满纸污蔑之言，以精卫、汉民两君与孙君同事，遂辞连及之”。[148]当然喜欢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对此批评完全不以为然，他在辛亥革命后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品评各派人物、月旦天下，对昔日同盟会的同志，特别是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时有“刻酷之论”，反而是对于立宪派旧官僚如张謇，乃至对袁世凯及其手下、黎元洪等人，推崇、表彰不遗余力。如他在1912年底于报上公开发表的一则人物评价中，将民国政界人物分为九等，第一等陈宧“军事家”，第二等张謇“实业家”，第三等熊希龄“实行家”，第五等梁士诒“智略家”，第七等杨度“运动家”，第八等唐绍仪“贾贩家”，而革命党方面，宋教仁被其列为第四等“纵横家”，黄兴为第六等“游侠家”，孙中山则最低，为第九等“理想家”。[149]其中对宋教仁等人的评价与之前可谓大相径庭。当然这种改变其实早在袁世凯初接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已形成，如章太炎其时对唐绍仪内阁诸人的看法：“唐总理买办的政治家，卑无足道；熊希龄局度开朗，惟尚欠精细，须加缜密方善；宋教仁本同盟会好脚色，然于农林事业则既无学识，又无经验，其平素颇以总理自负，此次入政府，其对人言以此为练习总理地步，则宋氏现在之位置可谓为国务员上学习行走也。”[150]
不但如此，随着现实形势的改变，章太炎之后再度自食其言，对昔日高度评价的陈宧、梁士诒、熊希龄、张謇等人又大肆贬低，公之于众后自然会引发舆论对其性格有反复势利、世故圆滑的评价。无怪乎袁世凯死后仍有时论结合章太炎昔日对陈宧、梁士诒等人的评论，重提其被讥讽为“疯子”的旧事。[151]但也有时人为之辩护，认为作为儒者的章太炎，性格中不免有“迂执”“所见偏隘”之处，绝非“圆滑者流”，“虽误趋歧径，日月之食”。[152]
概言之，章太炎在民初前后的论政表现经常为人（起初主要是立宪派，稍后则主要是袁世凯及其身边政客）利用，被作为制约或打击同盟会和革命党的工具，其中固然有书生气和理想主义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他对革命党政治主张及其运作实践的批评，对其滥用媒体实施的人身攻击乃至污蔑的批评，对其部分成员成为政治新贵之后滥用权力牟利的批评，对其掌握的国会因人而异的制度设置和动辄以排拒相向做法的检讨，许多见解其实切中肯綮，也发人深省。当时与章氏关系密切的弟子钱玄同对章太炎民初这些言行的内情颇为了解，并在十年后阅读收录章太炎清末民初政治言论的《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时有回顾：“章师对于政治的意见，其中多悖于进化潮流之论，在不知当时情形者观之，必大不满意，或且诋师为媚袁亦未可知……若习闻师平日之见解言论，又深知当时党中情形，则对于此等偏激之谈，必能曲谅。”[153]揆之本文之前论述，可知钱玄同所言大致为洞悉内情之论。只是章太炎的这些言行除了有助于吸引媒体眼球、有利于袁世凯集权之外，很多时候还成为袁氏对付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工具，且让个性十足的章氏本人成为矛盾焦点和舆论炒作的对象，在政治上与国民党一起陷于被动之中。
抑有进者，在那个风云激荡、有关民主共和的实践初步加以采行的年代，不成熟的共和政治体制与相对幼稚的民主政治实践终抵不过旧势力的权谋机诈和军事优势。加上人心厌乱，孙中山、黄兴等人和同盟会、国民党在民初特别是宋案后至“二次革命”期间制约、抗衡乃至反对袁世凯，防备其“帝制自为”的各种做法，被视作为一党私利、为一己得失故意捣乱，一度沦为媒体和社会各界讨伐、取笑的对象，甚至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国民之公敌”。[154]章太炎对此也有意识：“京师人士，疾首蹙额于革命党，并国民党公正之事而亦非之。”[155]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媒体的评论同当日章太炎的政论一样，看似是基于所谓国利民福发声，以防范国民党一党独大局面的出现，实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袁世凯构建强权统治的支持者，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民初政治走向的宿命所在。
注释：
[1]参见唐文权：《渡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李吉奎：《黄兴章太炎交往述略》，《粤海风》2014年第6期；华强：《章太炎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近代中国》2011年第21辑；苏艳萍：《孙中山与章太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等。而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为讨论章太炎与孙中山、黄兴关系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及史料线索，是本研究得以进行的重要凭借。
[2]黄兴：《复刘揆一书（1907年7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页。
[3]陶成章：《致王若愚、李燮和书（1909年8、9月）》，汤志钧编：《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页。
[4]参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0-505页。
[5]陶成章：《致李燮和、王若愚书（1909年秋）》，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158页。
[6]黄兴：《复孙中山书（1909年11月7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9-10页。
[7]黄兴：《致巴黎新世纪社书（1909年10月16日—12月18日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2页。
[8]参见章太炎：《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1912年1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6-407页。
[9]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49、181-182页。
[10]章太炎：《与友人（1912年9月2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8页。
[11]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0页。章太炎这里的回忆当不准确，此处应系他答复谭人凤等人的问询，而非回应黄兴，详后。
[12]王云五主编，章炳麟撰：《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页。
[13]该电原见《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转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92页。
[14]《欢迎黄大元帅就职》，《申报》1911年12月6日第1张第5版。
[15]《与章炳麟宋教仁致徐绍桢等电（二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92页。
[16]章太炎：《与沪军都督（1911年11月6日或稍后）》，《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04页。
[17]《章太炎宣言》，《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8日，第1页。
[18]章太炎：《宣言九则（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390-391页。
[19]《章太炎宣言》，《神州日报》1911年11月28日，第1页。
[20]该电（《致景耀月于右任章炳麟等电》）原见《民立报》1911年11月30日，转见石芳勤编：《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21]该电原见《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转见石芳勤编：《谭人凤集》，第19页。
