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柏昌 林小红: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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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柏昌   林小红  

钟柏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林小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自适应生成能力,在思维表现上呈现出显著的拟人化特征。随着GAI逐步介入并替代部分人类脑力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正经历从以发展“核心素养”为核心的能力本位,转向强调学习“主体性”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此同时,教学关系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师-生”二元模式,而逐渐演化为“师-生-机”三元模式,甚至出现“生-机”的二元关系。这一变化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GAI是否正在推动教育观的根本性变革?

若从技术乐观主义视角畅想赛博朋克式未来教育,即人技深度融合,人与技术的边界趋于模糊,则容易忽视教育所内在的人文根基与社会属性;若固守传统教育立场,又难以充分解释GAI带来的现实冲击。如何在教育观的“变”与“不变”之间作出科学而审慎的判断,成为亟待回应的理论命题。基于此,本文采用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作为分析框架,围绕哲学核心范畴(即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展开系统讨论,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提供辩证性回应。依循这一分析框架,本文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现代主义教育观视为“正题”,将GAI介入教育后显现的内在矛盾视为“反题”,并在扬弃二者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观,以展开“合题”的理论探索。

一、正题:现代主义教育观的本质

按黑格尔的观点,“本质是已经过去的存在”。但这里的“过去”并非时间意义上的消逝,而是逻辑意义上的“被扬弃”。因此,要理解现代主义教育观的本质,并非回到某种原初的教育形态,而是要在其历史演进中辨析那些经由扬弃而被保留下来、相对稳定的教育基本规定。

(一)本体论:教育是一种主体间的人际活动

从“教育”一词的字形来看,“教”的古字形由表示手持器械施教的“攴(pū)”、表示儿童的“子”和表音的“爻(yáo)”组成,意指“一人手持教具,督促儿童学习”。“育”字的甲骨文则象征妇女分娩之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强调示范与效仿的关系;“育”为“养子使作善也”,注重品德培养的价值旨归。由此可见,“教育”自古便是一种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交互性活动。

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观念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演进。工业社会为满足大规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求,班级授课制强化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师生关系多表现为“以教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单向结构。随着现代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教育日益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交往与开放互动,学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对象,而成为具有能动性的学习主体。有研究者曾言:“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借用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师生关系并非两个孤立个体之间的简单接触,而是双方在共同教育活动中相互关注、相互理解并作出回应的交往关系。这种关系以“意向性”为基础。所谓意向性,是指人的意识和行动总会带着一定的关注、期待或目的,指向某人或某事。例如,教师向学生提问并期待回应,学生理解问题后作出回答,便构成一种基本的意向性互动。据此,现代主义教育观在本体论层面的本质可以概括为教育是一种主体间的人际活动。

(二)认识论:教育是在教育时空与技术时空交织下展开的具身认知过程

人的发展离不开时间的延续,教育活动的展开离不开空间的承载。本文基于时间与空间这两个基本范畴,阐述现代主义教育观所秉持的认识论。

在时间维度,人们常说“教书育人”。在“育人”之前冠以“教书”,说明知识传递离不开“书”这一中介。从竹简帛书到印刷课本,再到数字教材,知识的保存方式不断演进,功能却始终一致,即将前人经验凝结于个体生命之外,使之跨越代际延续。“书”因而不只是知识载体,更是人类对抗遗忘、延展记忆的技术装置。贝尔纳·斯蒂格勒曾提出“第三持存”概念,它特指依托技术而外化的记忆,典型如文字、图像和数字媒介能够将知识保存于个体记忆之外,使其跨越时间得到积累与传承。但外部载体保存的知识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学生的认识,学习的发生依赖于学习者内时间意识的连续展开。胡塞尔将内时间意识分为持存—原印象—前摄三个相互衔接的环节。持存指对刚过去经验的即时留存,原印象指当下经验的直接呈现,前摄指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以音乐课学习“do—re—mi”为例,当学生正在听“re”时,刚刚听到的“do”仍被保留在意识中,构成持存;正在听到的“re”构成原印象;学生则会依据旋律的进行,自然期待下一个音的出现,如“mi”,这便构成前摄。学习者对当下信息的理解,始终包含着对既往内容的保留和对后续内容的预期。因此,个体认识并非单纯接受技术传递的内容,而是在技术时间提供的知识支持与内时间意识的连续组织之间持续生成。

