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江 郭炯: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观重塑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8 次 更新时间:2026-11-19 00:28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学校观  

● 郝建江   郭炯  

郝建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郭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智能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

当下基础教育的学校形态与运行制度,多是工业革命时代的衍生产物,学校作为“工厂”的隐喻,在组织形式、教学模式、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等方面,推崇统一规格、效率至上与标准化要求。202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打造包括“未来学校”在内的虚实融合的未来教育空间。基于政策导向,可以看到人工智能(AI)时代的学校教育已不再是技术工具的零星嵌入,而是学校的教育理念、组织形态、教学实践等的系统性变革与重构。基础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环节,在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应该秉持怎样的学校观,并以此推动学校建设,是当前学校教育亟须回应的重大时代命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时代变迁的宏观视野重新审视学校发展,关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从“外在工具”升格为“类主体”后对知识生产、认知过程与社会交往等的作用机制,及所引发的对学校观的结构性与颠覆性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适配社会发展更新学校观,以更好地满足时代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需要从本质层面重新审视学校的目标定位、组织形式、内部要素及其运行逻辑,以期为未来基础教育学校的升级转型提供理论指引。

从哲学视角来看,以往学校观多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人类是世界的中心、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人的独立主体等观点,在学校教育中关注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侧重于人类权威、人类理性知识的固化以及固定封闭的人类活动空间,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相应的教育理念、制度、组织方式等。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学校观思考,需要突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关注以下方面的深层次变革:一是技术作为类主体对人类主体的去中心化影响,关注从师生结构到师生机结构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机多元主体互动;二是技术从“工具”到“具身”的转变,技术对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促变,关注学习者认知学习过程中人机协同的具身实践;三是从宏观视角来看,教育活动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人-机-环境-数据”的动态网络中生成的,强调多元互动中的“涌现”。

一、学校观的内涵与历史沿革

学校观是关于学校本质、功能、价值及运行方式的基本理念体系,具有指引、决定学校建设与运行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的作用,其发展制约着学校内空间、课程、教学、评价、治理等要素的形态与开展方式。随着时代发展、技术变革、教育理念等的不断演化,学校观也呈现持续发展的趋势。回顾过去,学校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阶段,其核心要素的变迁见表。究其原因,学校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始终与社会变革同频共振,承载每个时代下的社会和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与内容。在教育主体方面,社会发展为大众化、全员化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并进一步关注主体的个性化发展,受教育权从“机会的公平享有”走向“优质教育的普遍诉求”;在教育环境方面,从早期基于社会的教育雏形浮现,到后续教育组织运行成熟之后的独立存在,再到技术赋能下的按需选择的有边界的家校社互联,以及技术发展所创造的服务教育活动的虚实融合空间;在教育形态方面,时代演进下教育形态越趋成熟,并随着技术发展为多样化教育活动的开展与衔接提供可能,学校走向开放、共生、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型育人场域;在教育目标上,学校发展需对标不同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并兼顾人的全面发展。

 

二、人工智能时代学校观重塑的内在逻辑

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人们对学校的认知理念持续迭代,其背后的驱动力既有社会形态的转型变迁,也有教育内部要素理论的丰富与升维。从人工智能的时代语境来看,时代发展对学校人才培养提出全新诉求,社会生产力的质变及其在教育生产力中的映射,共同推动学校教育的智能化跃升,原有体系制度的约束成为学校观重塑的内部动因。