[22]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2页。
[23]黄兴：《复汪精卫电（1911年12月9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94页。
[24]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19-220页。
[25]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1月15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86页。
[26]章太炎：《光复会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1912年1月1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黄耀先等点校：《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有关情形还可参见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436页。
[27]孙中山：《致陈其美令严缉刺杀陶成章凶手电（1912年1月15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电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1-42页。
[28]黄兴：《致陈其美电（1912年1月17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03页。
[29]参见《张謇致黄兴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00页。
[30]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2月9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87-88页；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布告》，《大共和日报》1912年3月6日第1版。对章太炎的指责，孙中山曾回信加以解释（《复章太炎述汉冶萍借款由函（1912年2月13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7册《书信（上）》，第273页；《复章炳麟等否认核准汉冶萍公司章约电（1912年3月5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电报》，第102页）。
[31]章太炎：《与庄蕴宽（1912年2月17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61页。
[32]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27页。
[33]该长文原载《大共和日报》1912年2月27日，原报已不可见，转见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钱须弥编：《太炎最近文录》，上海：国学书室，1915年，第28-36页。
[34]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25页。
[35]《唐蔚芝与章太炎》，《民立报》1912年5月19日，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2页。
[36]章太炎：《参议员论（1912年2月）》，《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2页。
[37]章太炎：《否认〈临时约法〉（1912年3月26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9-422页。汤志钧则认为《大共和日报》刊载的该文并非章太炎手笔，但该文中明确说系章太炎口述，“并为删订”，且《大共和日报》的主持者为章太炎，主笔为其弟子汪东，此文视为章太炎之作当无问题（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0页）。
[38]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党通告（1912年3月1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5页。
[39]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7页。
[40]章太炎：《与南京政府（1912年3月26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58页。
[41]孙中山：《复章太炎述伪电函（1912年3月27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7册《书信》上册，第285页。
[42]《新评一》，《新闻报》1912年3月26日第1张第3版。
[43]章太炎：《敬告对待间谍者（1912年2月）》，《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10-411页。
[44]孙中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与森恪谈话（1912年2月3日）》，转见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11册《谈话》上册，第249-252页。
[45]黄兴：《致伍廷芳电（1912年1月18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03页。
[46]黄兴：《致伍廷芳电（1912年2月11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19-120页。
[47]章太炎：《解释优待皇室条件（1912年2月10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册，第409页。
[48]孙中山：《致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嘱调和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电（1912年1月28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9册《电报》，第59-60页。
[49]孙中山：《复蔡元培论内阁用人方针函（1912年1月12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7册《书信》上册，第259页。
[50]孙中山：《致章太炎聘其为枢密顾问函（1912年2月11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7册《书信》上册，第273页。
[51]孙中山：《复章太炎为黄兴辩解函（1912年2月22日）》，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7册《书信》上册，第277-278页。
[52]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2、235-236页。
[53]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9页。
[54]重公：《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耶？》，《天铎报》1912年2月29日第2版。
[55]参见一木：《章太炎驳黄陆军总长电平议》连载文，转见《天铎报》1912年3月10、11、12、13日第1版。
[56]此处引文转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增订本）》，扬州：广陵书社，2022年，第506页。
[57]《本日特电·北京电》《章痴子放枪》《本报特电·北京电》《章太炎之手枪热》《章太炎又闹手枪》，《太平洋报》1912年5月20日，第2页；5月21日，第7页；5月23日，第2页；5月24日，第7页；5月27日，第6页。
