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文化纪录片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载体，是国家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发声口”，其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亟须进行深化研究。现有理论多囿于单一范式，难以全面阐释其复杂的叙事效能。研究整合新批评、接受美学与新历史主义三种西方的文艺批评范式，将其局限性基于本土化调适，提出“范式叠加”理论模型，即构建一个动态的“文本－读者－文化”三维复合叙事框架。研究不仅为纪录片叙事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方法论，也为理解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像化建构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理论探索路径。
关键词：新批评；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认同；历史文化纪录片
一、研究缘起：范式演进、叙事转向与文化认同的影像建构
在全球化与数智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构建与维护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关注的重点议题。“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将使用共同的文化符号、遵循一致的思维和习惯、秉承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统一的文化理想等作为认同的依据 [1] 。影视作为文艺创作的种类之一，是实现中华文化认同的现实基础之一，影视作品能激发观众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引导观众思考和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设 [2] ；深入探讨影视艺术的文化价值，有利于强化国际民族文化认同 [3] 。中华文化认同从本质上说是对超越地域和民族的更高层次国家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深层次力量 [4]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5] 学界普遍认为，当代文艺批评的范式演进可以概括为三种主要的叙事路径 [6] 。第一，“文本中心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是20世纪的“语言论转向”思潮，以英美新批评学派为典型代表 [7] 。第二，“读者中心论”范式，受“非理性转向”的影响，以德国接受美学理论为核心 [8] 。第三，“文化转向”范式，以新历史主义为方法论标志，突破了传统文本分析的封闭性，将文学置于历史文化的权力关系中考察，着重揭示文本与社会语境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 [9] 。此三种范式分别聚焦于“文本—读者—文化”三个维度，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像叙事提供了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三分法虽然有助于理论的梳理，但各流派内部十分复杂，而且“中心论”的表述可能简化了其理论知识图谱。本研究运用此框架，目的在于借助其清晰的维度划分，来探索跨范式整合的可能性。
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载体，历史文化纪录片借助影像化叙事达成民族记忆的再生产，进而建构文化认同，即“以历史纵深为经纬、文化符号为肌理，依托考古遗存和地理景观等具象化载体，开展对民族精神谱系的反思性书写” [10] 。研究聚焦于21世纪以来具有较强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非虚构性历史文化纪录片，此类作品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从宏大叙事向微观体验、从单向灌输向互动参与的显著性转向。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超越单一理论范式的局限性，通过跨范式整合，构建一个能够全面解析纪录片文化认同的复合叙事模型？借助范式间的互文对话与手法叠加，该研究不仅能够解构中华文化认同叙事的符号编码逻辑，还可推动叙事模式从宏观话语宣传向微观意义渗透的范式转变，进而强化意识形态传播的情感共鸣，使中华文化认同影像建构的叙事理论更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张力。