在空间维度,莫里斯·梅洛-庞蒂指出,有身体,才有空间。人的主体意识正是以身体为中介,朝向事物存在并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意味着,人不是脱离身体而认识世界,而是通过观察、倾听、行动和交流等身体活动与周围环境发生联系。认知并非孤立的大脑活动,而是在大脑、身体与环境的协同作用下动态生成。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具身认知的活动。因此,不同的空间设计会塑造身体参与认识的方式,进而影响师生互动和学习效果。以传统教室为例,讲台略高于地面,教师站在上面讲课,形成一种俯瞰全班的高位;学生则面向讲台,按“秧田式”就座。这种空间设计有利于教师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知识讲授,却也使教师更容易与前排学生形成目光交流、提问回应和即时互动,后排学生获得关注与回应的机会则相对有限。与此同时,学生与集中投放演示文稿(PPT)的显示屏、与手中教材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空间距离和身体感知关系:显示屏以面向全班的方式组织学生的共同注意,教材则支持学生个体化的阅读与思考。因此,教育空间并非中性的物理容器,而是通过组织师生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朝向、距离和行动,塑造师生意向性的交互方式,进而影响认识发生。

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教育观中的认识过程并非脱离技术和情境的纯粹心智活动,而是在教育时空与技术时空的交织中逐步展开的具身认知过程,具有动态性、情境性与社会交互性的多重特征。

(三)价值论:教育是一种以发展个体为手段、以服务社会为目标的活动

在农业社会,教育主要面向少数精英群体,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国家治理人才。中国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传统,西方则强调唯有“哲学王”方能成为理想的统治者。进入工业社会后,教育目标发生转变。工业生产对标准化技能人才的需求激增,教育逐渐承担起为社会经济培养劳动力的功能。随着现代社会产业变革加速,学科专业学习与社会技能需求之间的“错位”日益凸显。对此,我国于2016年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强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具体包括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强调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变化的通用能力,而西方社会对教育目标的定位也经历了由具体技能向通用素养的转向。早在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将“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确立为面向未来的四大学习支柱;美国“21世纪技能联盟”则提出以批判性思维、沟通、合作与创造为核心的“4C能力”框架。这些框架虽表述各异,但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要培养个体适应社会变迁、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正在不断替代人类部分操作技能,进而重构劳动力结构;教育则通过调整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概而言之,现代主义教育的价值观体现为以发展个体为手段、以服务社会为目标。

二、反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教育观矛盾

随着GAI日益深度介入教育活动,人与技术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这不仅动摇了教育观的本体论根基,也影响着认识活动的展开方式与价值观取向。

(一)本体论:生成式技术的定位矛盾

在班级授课制中,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师生比例失衡以及教学任务繁重等局限性,教师的教育意向能够指向全体学生,学生却难以获得充分的意向回应,师生交往容易出现“意向性失衡”现象。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曾指出,当师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交互时,人际关系便从“我与你”退化为“我与它”。而GAI能够通过生成内容与用户进行自然流畅的交流,学生将意向指向GAI,GAI亦能对学生的意向作出即时回应,从而实现一种“意向性相对平衡”的交互状态。