[58]戴季陶：《杀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1912年5月20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82页。
[59]以上文章分别收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28-829、880、899、926页。
[60]参见戴季陶：《章炳麟之丑史（1912年5月4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42-844页。
[61]参见戴季陶：《非民声之〈民声报〉（1912年5月2-8日）》《正告〈神州报〉（1912年5月7日）》《告〈民声〉、〈神州〉两报之最后语（1912年5月9日）》《拙哉〈民声报〉（1912年5月10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31-834、847、848-849、852-853页。
[62]戴季陶：《讨袁世凯（1912年4月26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15页。
[63]戴季陶：《正告〈神州报〉（1912年5月7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47页。
[64]戴季陶：《哀章炳麟（1912年5月2日）》，桑兵等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第828-829页。
[65]《章太炎致报界俱进会书》，《神州日报》1912年6月2日，第1页。
[66]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4页。
[67]章太炎：《致江西统一党支部（1912年6月3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05页。
[68]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8月2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4页。
[69]两则引文分别见《与汤国梨（1913年10月17日、1915年4月8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下册，第679、710页。
[70]章太炎：《与孙中山（1912年7月17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91-92页。
[71]章太炎等：《与黎元洪（1912年7月下旬）》，《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12页。
[72]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34页。
[73]黄兴：《解职通电（1912年6月1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29-230页。
[74]章太炎：《与袁世凯（1912年6月）》，《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66-567页。
[75]章太炎：《致江西统一党支部（1912年6月30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04页。
[76]章太炎：《与伯中（1912年8月12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13-614页。
[77]有关情况参见高翔宇：《孙中山北上晤袁与民初政局》，《历史教学》2018年第18期。
[78]有关情况参见高翔宇：《黄兴进京与民元政治格局的演进》，《东岳论丛》2020年第3期。
[79]章太炎：《在孙中山约请北京议员茶话会上之演讲（1912年9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8页。
[80]章太炎：《与共和党诸君子》，该信原载1912年9月19日《大共和日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6-627页。
[81]《章太炎再骂黄克强》，《申报》1912年9月25日第3版。该信又见章太炎：《与友人（1912年9月29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8-629页。
[82]《章太炎骂人第二书》，《时报》1912年9月27日，第3页；《章太炎答友人书》，《神州日报》1912年9月29日，第6页；等等。
[83]快：《诛民贼章太炎一》，《民主报》1912年9月19日，第10页。
[84]花铃：《诛民贼章太炎二》，《民主报》1912年9月19日，第10页。
[85]快：《讨民贼章太炎三》，《民主报》1912年9月20日，第2页。
[86]转见颂民：《斥章太炎》，《太平洋报》1912年9月20日，第2页。
[87]一雁：《冤哉章疯子》，《民权报》1913年3月1日第9版。
[88]章太炎：《在北京根本改革团成立大会上之演讲（1912年11月25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第180页。
[89]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4月9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14页。
[90]《章太炎宣言》，《大共和日报》1913年3月18日第1版；《章太炎之宣言》，《新闻报》1913年3月29日第1张第3版；《章太炎宣言》，《时报》1913年3月25日，第2页。
[91]章太炎：《与王揖唐（1912年12月23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33页。
[92]章太炎：《与冯自由（1913年4月26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52页。
[93]章太炎：《与汪德渊（1913年3月24日）》《与〈大共和日报〉（1913年3月25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47、648页。
[94]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4月9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15页。
[95]《章太炎之大演说》，《盛京时报》1913年5月3日，第3页；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之演说（1913年4月17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第187-188页。惟此处所列日期为误，当为4月23日，即阴历三月十七日，非4月17日。
[96]《章太炎之大演说》，《盛京时报》1913年5月3日，第3页。
[97]《孙黄悔悟之陈述》，《时事新报》1913年5月24日第2张第1版；《黄鹤楼群英大会》，《时事新报》1913年5月25日第2张第1版。
[98]章太炎：《与袁世凯（1913年4月底或5月初）》，《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575页。章太炎此信后曾引发时人赞誉，“即明请诛四凶之电，直言仗义，震慑群妖，圆滑者庸足语此？”（寿朋：《章太炎与袁慰廷》，《国民杂志》第3期，1913年6月，第4页）
[99]血儿：《愿为太炎进一解》，《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0页。
[100]《章太炎之宣言》，《时报》1913年5月25日，第4页。该宣言也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0页），文字略有出入。
[101]钝根：《章太炎宜为蝙蝠党领袖》，《申报》1913年5月22日第13版。
[102]《章太炎之宣言》，《时报》1913年5月25日，第4页。同日《申报》《新闻报》《神州日报》等上海各报都刊载了此宣言。《时报》则详细刊载了各方对章太炎立场的利用，以及章太炎不断辟谣的情况（《章太炎不禁拉扯》，《时报》1913年5月28日，第4页）。
[103]《授章炳麟勋位令（1913年5月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1页。
[104]《章太炎勋位之所由来》，《时报》1913年5月28日，第4页。
[105]《最近之章太炎》，《新闻报》1913年6月6日第1张第3版；《章太炎昨日举行授勋式》，《时报》1913年6月6日，第3页。
