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探讨“亚太共赢新空间”,就不仅要看一国或一体,更要看全球,尤其要看环太平洋亚太区域这21个主要经济体组成的APEC组织。
个人认为,拓展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有三大“新空间”。
第一个“新空间”,是创新、拓展居民消费大市场。
实现共赢,市场空间是中国的巨大“资源”。中国不仅应扩大出口,还应扩大进口。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达到39.92%,但横向看,低于同期全球居民消费率平均数56%~57%的水平,更明显低于同期高收入国家58.7%的居民消费率水平,也低于大体同期(2023年)中等收入国家52%居民消费率的水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如果我国今后十年内居民消费率能提高5个百分点甚至更多,那总体局面就会大为不同。
以2024年我国GDP总量为基准情景计算:居民消费率提升5个百分点,新增居民消费约6.3万亿元;提升10个百分点,新增消费可达12.6万亿元。这一增量形成的新格局,有助于形成与供应链互补的亚太新需求链。
——从市场效应的角度分析,可视为亚太合作可依托的中国新市场底盘。内需扩容之后,中国将同步成长为亚太重量级终端买方:吸纳北美、东盟、澳新等经济体的农产品、资源品、特色商品,同时扩大对亚太文旅、数字、专业服务的进口,进而推动供应链、需求链双向嵌套。
——从结构效应的角度看,创新、拓展居民消费大市场,对寻求再平衡也具有现实意义。提振中国国内居民消费,首要目标是改善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贸易顺差温和收敛是结构性伴生结果。这种依靠内需消化本土产出的调整属于内生调节,不压制出口,波动更小、可持续性更强,有利于缓和APEC框架下的经贸博弈。“亚太终端大市场”需要亚太21个经济体“共同培育、共创共享”。中国内需扩容不只是单向释放红利,而是率先垂范,旨在推动亚太走向更加均衡包容的多向合作新模式。
第二个“新空间”,是共同发展以“数智化”为重点的新质生产力,助力新型供应链与新型需求链更好适配。
202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推进“五个创新”,即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这可作为中国参与亚太经济的合作基调之一。
应着力推进亚太在“数智化”(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务实合作。这一合作绝不能理解为单向的技术输出,而是同时一起“改造亚太供给链+培育亚太区域需求链”,从三个方面起步,逐步完善。
一是基础互通互用,共建跨境算力、数字基础设施,打通跨境数字服务通道。例如,推进跨境海缆、跨境算力节点协同布局,打造跨区域算力调度体系;依托海南自贸港等开放试点,建设面向东南亚的云服务、算力服务枢纽等。
二是产业互通互补,依托亚太梯度优势分工,落地本地化AI场景。例如,可联动各方开发亚太相关地区的垂直行业模型,如海洋、渔业、旅游、热带农业,在大模型基础上,帮助建设东南亚小语种本地化模型,以提升亚太AI体系效率。
三是规则互通互认,共同参与APEC人工智能相关标准的制定。例如,推进数字贸易制度对接,探索可控的数据跨境流动,缓解各国监管尺度不一带来的制度壁垒。但同时还应立足各国不同发展阶段,并考虑民族AI伦理、算法监管等因素,采纳“包容性改革”方略。
此外,应面向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开展数字人才联合培养,推广低成本普惠型数智工具等,从而创造新型数字需求。
第三个“新空间”,是促进“要素”的国际市场化流动。
首先,亚太经济体梯度差最大、要素禀赋互补性最强,当前合作长期停留在商品和成品跨境贸易层面,资本、技术、人才、数据、算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境配置,严重滞后于货物流通。单纯靠商品供应链、货物贸易,分工只能停留在加工组装浅层,难以形成深度价值循环。
全球产业链重构之下,亚太原有货物贸易红利有收窄可能,商品供应链容易受地缘扰动、贸易壁垒冲击。只有推动要素跨区域重组,才能从“商品短期交换”走向长期稳定的要素能力共建,夯实亚太合作底盘。
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新型要素,包括数据、AI算力、知识产权,正在成为增长核心。亚太应抓住前面所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合作机遇,前提就是打破要素跨境壁垒,否则数智合作只能停留在项目单点合作,难以形成区域新的产业生态。要素流动一方面优化亚太供给侧,另一方面激活区域内各类主体收入、培育内需,打通供给链与需求链双向循环。
其次,要素国际化流动,是从单一要素单独交易,升级为多要素组合联动配置,如把资本、技术、知识产权、人才、算力等打包协同落地;从过去只做交易撮合,升级为覆盖产权确定、产权流转、收益分配、风险处置等全链条制度安排;从以传统要素为主,升级纳入数据、算力、AI模型等新型要素;从依托单一属地平台,升级为跨经济体规则协同,追求APEC成员之间资质、产权、监管底线互认。
传统交易中心好比是“一个交易集市”,而要素国际化流动则是一套跨区域、可循环的要素配置生态。考虑到各经济体产权制度差异与各自监管尺度,契合APEC协商特点,建议采取总体渐进式方略。
一是分类试点、先易后难。把产业资本、专业人才、技术专利等传统要素和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分开设置路径;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自贸港、跨境合作区等试验载体,其中,中国海南自贸港可作为先行地。二是走“互认清单”路线,不强求所有经济体一套制度,可优先形成“底线标准互认清单”。三是重在搭建协同服务网络,切实推进亚太专业资质互认、知识产权跨境互保、算力调度联盟等公共基础设施,不一定新建大量交易所。四是建立分级风险缓冲机制,区分不同风险等级要素,设置差异化开放安排,在开放活力和安全底线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构建好亚太区域内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链条”,实现全要素在亚太区域内的流动,就可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从而使发展红利惠及各方。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由作者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高水平开放的中国和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论坛上的发言扩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