(一)社会转型引发学校教育目标定位升级

社会转型涵盖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与价值体系等的系统性变迁,学校职能定位需要适配社会发展,以回应社会变革的深层诉求。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转型,主要体现为社会生产结构与生产关系的深度再造——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力量推动社会职业走向人机共生、人机协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基础。基于社会转型发展,需对学校教育目标定位进行明确厘定,以应对学校教育的“延迟效应”与社会“加速变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知识价值标准的跃迁,社会发展引发对知识价值的重新判断,社会所需人才的技能结构与能力标准持续提升,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需要重新审视,对学校“教什么”“教的出口是什么”等问题需要重新回答。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要求学校培养具备全球胜任力、创新创造、技术技能与人际协作等核心素养的未来人才,基础教育学校目标必须实现跨越式升级。另一方面,知识更新迭代呈现加速态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技术以“类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知识生产,且知识的生成与知识传播呈现一体化范式。基础教育以教材为主要载体的知识承载方式,存在更新迟滞、迭代缓慢等现实困境。在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生态中,知识不再是需要被“传授”的静态客体,而是在人机协同互动中动态建构的意义产物。因此,学校观的目标定位需要从传统的“知识传递”与“选拔分流”等功能,升级为培养“终身学习者”和“自主行动者”“人机协同者”,聚焦学习者核心素养的培育,关注未来技术不可替代的能力维度。学校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而应成为资源整合者、服务提供者与价值引领者。这一目标定位的转换意味着,学校教育的价值重心从“教什么”转向“何以发展人”,从“知识的占有”转向“意义的建构”。

(二)社会生产力跃迁带动教育生产力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中的深度融合应用,催生社会生产力的质变性跃迁,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力正经历从“算力辅助”向“智能自为”的转变,生产要素的智能化重组与劳动过程的算法化再造,其内在是生产逻辑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经验归纳转向人机协同生成。社会生产力的跃迁驱动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升级,引发教育生产力的深层变革。基础教育学校观变革并非简单回应技术工具的表面引入,而是人工智能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教育内在逻辑的深刻重构。原有的“师-生”二元结构教育主客体关系转向“师-机-生”三元互动,智能体等类人主体的介入使得大规模个性化教育从理想走向现实。技术不再仅仅是辅助教学的“手段”,而是作为教育活动的“结构性要素”深度嵌入教育过程的每个环节。因此,教育生产力的变革需将人工智能作为生产力要素深度融入教育过程,承接并转化人工智能所释放的社会生产力势能,推动基础教育实现真正质变。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超越以往将人工智能视为“教学辅助工具”的狭隘理解,将其提升为教育生产力系统的有机组成,在教育生态的深层次转型中释放其变革潜能。

(三)原有学校教育制度的结构性制约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发展呈现出人口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加速及区域流动加剧等结构性特征,要求学校教育主动回应人口变动带来的现实挑战,重新审视资源配置、班级规模与功能定位的制度安排。当前基础教育学校制度多以工业时代下夸美纽斯所提出的班级授课制为主展开,以年龄为依据进行实体班级划分,以学科体系划分开展分科教育活动,以统一进度节奏开展教学安排,以标准化评价为判断进行出口分流,忽视学习者个性化发展特征、差异化教学需求,难以培养其跨学科素养、创新思维等高阶能力,制约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才培养。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下基础教育学校制度需突破以往惯式束缚,深度理解并释放技术对教育教学的深度赋能作用。高阶教育目标的达成诉求与技术赋能作用的升级,使得学校发展呈现虚实融合、人机协同、泛在互联的组织特征,弹性学制、扁平化治理与数据驱动决策成为组织迭代的核心方向。从学习者发展逻辑来看,技术有效弥合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鸿沟,使课堂、家庭与社区空间通过智能平台无缝衔接,形成连续性、个性化的“全时空”育人生态。学习者与技术的关系从“工具使用”走向“深度交互共生”,技术成为学习者认知建构的内在要素。此外,随着学习科学、认知科学等对人学习内在机理的深入研究,具身学习、人机认知协同等教育理论的持续演进,也促使学校教育重新思考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方式,学校教育需要超越工业社会的封闭制度框架,以分布式、灵活多样的组织形态替代标准化的年级与课时制度。在此基础上,围绕学习者的个性发展需求,构建跨界融合的学习网络与多主体共治的教育生态,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培养诉求。

三、人工智能时代学校观重塑的实践路径

基于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理念、教育模式、学习内容等方面的系统性影响,学校观重塑需要从空间、课程、教学、评价与治理等学校构成要素进行理论重构与实践创新。