[106]《专电》，《时事新报》1913年6月4日第1张第2版。
[107]《新评一·三不服》，《新闻报》1913年6月6日第1张第3版。
[108]《章太炎受勋余谈》，《盛京时报》1913年6月8日，第3页。
[109]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茶话会上之演说（1913年6月8日）》，《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册，第191页。
[110]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6月13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16页。
[111]以上均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2页。
[112]《章太炎之宣言》，《神州日报》1913年6月8日，第3页。
[113]《章太炎宣言之意见》，《新闻报》1913年7月17日第1张第3版。此宣言刊载于《民立报》等报上，也被收入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4-255页。
[114]章太炎：《致黎元洪电》，《民立报》1913年7月17日，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5页。
[115]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7月26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0页。
[116]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8月3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1-622页。
[117]章太炎：《驳汤化龙致黄兴电（1913年7月29日后、8月13日前）》，《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66页。
[118]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8月3日、14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1-622、623页。
[119]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8月5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22页。
[120]《章太炎上书于袁总统》，《时报》1913年8月19日，第2页。
[121]《章太炎居京》，《时事新报》1913年8月21日第1张第2版。
[122]希真：《文豪之笔墨债》，《时事新报》1913年8月22日第1张第2版。
[123]《章太炎潦倒京华》，《时事新报》1913年8月25日第2张第2版。
[124]阿严：《呜呼，英雄之末路》，《时报》1913年8月19日，第2页。
[125]萍：《杂评二·章太炎》，《申报》1913年8月24日第6版。
[126]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8页。
[127]以上均转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128]《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5月29日）》，转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59页。
[129]《孙中山复黄兴书（1914年6月3日）》，转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60页。
[130]黄兴：《复孙中山书（1914年6月1日或2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57-358页。
[131]黄兴：《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397页。
[13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309-311页。
[133]《陈英士先生暨各烈士追悼会预志》，《民国日报》1916年7月31日第3张第10版；《追悼会尚须改期》，《民国日报》1916年8月1日第3张第10版；《陈英士及殉难烈士追悼会》，《神州日报》1916年8月14日第5、6版；《陈英士先生追悼会纪事》，《盛京时报》1916年8月20日第2版。
[134]《章太炎等告癸丑以来死义诸君文》，《盛京时报》1916年8月22日第2版。
[135]唐文权：《渡尽劫波兄弟在——黄兴与章太炎》，《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
[136]章太炎等：《为陈其美举殡讣告（1917年5月1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册，第554页。
[137]章太炎等：《挽陈其美联（1917年5月）》，《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册，第555页。
[138]《同声一哭黄先生（七）》，《民国日报》1916年11月8日第3张第10版。
[139]《黄先生葬礼会议记》，《时事新报》1916年12月7日第3张第3版；《黄先生葬礼会议记》，《民国日报》1916年12月7日第3张第10版。
[140]《章太炎先生今日返沪》，《神州日报》1916年12月19日，第5页。
[141]章太炎：《挽黄兴联（1916年12月20日）》，《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册，第544页。
[142]章太炎：《黄克强遣奠辞》，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徐复点校：《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4页。
[143]《孙中山、唐少川、岑云阶、章太炎、李协和、柏烈武、谭石屏、陈竞存、胡展堂等祭文》，《民国日报》1916年12月23日第3张第10版。该文又见《时事新报》1916年12月23日第3张第2版。
[144]章太炎：《勋一位前陆军部总长黄君墓志铭》，《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528页。
[145]章太炎：《民国五豪赞》，《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第411-412页。唯印刷时将此篇误作《民国五更赞》。
[146]王云五主编，章炳麟撰：《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第27、28-29页。
[147]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册，第503页。
[148]汪精卫：《本报谨白（1910年2月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上册，第181-182页。
[149]《章太炎著民国人物月旦表》，《时报》1912年12月16日，第2页；《再志章太炎之月旦人物表》，《盛京时报》1912年12月21日第3版。
[150]《章太炎月旦国务员》，《申报》1912年5月4日第2版。
[151]仲斌：《政潮中之国史馆》，《时报》1917年1月1日，第2页。
[152]寿朋：《章太炎与袁慰廷》，《国民杂志》第3期，1913年6月，第4页。
[153]钱玄同1922年1月2日日记，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4页。
[154]闇：《国民之公敌》，《时事新报》1913年5月8日第1张第2版。
[155]章太炎：《与伯中（1913年4月9日）》，《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第614页。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学术研究》2026年第9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篇幅原因有所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