这种叙事转向在具体历史题材的创作史中表现得尤为清晰。以故宫题材为例，其近二十年的演进轨迹可概括为三次“范式革命”：第一代以2005年纪录片《故宫》为代表，采用“史诗叙事”，以恢宏视野重构作为“帝国权力象征”的紫禁城，核心聚焦于“物”与“史”，旨在回答“我们从何而来”；第二代以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为标志，转向“微观叙事”，将镜头对准文物背后的匠人，完成从“神性”到“人性”的视角转换，凸显“时间与匠心”的沉淀；而正在形成的第三代，则以2025年《我们的故宫》为代表，开启“主体叙事”，其核心议题不再是故宫本身，而是它与当代个体、今日世界乃至未来文明之间的共生关系。这一阶段宣告：故宫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客体，而成为内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文化主体。从讲述“他”的故事，到呈现“他们”的故事，再到共述“我们”的故事，这不仅是人称的转换，更是文化所有权与叙事主体性的根本回归。
然而，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前代范式的失效，也不意味着批评可以依赖单一理论应对日益复杂的文本。恰恰相反，越是进入“主体叙事”阶段，作品越呈现出多重叙事逻辑的交织：既保留史诗叙事的符号系统，又嵌入微观叙事的情感锚点，同时承载着对历史书写权力的反思与重置。例如，《我们的故宫》在邀请观众共同建构意义（读者）的同时，其邀请机制本身依赖精密的影像修辞（文本），而其所构建的“古今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触及历史叙述的权力结构（文化）。因此，创作实践的线性演进，反而呼唤一种能够同时处理多层叙事维度的复合批评叙事模型。故而，本研究尝试提出“范式叠加”的复合叙事模型，正是对这一方法论需求的有效回应。
二、范式叠加：构建“文本－读者－文化”的复合叙事模型
新批评、接受美学与新历史主义三种文艺批评范式虽然各自具有很强的理论效力，但是其内在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新批评沉溺于文本自足性的形式主义窠臼，割裂文本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11] ；接受美学过度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忽视意识形态对阐释活动的规训机制 [12] ；新历史主义则因解构过度，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削弱了民族叙事的合法性根基 [13] 。
上述范式的局限在纪录片创作实践中具象化为符号表征（文本）、意义偏移（读者）与历史虚化（文化）的风险，亟待通过本土理论，依次通过赵毅衡的“符号修辞”与象征理论、饶曙光提出的“共同体美学”理论以及费孝通学者阐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介入实现范式调适。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范式叠加”的复合叙事模型，通过跨范式互补与层级化整合，构建兼具阐释力与批判性的复合分析框架 [14] 。
（一）三议题框架范式映射
梁君健研究者提出的“真实议题—诗学议题—社会议题”框架，与“文本—读者—文化”三维范式构成严密的理论映射关系 [15] 。在“真实议题”层面，历史知识的影像呈现对接文本层面的新批评“细读法”，其整合路径体现为将历史事实的合法性追问，转化为对影像符号精密编码机制的学理探析；在“诗学议题”层面，历史叙述的模式与范式对应文化层面的新历史主义“话语考古”，整合路径在于由表层叙事结构的辨析，深入到历史书写中权力逻辑的批判性重构；在“社会议题”层面，历史实践的当代转化则契合读者层面的接受美学“召唤结构”，整合路径表现为将观众参与的意义协商过程，上升到文化认同的主体性生成机制。这一映射并非机械对应，而是揭示出理论范式与创作实践间的内在张力与互补逻辑。
在《河西走廊》（王新建&赵启辰，2015）中，就真实议题而言，该片以历史档案、老照片等多元史料为实证基础，并与实地实景拍摄相结合，由此为历史叙事提供了物质性佐证。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原始影像资料的缺失，影片采用了“情景再现”与留白想象加以弥补：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实现了历史知识的可视化转换，进而建立起观众对影像真实性的信任；转向诗学维度，影片并未沿用传统的编年史线性结构，而是采取了一种“空间—事件”的叙事组织方式：以河西走廊的地理空间为主线，将张骞凿空、佛教东传等关键事件予以重组编排；在社会性维度上，影片通过历史影像与当代实景的对照，建构出可被集体共享的历史记忆，并从中提炼出“通道—冲突—融合”这一反复出现的演化模式。