(一)空间观:泛在互联、虚实融合与智能适配

传统学校空间观将教室视为静态封闭的知识传递容器,物理空间的隔离性与固定性构成了学校运行的物质基础。从后人类主义视角看,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瓦解这一根基:智能算法赋予空间感知、响应与重组能力,虚实边界消融,个性化需求倒逼空间从“固定供给”转向“动态适配”。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校空间的重塑从以往“要素改进”走向“生态重构”,其实践路径体现为以下维度。第一,聚焦认知需求,建设高沉浸学习空间。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与智能感知技术,实时追踪学习者的注意力、情绪状态与理解程度,构建认知适配的沉浸环境,内置认知支持与协作支持机制,主动感知学习者的认知状态并作出动态响应,催化深度学习的发生。第二,构建跨时空深度互联空间,打造时时处处的泛在学习空间。打破教室、学校围墙,实现校校、校企、家校等多元场景的无缝衔接,形成多节点联动的泛在化教育生态。利用移动终端、边缘计算等技术,将校园角落及校外社区转化为潜在学习空间。学习空间从“课时”预约走向基于学习者需求的个性适配,使学校空间从“学习发生的场所”升华为“学习持续生成的情境”。第三,强化动态学习空间的融通。摒弃固定教室的线性安排,建立可弹性组合的空间序列。借助智能技术,依据课程目标、小组规模与活动类型等自动优化配置空间,并确保各空间之间活动流与数据流的连续保持,实现从“空间隔离”到“空间衔接”的范式转换。

(二)课程观:动态、个性化的跨学科建构

课程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开展的核心载体,现有类目的划分主要依据学科知识体系进行分解,并通过跨学科、综合实践类课程进行交叉补充。后人类主义认为知识并非人类心智对外部世界的静态表征,而是在人与技术、环境的互动中不断涌现的。聚焦人工智能时代下技术不可替代的核心素养培养,课程属性定位需要从“知识传递”的载体转向“智能增强”与“认知生成”的载体,从以往学科知识体系走向跨学科融合的个性化、生成式课程体系。在课程目标维度,需进一步聚焦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人机协作等“不可替代性素养”,关注真实情境、问题解决与能力生成,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置于课程设计的核心位置;在课程内容维度,需关注人工智能与各个学科内容的深度融合,以应对技术发展对教育目标升级与知识迭代加速的挑战。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发展跨学科课程,推进数字教材、智慧课程、智能资源建设,实现内容的自适应推送,构建弹性、开放的课程内容体系;在课程实施上,引入生成式课程设计理念,使教师与人工智能协作生成情境化学习任务,课程实施从预设执行走向人机协同的个性化路径。

(三)教学观:“师-生-机”三元深度协同交互

技术作为独立教育要素介入教育教学活动,其与教师、学生等主体的深度互动,构建形成“师-生-机”三元协同的教学新结构。从后人类主义来看,技术消解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作为绝对认知主体的地位,学习者认知是分布式地存在于教师、学生与技术之间的。学校教学观的变革,其实质是教学理念、师生关系与教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向。从教师层面来看,以往教师作为知识的权威传递者占据主导地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知识垄断格局,知识的生产、组织与传播方式发生转变,教学从“知识传授”转向“知识建构”“意义生成”,教师角色从“知识拥有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与引导者”。教师需要重新界定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情感关怀、创新探索、价值引领与道德示范等维度。教学实践应当充分挖掘人机协同的教育潜能,在保持教育温度的同时提升教学效能。技术承担数据化、重复性认知劳动,教师聚焦高阶思维激发、情感联结与价值引导的育人工作,开展人机协作教学,使机器成为认知协作者而非替代者。在具体教学实施方面,需注重项目式、跨学科等的设计与落地,借助人工智能整合多源知识图谱、能力图谱与问题图谱等,依托教育资源与教学活动中嵌入的人机协同机制,灵活发挥教师、智能技术与同伴学习的多维支持作用,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批判性思维、协作能力与人机协同解决问题的核心素养。

