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9期
2015年,葛兆光教授所著《中国思想史》荣获“思勉原创奖”,说明其学术价值已获学术界的认可。记得当年他有题为“温故知新”的书面获奖致辞:“我不敢说自己的思想史写作已经建立了一个新模式,但是我相信它多多少少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旧模式。”他避免使用“范式”而审慎地改用了“模式”。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两者虽有区别,却有共通之处。他的答辞还说,自己继《中国思想史》后转向了“东亚”“中国”“内外”等有关历史认识与文化认同的研究,但这些新研究仍在“我的思想史研究延长线上”。
在别处,葛兆光还有议论:晚清民国学术的“第一个大关节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而“回看我们自己现在从事的所谓‘学术’,可不仍然在这一巨变的延长线上?”倘若理解无误,在他看来,晚清民国学术发生了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借助新发现,做出新解释,成就新学问,完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后来的新发现、新解释,都以不同方式延续着这一范式所开启的路向,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仍在这一范式的延长线上。本文围绕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及其延长再谈一点思考。
中国思想史范式的演进轨迹与学术自觉
中国思想史研究在先秦已然登场。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梳理与评骘各家思想遂为题中应有之义,庄子与荀子堪称其中翘楚。关于探讨的目的,庄子声言为解决“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庄子·天下》),即究明自古以来真正道术究竟何在;荀子自称为“宗原应变,曲得其宜,如是,然后圣人也”(《荀子·非十二子》),即推求学术本原,顺应世道变化,折衷其是,成为“圣人”。但当时他们仅停留在评点前代学说的层级上,研究范式尚处于萌芽期。
进入汉代,一方面,《史记》《汉书》各立《儒林传》,奠立了其后史书以传记体研究思想史的范式;另一方面,《汉书·艺文志》有《六艺略》与《诸子略》,以著述评论的体式(其中又含单书分评与群书总评两种方式)补充了传记体式的不足。两者叠加,裎露了传记加文献式的研究范型的端倪,可以定为思想史研究传统范式的初创期。
及至宋明两代,以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李心传的《道命录》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为代表,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范式迈进成熟期。这一范式袭用至清代,不仅乾嘉时代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即便是民国前期成书、由徐世昌挂名的《清儒学案》,也都在其笼罩之下。
五四以后,胡适以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史研究范式,标志着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的成功切换。其后,在这一范式引领下,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为典范的类似著作纷至沓来,故20世纪上半叶实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型期。
20世纪下半叶,这一范式虽受到挑战,但未见根本性改变,只是研究的主导思想从多元并存转为马克思主义一元独尊而已,这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都有明确的展现。有研究者过于强调中国思想史领域在1949年后对时代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要素与社会背景等唯物史观层面的研究。然而,在胡适与冯友兰的思想史著作里,也不难找到对时代因素的论述,所不同的只是立论的力度与指导思想的差异,在范式层面并未有本质性的颠覆。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股重写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之类的热潮;这种“重写××史”致力于对既有主导思想与叙事主题的质疑与反拨,对研究范式无疑也有推进之功。葛著《中国思想史》同样应该置于这一“重写”潮中衡估与评判。
葛兆光相当重视研究范式的推进,当年提出过“‘以整体颠覆整体’这个说法,来比喻从根本上重写思想史”,明显怀揣着这一雄心。葛著一经问世,国内外学界纷纷赞许其为有创意的“另一种思想史”。他在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外,另编了三卷四册《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还有一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已经构成了一个新体系”。这与他将各种新理论与新方法融会贯通、对思想史研究范式进行深入再思考是分不开的。葛兆光主张“把古代中国的思想史,放入国际思想史的大背景去讨论”的命题(他后来也从这一命题衍生出“从周边看中国”的新课题),关键前提在于改革开放促成国门大开,不仅整个中国走上了全球一体化的轨道,中国思想史研究也与国际思想史的大背景不再有高墙隔阂。