然而,当GAI成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时,以师生人际交往为核心的教育本体论便面临新的问题:GAI究竟是工具,还是某种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一方面,GAI的生成与回应能力已超出传统工具的功能范围;另一方面,其运行仍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并不具备人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责任能力,因而不能获得与人相同的主体地位,更无法直接替代教师。GAI的角色定位由此陷入两难:如果将其视为工具型客体,就会低估其生成、交互和回应能力;如果将其视为真正主体,又会模糊人的独特地位,混淆人技关系与师生主体间关系的界限。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本体论需要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准确界定GAI的教育角色,并据此重新认识教师、学生与GAI之间的关系。

(二)认识论:教育时空与技术时空的逻辑矛盾

随着GAI介入认识活动,其独特的时间节律与空间特征,对原有的时空秩序构成挑战。在时间维度,GAI所具备的能动交互能力,使技术不再只是静态保存知识的外部记忆载体,而是能够动态生成内容、即时作出回应并主动参与认知过程的技术,笔者将其形成的持存结构称为“第四持存”。在以书籍、PPT等为代表的“第三持存”条件下,知识主要以相对静态的方式呈现,学生需要自主调动记忆、感知和预期,使“持存—原印象—前摄”的内时间意识三结构得以较为充分地展开。进入“第四持存”,GAI能够即时提供答案,并通过算法推荐持续提示后续内容,削弱“持存”和“前摄”环节,内时间意识逐渐呈现出以当下“原印象”为中心的瞬时化、扁平化倾向。长此以往,学生可能出现认知外包、元认知懒惰和记忆弱化等学习浅表化表现。因此,为保障认识的有效发生,关键在于如何在发挥GAI支持个性化学习作用的同时,维护学生内时间意识的完整性与连续性。

在空间维度,GAI凭借个性化的语言生成能力,构建出一个虚拟语言空间。然而,其生成机制依赖大数据概率模型,缺乏真实的具身体验,输出内容并非必然正确。因此,GAI所生成的语言空间在本质上缺乏教育的意义根基。更为严重的是,学生与GAI所生成语言空间的活动主要被限定于屏幕界面,相应的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亦被收束于其中。其后果是,学生的具身学习体验受到明显限制,交互活动往往停留在“失真的”信息层面,呈现出一种非本真的认知交互。学习者可能误以为自己获得了深度理解,实际上却陷入了“深度错觉”。这一现象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对精神病患者案例的分析高度相似。GAI所构建的语言空间亦如同一个失真世界,可能导致学习者的认知异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曾在《焦虑的一代》中指出,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使“手机式童年”逐渐取代“玩耍式童年”,同时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高度频发。这提示我们,若以虚拟交互取代具身学习,同样可能引发学生的心理问题。因此,虚拟语言空间看似能够支持个性化学习,但其非具身生成的语言空间以及非具身的交互方式,与传统的具身学习空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三)价值论:工具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

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始终承担着服务社会的功能,其工具主义价值取向表现为将人培养为“工具的使用者”,以推动产业升级与社会发展。这隐含着一种底层控制逻辑:教育控制人,人进而控制技术,技术被视作可被支配的工具客体。传统技术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人类劳动,但主要局限于外在的、操作性的技能,个体仍保有以独立思维为核心的主体表现。

若教育固守工具主义取向,将学生培养成GAI的使用者,表面上看似合理,实则可能造成人之存在的深层遮蔽。其原因在于,GAI的能动表现早已超越单纯工具的范畴,开始介入甚至部分承担判断、推理与创造等核心思维活动,而思维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根本特质。当思维这一属于人的独特活动开始被GAI替代时,人如何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又如何与万物共在?因此,如何在“服务社会”的工具主义取向与“让人成为人”的人文主义取向之间维持平衡,成为教育必须直面并加以回应的核心价值难题。

三、合题: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观

在“正题”阶段,技术被视作由人支配的工具,介入教育活动的程度有限,教育主要围绕服务社会发展的功能而运转。GAI凭借动态生成与双向交互能力,对“教育培养人,人使用技术”的传统工具主义逻辑构成了挑战,由此催生出“反题”层面的矛盾。面对这一局面,无论是固守“人控制技术”的传统立场,还是转向“技术主导教育”的激进取向,均难以回应真实教育实践的复杂性。因此,在“合题”阶段,有必要在扬弃既有教育观的基础上,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观。