(四)评价观:基于数据与证据的多元评价

基础教育学校评价观长期囿于结果导向的静态范式,难以捕捉教育过程中学习者发展特征与个体差异化的成长轨迹。基于后人类主义所关注的“人机共生”,以及“人-机-环境-数据”的多元互动,为评价创新开展提供可能。一方面,基于人机教学互动与学习行为的持续动态追踪为过程性评价提供支撑,生成性评价基于学习者在问题解决与项目学习中的知识创造与意义建构过程分析,为学习者知识联结、能力活动、思维转变等提供生成性评价。在评价参照标准方面,聚焦以学习者自身进步幅度为核心标尺的增值性评价,衡量教育对个体成长的净贡献。评价证据也由单一的结果性作品向人机交互过程中的问题提出、方案生成、内容修订、证据选择与反思调节等多维行为证据延伸,在厘清机器支持与学习者真实能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刻画学习者的能力发展状态。在评价实施开展中,借助智能感知设备与学习分析技术,实现全流程、多模态数据自动采集、证据捕捉与智能分析,建构学习者成长的微观发生图谱与深度画像。同时,教师应开展人机协同的意义诠释与调整决策,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实现从“数据驱动”到“智慧决策”的有效转化,重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评价生态,使评价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五)治理观:弹性服务与人机协同决策

后人类主义的“扁平本体论”打破了人类与非人、组织与个体之间的等级。治理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是由不同行动者动态协商形成的网络化决策。学校治理观须突破传统科层制的制度桎梏,充分发挥技术的深度赋能作用,并重构制度以释放教育创新探索的活力。首先,基于学习者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与路径,打破固化学段与学制边界的制度基石,推行弹性学制,通过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与学分互认机制,允许学生根据个体认知节奏与兴趣特长自主选择学习路径,实现跨年级、跨学科的流动式学习,消解“一刀切”教育模式带来的时空壁垒。其次,学校应构建数据驱动的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全域感知的数据中枢,对教、学、管、评等全链条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关联分析,将模糊的经验判断转化为精准的循证决策,实现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的范式转型。学校需要重新厘定不同主体在智能治理中的权责关系,使数据采集、算法分析与机器决策形成与教育责任相匹配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应通过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打通不同业务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分散的数据资源转化为支持学校整体运行的治理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明确算法介入教育决策的适用范围与权限边界,强化教师、管理者等主体对算法结果的解释、审视与校正,避免以技术判断替代教育判断。在此基础上,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化治理生态,将人工智能作为治理主体的有机延伸。通过智能代理处理常规性行政事务,让教师从重复性事务中解脱,投入到育人核心工作中,同时利用智能算法辅助教师进行学情诊断与个性化教学干预,形成“人类智慧+机器智能”的协同治理格局,构建开放、动态、精准、协同共生的基础教育学校治理体系。

四、人工智能时代学校观重塑的未来图景

基于学校观所涉及的空间、课程、教学、评价、治理等要素变革,人工智能时代学校观落地宜采取渐进式推进策略,可先以体制机制优化为突破口,释放制度空间支持学校变革,继而伴随智能环境、创新资源等的引入与应用,探索构建学校变革形态,当理念制度与实践应用趋于成熟之际,逐步形成新的学校价值与文化。由此,人工智能时代学校观重塑的未来图景包括短期内呈现为具有改革弹性的教育制度形态,中期聚焦于技术深度融合背景下基础设施、空间与资源等要素变革应用的未来学习中心形态,远期则着眼于以人机主体关系、文化与社会性联结为核心的人机协同学习社区形态。

(一)短期:弹性教育

弹性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体制机制的可改革性,突破传统学校标准化、统一化的刚性约束,为后续技术深度融合与生态重构释放制度空间。弹性教育制度形态强调教育目标、内容、过程与评价的动态适应性,主张打破固定时空、僵化课程及单一评价的束缚,构建灵活响应个体差异与社会变迁的教育生态系统。具体而言:一是弹性的学习目标,从个体角度强调培养目标的适切性,尊重学生先天禀赋、兴趣特长与发展差异,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目标,实现潜能范围内的最优发展;二是弹性的学习内容,课程设置趋向模块化与可配置,学生可根据兴趣与能力自主组合选择学习内容,形成“菜单式”的课程选择与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三是弹性的学习组织,突破班级授课制,构建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联通的泛在学习,推行弹性学制,打破统一入学年龄与修业年限的刚性限制,允许学生依据学习能力与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学习节奏,支持跳级、留级、分段完成学业等多种弹性选择,实现自定步调、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学习;四是弹性的学习评价,弱化对固定场所出勤、时间投入等形式的刻板要求,转向目标达成导向的多元评价范式。关注基于学习者自身的纵向成长轨迹与进步幅度,采用多元主体、多维方式的发展性评价体系,重视创造力、思维品质、适应力与元认知能力的培育。