毋庸赘言,就所有学科研究范式而论,几乎都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然而,在自然科学(包括实验科学)领域,范式的推进往往具有更明显的“突变性”。而人文学科里研究范式的推进,在新旧范式转换时,更多示人以一种积累式的“渐进性”。这也正如葛兆光所说:“思想史的诠释和叙述,也就是想法和写法在这个时候的转换,需要很多学者的思考和争论,也需要有很多著作论文成为‘桥板’,直到后来新的范式形成。”也许正是觉察到这一点,他才将自己包括思想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定位在传统学术完成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的延长线上。但既然强调延长线,也意味着对既有范式的推毂,这就有必要探讨葛著《中国思想史》究竟有哪些具体的推进。
将“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纳入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认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虽然包含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但“并不仅仅是指下层的民间意识”,而有其更广阔丰富的内涵,他一再提醒读者:“不要用所谓的‘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来理解我所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在这点上,他与金克木颇有不同。金克木主张思想史应该有两套,一套是书本里的名家思想,一套是没有专著的普通人思想,他期待理想的思想史“能把两套合一来研究并写作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已有这样作的,但仍以名家名派为主,未及全局)”。
诚然,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已经比较重视所论精英思想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但葛兆光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思考并尝试“在实践和写法上突破这样一种限制”,提出:“过去(只是)作为背景的一般思想状态,是否应该在焦距变化中,由背景凸显为对象?”具体做法则是,“一方面需要把思想放回历史语境,用大量史料重建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土壤,一方面要把思想史从紧紧围绕精英与经典,转向兼顾一般知识和信仰,而且还要多少描述一下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他所说的“重建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土壤”,在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近代转型后,从胡适经冯友兰到侯外庐都曾着手;当然,他更注重将大量的思想史料重置于历史语境中。相对而言,他个人“最看重的是,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这个说法”,认为“这是把思想史还原为‘活的思想史’的途径”。究其原因,应该是这一说法旨在发掘一个时代的思想如何影响国家层面的刚性制度,转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常识,融进普通民众的日常风俗,确实蕴涵着范式推进的重要意义。
《中国思想史》问世后,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批评者认为这种写法把思想史研究变成了思想社会史的研究。葛兆光是否把一部思想史完全写成思想社会史,不妨见仁见智。然而,在思想史研究中援引社会史的视野与方法,毋宁说是对研究范式的一种补葺与完善。21世纪人文学科在相关文化、学术与思想等专门史研究领域中,自觉开拓社会史的视野,展示相关学科史演绎的完整面向,正是在原有范式延长线上的一种推进,这种探索与创获不容忽视。
思想史研究材料的全新取向
库恩指出:范式“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也就是说,研究范式的转变与推进,不仅仅指这一学科领域中理论体系与相关定律的新旧替换,在科学实践中还应包括实际应用与仪器设备等内容。照此推论,对应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仪器,史学范式的讨论中也应包括研究取材。
思想史研究取材扩张,其范式也处于不断递进的状态。章学诚力倡“六经皆史”,被视为传统史学范式在取材层面上的历史性推进。进入20世纪,王国维揭示:“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学界将其概括为“二重证据法”,奉为史学研究取材上近代范式转型的经典表述。陈寅恪紧随其后补充,呼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断言:“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学界将其提升为“三重证据法”,视为对“二重证据法”在范式上的一大推进。而倡导“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傅斯年,在取材畛域与形式上突破任何界限,鼓吹“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把转型以后的史学取材范式推到了新高度。
