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著名经济学家，教授 博士生导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选者。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致力于制度经济学领域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

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来，与“中国东北转型”相关的几件大事超出本人预料：一则，在国内，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特别是 TikTok 和 DeepSeek 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这场科技革命对产业变革的强力推动和对体制改革的无情倒逼，也始料未及。二则，在国外，俄乌冲突已进入第5个年头，至今未见和缓迹象，也超出预期。并且，因俄西进受阻而部分战略东移，已露端倪。至于美国所施“亚太战略”及其“科技战”“贸易战”，更使世界呈现变乱交织的复杂局面。

这些情况，逼迫自己思考国内外新形势下的东北转型新问题，要跟上时代。《中国东北转型新论》是《中国东北转型通论》的续篇。2025年9月22日，作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在由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吉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主办，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承办的2025东北振兴论坛暨第三届东北振兴发展智库论坛上正式发布。本书以“加力振兴论”为核心范畴，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条件下东北加力振兴“力往哪里加”的时代之问。

一、新在见“天光”、接“地气”、立“新本”

（一）见“天光”

把握东北转型方向，首先需立足全球视野与国家大势，看清时代“天光”。

当前在世界经济领域，既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有“逆全球化”的挑战，彼此之间博弈。研究“经济全球化”格局下的中国东北振兴，有两个问题绕不过去：一是，展望未来国际局势之变化，中国与东北亚邻居之间的贸易往来可能会有所增加，但这样一来，跟大洋彼岸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形成“此消彼长 ”之势？二是，随着“陆权时代”到来，东北的地理位置也可能会变得重要起来，而由此牵动五个“流”（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的流动方向，甚至也影响着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对此，东北要及早谋划。

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不仅改变着经济增长格局，而且改变着各种经济结构，使产业结构抑或要素投入结构，甚至所有制结构都将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笔者也注意到，与“科学无国界”和“科学是一个国家的最高人格化”相背离，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种类似“科学柏林墙”式的“科技壁垒”，或称“小院高墙”现象，这是不利于“新技术革命潮流”发展的。 当然，与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的涌动相比，“科技壁垒”只是支流。

人本主义是一种正潮流，但受到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倾向的干扰。笔者深入研究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杂关系，初步理出其中两条线，或称“双重性”：一重是权贵与民粹之间的“互怼性”：权贵怼民粹，民粹怼权贵。另一重是两者之间的“勾兑性”：表现为“权贵操弄民粹，民粹败坏民意”。

在此背景下，拓展东北亚合作机制尤为关键。笔者提出了“经发、人发、环发：东北亚合作‘三发’思路：一是从“经发”方面拓展东北亚合作机制。经济合作是东北亚合作机制的基础。根据地区新情况，除中、日、韩外，应向更多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朝鲜）和更多产业（“硬核”一些，如石油天然气合作等）领域拓展。放眼未来，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以其地缘优势完全能够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并为共建“一带一路”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从“人发”方面拓展东北亚合作机制。下一步建议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自身发展”为宗旨，建立东北亚“六国互保合作”机制。从人的自身发展来看，要突出从“文明”方面拓展东北亚合作机制，提两条建议：第一，挖掘东亚文明中宝贵的“仁爱、正义和诚信”等优秀传统；第二，加强文明的包容性，建立“东北亚文明共同体”。三是从“环发”方面拓展东北亚合作机制。笔者提出“天地人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东北是中国的“绿色屏障”，也是东北亚的“绿色屏障”之一。

中国经济正处在历史性的变动过程中。与新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经济出现了三大趋势：民富型发展趋势、要素型改革趋势、制度型开放趋势，笔者将其概括为“中国经济三型趋势论”，这是顺应当今世界潮流及其博弈的理性选择。具体而言：民富型发展是由以往主要关注国家流量财富的增强（以GDP 总量指标衡量）和存量财富的积累（以资产市值指标衡量），真正转换到“注重每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幸福”的民富模式上来，关键是补足人性化的居民消费率的短板，促进实现“共同而有差别的普遍富裕”。要素型改革是基于要素文明因应论、中性范畴论与产权要素三全论的理念，按照改革逻辑、经济发展逻辑、人的发展逻辑，推进人本要素、物本要素、人-物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强化产权的全流程保障。制度型开放是在“五个流开放”（属于“政策型开放”，即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技术流）的基础上，走向体制、规则、规制等方面的开放，这并不意味着“五个流开放”完结，而是要向制度型开放升级并与“五个流开放”结合进行，是开放领域的新追求。这种制度型开放将倒逼中国进行国企改革、市场准入等多方面改革。