(一)本体论:教育是一种人与生成式技术共在的复合性活动

在农业社会,师生意向性交互相对平衡,但教育机会有限。工业与信息社会虽实现了教育普及,却呈现出教师单向规训、学生意向性受限的结构性失衡。进入人工智能时代,GAI重构了教育的意向性关系,形成新的均衡状态,使更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成为可能(见图1)。

 

GAI能够通过内容生成和持续对话,与学习者形成面向个体需求的即时交互,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意向性交互状态。然而,GAI的回应本质上是基于算法与数据的理性模拟,并不具备人类意义上的情感维度。因此,GAI可以呈现出“拟主体”的能动表现,却不具备与人同等的主体存在。学生与GAI之间的互动并不构成真正的“我与你”关系,其回应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向性,而是在功能层面表现为一种“拟意向性”,故GAI对学生的意向性在图中以虚线表示。当GAI更多承担知识答疑、练习反馈和个性化学习支持任务时,教师可以减少重复性讲授的负担,将更多精力投入学生的情感关怀、思维发展、价值引导与成长支持。教师的角色并非被GAI替代,而是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进一步转向学生发展的引导者,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我与它”逐步回归并趋近于“我与你”关系。这一关系指向主体间的理解与生成,体现为一种超越工具理性的精神性联结,使教育的人文意涵得以重新凸显。

基于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与GAI的交互主要承载“知识脚手架”和“思维陪练”功能,但并不具备真正的主体间性;而学生与教师的交互得以从传统的“知识单向灌输”中抽离,回归到真实生命间的对话、共情与价值共鸣,使二者成为人机协同下的探究共同体。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在本体论层面可界定为:一种人与生成式技术共在的复合性活动。其中,教师与学生构成不可替代的主体间关系,师生与GAI之间则形成一种“主体-拟主体”的关系。

(二)认识论:教育是一种以具身认知为前提,以抵抗时间加速与破除虚幻空间的过程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观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学生、教师与GAI三元角色的共在结构,教育情境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进而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重塑了教育的认识论基础。GAI的即时反馈可能加快学习节奏,使内时间意识趋于瞬时化和扁平化;其生成的语言虽然流畅完整,却可能存在知识错误与意义悬浮。由于身体寓居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以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存在。对此,具身认知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前提。

第一,身体活动具有不可压缩的时间性,能够为内时间意识的展开和生成内容的现实检验创造条件。实验、制作、调查、操作和实践都必须经历感知、停留、加工与回应,无法像GAI生成答案那样被瞬时完成。这种身体节奏能够在技术的即时反馈中形成必要的时间间隔,使学生得以保持刚刚获得的信息,理解当下内容,并对后续学习形成预期,从而推动“持存—原印象—前摄”三个环节重新衔接。与此同时,具身活动还可以将GAI生成的语言置于可观察、可操作和可验证的现实情境中,帮助学生发现并纠正其中的偏差,避免将表达流畅的答案直接等同于可靠的知识。

第二,身体与真实世界的联系,能够使虚拟语言重新获得意义根基,并使学生掌握学习的方向与节奏。身体并非封闭的信息接收器,而是在与具体的人、事、物和社会情境的交往中形成经验、问题与需要。学生的发问应当源于自身的生活经验、现实困惑和具体任务,而不是由GAI的答案与算法推荐持续牵引。当学生清楚自己为什么提问、正在解决什么问题以及下一步准备做什么时,便能够自主决定何时使用GAI、如何追问以及何时暂停反馈,重新掌握认识活动的主动权。