还应指明两点。其一,史学取材的扩张,总体上呈现为在既有范式延长线上的“渐进式”推进。传统取材模式的“六经皆史”说,虽最终归功于章学诚,但明代王守仁倡论“五经亦史”,王世贞认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主张“经史一物”,都已导夫先路。回望史学范式的近代转型,在研究取材上,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陈寅恪的“三重证据法”,同样是渐进式的推动。
其二,在这种推进过程中,因缘际会出现前所未见的新材料,其刺激性与震撼力不容低估。从王国维创立“二重证据法”,经陈寅恪扩为“三重证据法”,到傅斯年力主“史学即史料学”,推进的速率之所以日渐频密,显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文献与明清档案等“四大史料发现”的强刺激大有关系,从而直接影响到研究取材的范式层面不断开辟新视野与新方法。而所有后出转精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仍都在同一范式的延长线上。
当然,就取材范式而言,学理的首倡在观念上固然有引领之功,但具体研究中如何拓宽取材的视野,如何改善用材的方法,却有一个不断实践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既与具体学科演进的内在驱动有关,也与整个学术发展的外部刺激有关,但某个或某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及时敏锐觉察到这种内在驱动与外部刺激,在其中作出原创性的个人贡献,打上独具特色的个人印记,在研究学科范式时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在研究材料的取资上,葛兆光对范式的推进当然不能说是一无依傍,他所取用的某类材料在其之前或许已有学者使用过,但更为广泛的各种新资料却未见整个学界的充分使用。基于范式的自觉,他既洞察了思想史研究正处于突破内在驱动的瓶颈上,又适时抓住了学术变动大环境下研究者已不难获取层出不穷新材料的机缘,在个人研究中回应了史学范式中取材的新动向。正是有鉴于此,他在《中国思想史》导论里用了整整三节的篇幅纵论思想史研究可以取材的各种新资料。这些史料的存世形态,既有文献的,也有图像的;既有文字的,也有实物的;既有有形的史料,也囊括了无形的观念,不一而足。
相比侯外庐等前辈学者,葛兆光在史料扩张上的心态上更加开放多元,故而取资所获也愈加异彩纷呈。他以新视野重新审视,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史领域还未得到高度关注或充分利用的新材料都纳入了思想史研究的熔炉,在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史料学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推进。
思想史研究范式下的书写体式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书写也是学科范式的题中之义。从先秦点评体到明清学案体的嬗进,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凭借着叙事性的书写为受众明示历史推演的轨迹,与此同时还必须对历史之所以如此演进给出总体的解释。叙事性与解释性构成历史学的两大本质性特点,而两者都关乎所谓“写法”。
对研究成果的书写,自然科学或实验科学一般是阐述定律、公式的推导论证,或记录实验过程及其数据与结论,在“写法”上较少显露研究者的个性特点与价值判断,其体式相对程式化,也更具规范性。人文学科的成果写法与此迥然不同,就历史学而言,所谓“写法”不仅牵涉历史编纂学的一般原则,诸如论著的谋篇布局,行文的表达阐述等,在叙事与解释的两个层面都强烈凸显研究者的个性特点与价值判断。基于此,历史学如何书写成果,就不再局限于历史编纂学的层次,而上升到范式的层面。葛兆光特别提醒:“‘写法’换句话说是‘叙述’,叙述岂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方法,还是一种角度,更是一种价值。”
葛兆光意识到,以人或书来设立章节的写法,无形中造成了“历史并不连贯”。于是,他在书写体式上改弦更辙,另辟蹊径,拒绝以“人”(或“书”或“派”)为单元的写法,以期更好呈现思想史的延续脉络。他在《中国思想史》的书写中,糅合了历史长时段与其间思想问题的相应变动,建立了“把思想史和社会史、制度史、知识史、教育史、生活史以及风俗史沟通起来的写法”,在书写方法与取径上实现了范式的创新,也作出了思想史家的价值判断。
最后,套用葛兆光在思勉奖致辞中的句式来评价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即便不说他的思想史写作是否建立了一个新范式,但确实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旧范式。葛著《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时段止于1895年,他希望有人能续写下去。盘点1895年迄今130余年间应该纳入中国思想史考察框架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其变化之频剧,内涵之丰盈,问题之纷繁,可谓空前未有;就研究范式而言,无论材料拓展,还是写法创新,显然更具挑战性。在这种新挑战下,究竟是继续走在原有范式的延长线上,还是迎来新旧范式的再次转型,既值得期待也发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