（二）接“地气”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2023年7月19日至7月21日，“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调研行”，引发了笔者对“东北振兴可否先在‘小块区’取得突破”的思考。作为“东北地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沈抚改革示范区在产权、政务、产业领域的探索颇具价值。产权方面，提出两点思路；一是实行“职务发明”成果“产权分割”。二是在“非标类资本市场”和“标准类资本市场”两方面继续拓展。政务方面，只有首先放权、削权，并真正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才能建成“营商环境标杆区”。产业方面，从六大主导产业聚焦到三大主导产业，同时着力发挥数字经济的引领作用。建议深度挖掘“四类人本产权”（即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劳动力产权）的潜能，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从根本上调动“人本要素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要用市场化的思维推进要素配置的改革，这既是发展的需要，也是改革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此，提出六点建议：第一，以政府自身改革创新为发力点，在营商环境再造上下功夫。第二，不再注重考核示范区工业产值之类指标 ，而重点考核制度改革与创新指标。第三，探索制度型开放。第四，要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高精尖门类及垄断性行业（包括军品生产配套）。第五，着力造就一批“超限制”企业家 。第六，尽早研究示范区本身的“分片托管”体制。

同年8月，在分别考察了中国双阳梅花鹿博物馆、鹿乡镇及鹿乡村，长春国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民营企业和单位后，我对长春市双阳区的改革发展有了新的了解，并引发自己对《东北转型以何支撑补上“三化”》的新思考。解剖双阳案例，笔者认为：以民营经济为支撑补上市场化，以“特色实经”为支撑补上产业化，以“商贸与人文融合”为支撑补上国际化。进一步思考后，提出五点建议：其一，关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民营经济，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为其提供更为适宜的营商环境。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法治”和“产权”两个根本性的支撑，如同“人之双足”“鸟之两翼”。其二，关于对外开放。建议紧紧抓住当前全球秩序重构和大国博弈比拼的“难得时间窗口”，尽快找到对外开放的新节点。其三，关于产业结构。现阶段吉林基于资源禀赋进行产业选择是需要的，下一步要想获得更为持久的产业化红利，应有新的构思。特别是长春作为老工业基地，在推进“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方面，有待破题。其四，关于创新赋能。建议依托长春的科技优势，努力寻找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其五，关于文化融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中外文明包容与交融。建议“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三）立“新本”

东北振兴的“新本”在于明确东北加力振兴“力”往哪里“加”的总体性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笔者认为东北地区需要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破解计划经济“体制基因”遗留的转型难题。

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沿海开放先导论”和“开放倒逼改革论”，1988年提出的“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战略，2018年首提中国（特别是东北） “向北开放战略”，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笔者对东北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地位认识是逐步深化和精准的，东北需依托“向北开放”释放沿边开放优势。东北加力振兴将会成为中国开放的“新前沿”。

从东北在整个国家所处的战略地位角度看，东北振兴担负着“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角色。从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来看，东北作为中国的重要工业和农业基地，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在东北多次调研中，笔者深深感到：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加力振兴”之后，在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方面，东北有可能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之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和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高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家安全提升至“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的高度，更凸显东北振兴的紧迫性。

二、新在寻求“四个突破”

（一）体制突破

体制问题是东北振兴的第一位问题，是东北最深刻也是最大的问题。笔者提出切实推进东北体制的“基因再造”，补足市场短板，以真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从四个方面加力：其一，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力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真正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同时要切实“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二，在搞活国有企业的同时，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其三，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四，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尤其把政府透明、资源获取、竞争公平、社会信用等，作为主攻方向。

（二）结构突破

东北“结构锈带”问题，需通过“拓需、拓数、拓绿、拓区”重塑东北的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结构与区域结构，以“三脉联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拓需”：以拓展需求为重点，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把需求放在首位，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为抓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解决居民医疗收费、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民生问题，激发消费潜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内源型动力。