因此,学生与GAI交互前,应立足自身经验明确问题与目标;在交互过程中,应通过细读、记录和比较延展“持存”;交互之后,则应通过操作、实践与社会交往检验生成内容,并根据检验结果继续追问和行动,生成“前摄”。而教师的任务则是为这一过程创设真实情境、提供实践机会并给予恰当引导,使学生既不被技术速度裹挟,也不被虚拟语言迷惑,从而消解“技术万能”的错觉。若教师能主动驾驭技术,便可依托技术对个性化学习的支持,从而将课堂更多地引向以证据为基础的深度对话,在批判性思维的共创中达至一种不可被算法替代的认知升级。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的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以具身认知为前提的认识生成过程。它与正题阶段的根本区别是具身认知所承担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正题阶段的具身认知主要是认识在真实教育时空中的自然展开方式,身体承担感知、行动、体验和理解世界的功能;合题阶段的具身认知则进一步成为应对生成式技术介入而主动建构的根本前提。身体不仅参与认识发生,还成为调节技术节奏、检验生成内容和维护学生认识主体性的现实尺度。

(三)价值论:教育以工具主义为起点、以存在主义为价值归宿

随着GAI逐步介入乃至部分承担人类的核心思维活动,人的存在独特性面临被弱化的风险。在此背景下,教育有必要回归“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关怀,确立以存在主义为导向的人文立场。而如何平衡工具主义与人文主义,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价值论的关键议题。

教育作为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脱离服务社会发展的基本职能。因此,教育仍应保留其合理的工具主义取向,通过发展高阶思维与高阶技能,使学生具备参与社会生产与公共生活的基本素养,以回应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现实要求。但仅有工具主义不足以回应GAI对人的存在意义带来的挑战。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并非预设本质,而是在具体情境中通过选择与行动不断生成的过程。人不是目的,人永远处于生成之中。让-保罗·萨特指出:“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唯有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人才能成为人,而非沦为物。人的独特性不在于是否具备某种既定能力,而在于能否进行自主选择与责任承担。因此,教育应关注价值教育,通过发展人的情感、意义建构与价值判断能力等非理性部分,使个体在技术环境中仍保持作为“人”的完整性。

由此,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的价值论应以工具主义为起点,以存在主义为价值归宿。教育既要培养学生运用GAI服务社会的能力,也要引导其思考如何与GAI共同生活、如何作出自主选择并承担相应责任。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在服务社会发展的现实责任与守护人的存在价值之间实现辩证统一。

综上,现代主义教育观(正题)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间交互为核心活动,技术作为辅助工具,承担服务于社会发展的现实功能,呈现出一定的工具主义取向。GAI这一高度拟人化技术的出现,使这一倾向进一步凸显,进而将教育问题引向更为根本的存在论追问:人如何区别于GAI而存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观的转变,已不仅是教育形态与技术条件的更新,更体现为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再理解。

GAI重塑了教学互动的组织方式,为较大规模的因材施教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推动教育观发生相应变化。其“变”表现为:教育活动由师生二元交往拓展为师、生、机共同参与;具身认知由认识自然发生的条件上升为校正技术影响的根本前提;教育价值观从以工具主义为导向,转向以工具主义为起点,但以存在主义为价值归宿。其“不变”则在于:师生主体间关系仍是教育的核心,具身认知仍是认识发生的基础,服务社会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仍是教育不可放弃的责任。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观(合题)并非对现代主义教育观(正题)的简单否定,而是在保留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人、技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超越工具主义视角下的技术中介论。其阶段性内涵可概括为:教育是一种人与生成式技术共在的复合性活动,是以具身认知为前提的认识生成过程,并以工具主义为起点、以存在主义为价值归宿。但本文提出的教育观并非终结性的答案,而是回应当前人技矛盾的阶段性“合题”。随着技术演进和教育实践发展,新的矛盾仍将不断出现,教育观也需在保留合理内核、克服既有局限的持续扬弃中不断发展,并始终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根本尺度。

本文刊登在《中国教育学刊》2026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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