（二）范式叠加的内在逻辑
新批评、接受美学与新历史主义的分层，并非简单的静态叠加，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和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之中。新批评奠定的文本自足性（正题），在遭到接受美学所强调的读者能动性（反题）时，其封闭性被打破，意义进入流动与协商状态；而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批判（合题），既是对前两者“去历史化”与“相对化”倾向的修正，又必须依托于具体的文本符号（重返新批评）与读者阐释（重返接受美学）才能进一步生效。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地递进，而是一种诠释学的循环。
如在分析《何以中国》时，对考古符号的细读（新批评）引导观众形成“文明源头”的初步认同（接受美学），而片中引入的如三星堆、良渚等多元考古发现，又通过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构并重构了这一认同，使其从“单一起源论”向“多元互动起源论”升华。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正是“范式叠加”模型得以动态运转的核心动力。
（三）分层阐释模型的建构
传统文艺批评常陷入“文本—读者—历史”的范式割裂，而范式叠加理论通过系统论思维 [16] 重构三者的关系结构。具体而言，要构建一个分层阐释模型：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构成基础阐释层，聚焦于影像符号的表征机制；接受美学的读者反应形成意义流动层，关注观众在具体语境中的阐释实践；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批判则作为意识形态解码层，致力于揭示符号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以“基础层—流动层—解码层”的递进与互动逻辑相互作用。
以《何以中国》（干超，2023）为例，影片以新批评的镜头语法建构考古符号的文本自足性（阐释层），通过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引导观众参与文明起源的意义建构（流动层），最终借新历史主义的微观叙事解构华夏中心主义话语（解码层）。这种层级化阐释模型，既保留各范式的理论内核，又通过系统论视角实现“形式—意义—权力”的全域覆盖。
因此，研究所构建的复合叙事模型，其理论意图已经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上的跨学科嫁接。其深层的“中国特色”，并非体现为对西方理论术语的简单替换与机械套用，而在于以一种源自中国历史哲学本身的整体性视野，对三者进行了目的论的统合。费孝通先生所阐释的“多元一体格局”，为这一视野奠定基石。它要求我们的批评实践，在运用新批评解剖符号肌理、借助接受美学追踪意义流动、通过新历史主义揭示权力博弈之后，最终必须回应一个根本性的中国特色问题：这样的叙事，如何在承认并展现文化要素、地域群体、历史经验之“多元”性的同时，有力地培育并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一体”的团结？又如何在对历史断裂与变迁的坦诚审视中，确立起文明连续性与主体性的自信？这一定向于“整合”与“生生不息”的终极诘问，与当代西方身份政治话语中常凸显的“解构”“断裂”与“对立”叙事，形成了哲学基础上的深刻分野。
复合叙事模型，正是试图将这一诘问，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使文艺批评不仅能解释叙事之构成，更能评判其于共同体精神建设之价值，从而在理论层面，完成一次从“借鉴”到“内生”的自觉跨越，实现“基础层—流动层—解码层”的递进与互补。
三、复合叙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文化认同的建构
为验证“范式叠加”复合叙事模型在实际研究中的可操作性，在此将以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国宝里的新疆》《何以中国》作为具体案例，系统展示如何从局部的文本细读出发，逐步推进至整体性的话语重构与意义再生产的完整分析流程。这些案例虽然各具叙事风格与焦点，但共同展示了一种通过“复合叙事”进行文化认同建构的创新模式。它们并非都是对单一历史事实陈述，而是通过“基础层—流动层—解码层”三个层面的复合运用，引导观众完成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从个体情感到共同体归属的深层心理建构。
（一）文本基础层：形式自律的叙事空间