(二)中期:未来学习中心

未来学习中心是在制度弹性初步释放的制度空间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实现教育基础设施、空间与资源的系统性重构。以学习者为中心,借助技术赋能构建虚实融合、泛在可及、个性适配的新型学习场域,突破传统学校的时间线性与空间局限,实现技术赋能下教育本质的回归,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其终极目标并非替代传统学校,而是在数智化语境中重构教育的内在逻辑。未来学习中心可实现多模态学习资源的智能生成、实时智能辅导服务的精准提供与虚拟交互空间的灵活搭建,从而打破传统教育空间的物理壁垒,营造开放流动的学习环境。学习不再局限于固定课程与统一进度,而是基于学习者画像与智能算法,动态生成定制化的学习路径。基于智能技术的动态知识追踪、认知诊断、自适应推荐等作用,精准识别学习者的知识盲区,形成“教学评”一体化的闭环。学习者可依据兴趣特长、认知基础与发展目标,围绕真实问题、跨学科主题与复杂任务形成灵活的学习组合,教师、同伴与智能体则根据任务推进和个体需求提供差异化支持。与之相适应,课程资源、学习空间与指导力量不再按照固定班级和统一进度进行配置,而是围绕具体学习活动进行动态聚合与按需调用,使学生能够在不同学习场景、不同学习伙伴与不同支持主体之间持续转换。未来学习中心由此不再只是技术设施高度集成的学习场所,而成为以学习需求为中心重新配置教育资源与组织学习活动的新型学校形态。

(三)远期:人机协同学习社区

人机协同学习社区的核心价值在于超越制度弹性与技术赋能的工具理性逻辑,将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提升为与人类学习者平等协作、共同创造的教育主体,并以此为基础重塑学校的社会文化属性,构建基于信任、互惠与共同体意识的共生型学习生态。在这一远期形态图景中,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具有“准主体”地位的协作者、对话者与共创者,人机之间形成双向建构、相互成就的关系:学习者通过与AI的持续对话与协作,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与思维深度;AI则在与人交互的过程中,持续优化对个体需求、情感状态与文化偏好的理解,从而形成动态演进的人机共生。人机协同学习社区以文化与社会性联结为核心纽带,超越物理空间的聚合与技术平台的联通,构建一种基于共同探究、互信倾听与深度协作的社会性网络。包括人类学习者、教师与智能体在内的社区成员通过对话、协商与共创,形成共享的价值观、话语体系与行为规范,逐步沉淀为独特的社区文化。跨地域、跨背景的学习者与智能体围绕共同议题或实践项目自发聚集,形成以学习需求、情感认同等为纽带的“人机学习共同体”。社区成员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复杂任务开展共同探究,在人类经验、机器智能与社会资源的持续交互中完成问题分析、方案生成、实践验证与反思改进,使知识不再以预先规定的内容形态被单向传递,而是在共同实践中持续生成。人工智能则根据学习者的认知基础、活动表现与发展需求提供动态支架,使信息流、知识流、资源流与交互流围绕学习任务重新组织。学习者的学习成为一种具有自发内在动力的行为,构建形成去中心化、自适应且富有情感温度的学习生态。

综上,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学校要基于学校观变革逐步开展从理念到实践、从要素到系统的整体性变革,实现对工业时代教育制度的系统性超越与扬弃。在这一进程中,学校的教育育人本质,以及其作为学习者成长与发展的关键场所的功能不会改变,但实现教育目标的理念、模式、方法、策略等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推进学校观重塑的实践中,必须坚守“以人为本”的教育底色,在技术赋能与教育本质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避免陷入技术至上主义的误区。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智能时代教育规律的认识,在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的双向互动中,推动学校观从理念层面的探讨走向实践层面的落地,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文刊登在《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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