“拓数”：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因地制宜开拓创新东北的产业结构。一方面，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加大科技赋能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同时提前谋划未来产业。这一转型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摆脱对旧有产业模式的依赖，让产业结构更适配科技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

“拓绿”：以“绿色”为底色，创建东北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结构。 除通过技术手段、结构调整、政府规制三种途径减碳外，笔者提出用“产权”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推行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机制，解决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生态的补偿。

“拓区”：推动外拓东北与外地区域合作、内拓东北本身的区域一体化。完整地讨论东北区域结构问题，不能就东北谈东北，而应该跳出东北看东北和钻进东北看东北。一方面，外拓东北与外地之间的区域合作（南北两端合作：海南与东北深度合作；东西两端合作：东北和新疆进行实在的产业合作；“飞地经济”），还包括与东北毗邻的京津冀地区合作等；另一方面，内拓东北本身的区域一体化（打通“新东道”）。

基于东北振兴的现实需求，笔者提出通过“命脉、人脉 、心脉‘三脉联动’，促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东北实现”。这里的“三脉联动”是升级版的、全方位的，精准瞄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整个经济社会创新。具体而言，“命脉”重在把握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脉搏。 “人脉”重在聚集人脉，组织起宏大的创新队伍。“心脉”重在让创新者“心灵放飞”，能否做一代“超限制新人”。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和传统思维定式。

（三）开放突破

2018年东北振兴论坛上，笔者做了《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构想及其实施意见》的报告，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国“向北开放”的战略，这为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向北开放”进入国家战略决策体系中。笔者针对东北三省新时代具体实施，分省施策：辽宁建议用好“辽宁港”与拓展“新东道”，同时创建大连国际要素产权交易市场。吉林建议重视并继续发挥已经列入国家决策的“长吉图”战略。黑龙江暨哈尔滨提出向北开放八点建议。包括准确把握黑龙江暨哈尔滨在中国向北开放中的定位，构建“黑龙江暨哈尔滨三环先行合作机制”等。同时，东北三省需加强协同，共同打造“向北开放”的整体优势，为共建“一带一路”作出更大贡献。

（四）文明突破

东北地区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造成“整个社会联系体制的官僚化”，契约精神相对薄弱。因此，针对契约精神的稀缺，需要进行“契约补课”，并把契约精神列为优化营商环境之首。笔者认为东北在促进中外文明的包容与交融方面是有条件和基础的。只要我们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同时注重借鉴吸收国外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抛弃“官本位”“等级制”等糟粕，东北有望成为文明包容与交融的希望之地。

三、新在未来篇

（一）思路初探：四点思考与建议

笔者从学术著作的角度，对中国“十五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思路进行初探和再探。“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大势是制定科学合理发展策略的基础。从国内发展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发展与改革正面临着“三个跨越性转变”。

第一，由“规模速度型”向“高质量发展型”的跨越性转变。这要求在经济增速合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上，应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进行转型，这场转型不仅关乎产业升级，更是国家竞争力重构的战略抉择。第二，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性转变。在“十五五”时期，更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笔者认为中国实现“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需“高人”，重点是三大人群，即：劳动者、科研人员、企业家。第三，中国市场化改革由“商品市场化”向“要素市场化”的跨越性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贯穿一个改革亮点——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完善要素市场制度，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笔者建议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时期设置的相关指标。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健康长寿、知识的获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衡量“每个人”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将“人类发展指数”纳入“十五五”相关指标，一则，有助于促进中央提出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将公共资金和国家资源优先用于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二则，促进各地区各部门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以满足全社会各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新需求。三则，在国际上，切实提高我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的排名，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移向亚太”的新局势下，笔者认为，可抓“保”“进”“创”三个关键。一是 “保”，即力保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宁。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浪或挑战，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势在必行。建议对民营经济要有这种新的思维，即从“增强全民族凝聚力”这一战略高度，思考并确立民营经济的战略地位及发展价值。二是“进”，即中国应积极参与“进”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从推动经济发展上来说，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双边+诸边”协定重构，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作出更大的贡献。从地域上来说，中国在加强全球经贸合作上应继续“进入”相关地区。三是“创”，即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关键在于政府部门“牵好线、搭把手”，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尤其对初创型科技企业，给予它们足够的空间，让年轻创业者“心灵放飞”敢闯敢干。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而科技创新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建议把握好科技创新带来的三个层次“倒逼”。第一个层次的“倒逼 ”是对“生产方式”的倒逼，特别是倒逼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一是供需结构：重在进一步“拓需”，即以拓展需求为重点，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的供需结构 。二是产业结构：重在进一步“拓数”，即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因地制宜创新产业结构。三是区域结构：“开拓”区域经济协调化新局。 四是“拓绿”：以“绿色”为底色，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结构。第二个层次的“倒逼”是对生产关系的倒逼，要求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与之适应。在“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创新。第三个层次是对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倒逼。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的爆火，社会领域的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仍不太理想，这就倒逼着推动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改革。

（二）思路“再探”：发挥“要素市场化”的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及创新“企业家市场”

与商品市场化相比，“要素市场化”是中国整个市场体系的短板。根据笔者研究，在生产关系方面，建议从“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相统一的更高标准，补上“要素市场化”的短板。具体而言，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市场配置功能应采用“要素三方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发挥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分配功能应注重居民收入最大化。“十五五”期间，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原则”，应把“市场配置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更好结合起来，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社会分配改革取得“新进展”。

在相关制度方面，建议既要弘扬企业家精神，又要补上“企业家市场”短板。具体而言：第一，“管理要素即企业家市场”是整个要素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企业家市场”是健全要素市场体系的完整性所必需。第二，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是我们稀缺而宝贵的人才资源，不可或缺。第三，应从实际出发，分类分批、稳步建立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

总体而言，“十五五”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面对国内国际最新发展态势，我们要有战略眼光，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引领全社会力量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

四、新在资料运用

本书资料运用的“新”，系统梳理了四十余年研究成果，展现了思想演进逐步深化的轨迹。如东北所有制问题，笔者40多年一以贯之的制度主张是：国有与民营“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1980年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首发《长期并存 比翼齐飞》，主张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的集体经济，两个翅膀“比翼齐飞”。2010 年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中探索性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2013 年在《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中进一步展开论述，提出“产权体系创新：包容‘国有 ’与‘民营’”。同年在《北京青年报》发表访谈《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2016 年向国家提交《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研究报告，指出应扩展产权内涵、把“产权保护 ”贯穿在四个制度环节以及是“宽基石”，而不是“窄基石”。随着研究的深入，2017 年提交《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七点意见》，重点讨论在改革中如何实施产权保护制度，将其落到实处。2020 年提出从理论、历史、现实、前景四个维度把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探索促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书中还补充了东北转型的关键数据，如居民消费率、民营经济占比等，增强了理论说服力；同时整合了过往调研案例和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了“东北转型实践案例集”，展现了关于东北振兴研究的延续性，更让书中的观点更具可信度与可操作性。期待本书能为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参考，推动东北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实现“加力振兴”的目标。

辽宁人民出版社关于《中国东北转型新论》的简介

《中国东北转型新论》是常修泽在2020年《中国东北转型通论》基础上推出的“第二部曲”，也是他深耕东北振兴研究四十余年、历经80余次实地调研后的重磅力作。这本书以“加力振兴论”为核心，系统提出从“三重锈带”（体制、结构、文明方式）向“四新突破”转变的理论框架，既是“十五五”规划背景下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指南，也是可落地的实操方略。

全书共五篇十二章，跳出传统“政策扶持—经济增长”叙事，从体制改革、结构升级、文明演进三重维度展开，落脚于“人的现代化”和文明转型，提出以新型市场经济破除旧体制基因、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产业结构、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打破封闭格局、以现代人文理念革新传统思维四大主张。

书中还对标国家“三高”战略，将宏观战略拆解为人类发展指数、要素市场化指数、制度型开放指数三大量化工具，并区分辽、吉、黑三省差异化短板，提出“要素三放”改革、CPTPP先行试点区建设、大连跨境要素交易平台搭建等具体举措。

本书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2025年，ISBN 978-7-205-11422-0），列入“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研究丛书”，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十四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如果你关注东北经济或区域转型，这本书确实是对症下药、兼具理论深度的好读本。

文章发表于《经济研究导刊》202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