依照“真实议题”框架的阐释，历史纪录片亟待解决的核心症结在于“历史事实呈现的合法性”，其追问焦点直指影像符号何以承担历史知识的编码功能。该理论将新批评的“细读法”由纯文学修辞场域延展至影像修辞学层面，进而揭示：文本的“自足性”实乃历史证据逻辑与影像语法深度耦合之产物。这一视角为解构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影像编码逻辑确立了方法论前提：影像细节非止于修辞装饰，更被赋予了历史知识传递的实证功能，促使文化认同得以锚定于具备内在验证机制的符号基石之上。
上述自足性诉求在纪录片《中国》中，表现为对封闭叙事空间的刻意营构。高度风格化的视觉语汇与凝练文案交织生成了一种形式维度的自律性，促成了受众对历史叙述核心意涵的直接捕获；而此种捕获完全依托于文本内部的语言肌理与修辞策略，无需外部中介的桥接。作为对该立场的呼应，《何以中国》将“黑夫与惊”家书这一考古实物确立为叙事枢纽，经由发掘场景的复原与书信文本的视听转译，并统合镜头调度、配乐等表意元素，使“家书”自身转化为意义生产的核心场域。在此架构内，感知秦代底层士卒生存境遇的途径被内化于影像文本的细节铺陈与情感节拍之中，外部史料的支撑被有效悬置。这一叙事效果再次确证了文本自足性原则的践行。
若沿此逻辑线索延展，微纪录片《国宝里的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2）之《思念，那么长那么远》篇章则呈现了另一重自足范式。该片借助戍卒角色的具身化演绎、特定构图法则及抒情性声画对位，将边塞生活重塑为一种具备诗学完整性的视觉叙事。其中，“祥瑞”与“护佑”等视觉修辞被系统性地嵌入影像肌理，构建起一套内在自洽的表意网络。遵循该表意逻辑，受众在剥离外部阐释依赖的状态下，仅凭文本内部的意象拓扑与情感律动，即可深潜至戍卒个体的精神场域，体认其负载的家国意识，终而达致艺术表达与历史理解的双重自足。
历史文化纪录片凭借高度自律的视听文本，将抽象历史文化转化为一套可感知、可触碰且可理解的象征符号系统，这一转化过程为文化认同的感知与认知提供了重要基石。具体而言，《何以中国》将“黑夫木牍”家书确立为叙事核心，使其升华为一种跨越两千年的生命化情感符号。该符号既承载着普通人对家国的深切眷恋与对日常秩序的主动参与，更将“秦制”这类原本疏离的制度结构，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命经验。作为对照，《国宝里的新疆》以“戍卒”“祥瑞意象”等边疆历史意象为媒介，对“守卫”“交融”“祈福”等抽象概念展开视觉化与诗化的艺术重构，直观呈现出边疆地域与中原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血脉联结。至于《中国》系列，主创团队依托高度风格化的视觉呈现与叙述文本，构建起一套凝练的美学符号体系，将中国历史特有的气质、韵味与哲学观念，直接诉诸观众的视听体验。这种对自足且富美感的文本实体的建构，为观众提供了认同所需的具体“文化表象”，令“中国”“历史”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充盈细节与美感的意象群，进而在审美维度为文化认同筑牢情感与认知根基，弥合历史与当下的时空隔阂，最终为文化认同的生成提供了具象鲜活的感知依托。
（二）意义流动层：观众主体召唤与协商
“社会议题”框架将纪录片视为历史实践的场域，强调文化认同的生成是观众在制度、文化、文本三层面参与“做历史”的动态过程。该理论深化接受美学的“召唤结构”：文本的“空白点”是观众从阐释主体到历史行动者的实践接口。此视角深化了对历史文化纪录片中通过舞台化象征手法构建召唤机制的学理阐释，使得观众在意义协商中完成从“观看者”到“文化记忆共建者”的主体生成，彰显文化认同的能动建构本质。
如任菲在《接受美学视域下纪录片〈中国〉创新分析》中所论证的，《中国》对传统视听惯例与叙事范式的解构并非单纯的形式反叛，而恰是在受众既有“期待视野”之内嵌入陌生化元素的结构性前提，由此生成的则是一种审美维度的认知张力。创作者有意预留的意义“空白”与对惯常历史认知的挑战性表述相互交织，形构出有效的“召唤结构”；凭借对“隐含读者”的先在预设，该片于形式编排与内容择取上自觉趋近当代审美范式，接受者亦借此从信息的被动接收端位移为意义的生成参与者。
同一接受维度的叙事逻辑，于《何以中国》第一季首集中复现并有所延展。该集舍弃以帝王将相为主轴的宏大史观，将秦代士卒“黑夫与惊”的家书锚定为叙事支点，借个体命运的情感肌理压缩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心理间距，切入受众对具身化与生活化历史细节的期待。微观视角的叙事选择使影片得以在细腻的情感铺陈中激活受众的共情机制，引导其于情境沉浸中完成关于历史温度与人性普遍性的意义建构。《国宝里的新疆》沿此脉络继续推演。王雅欣与崔显朝的考察表明，该片对“期待视野”“召唤结构”与“隐含读者”三个核心概念的挪用，重构了文本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深层将审美体验转化为文化认同的建构力量，由此深化了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历史连续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体认 [17] 。
历史文化纪录片中文化认同的形塑，固然离不开符号系统的客观表征，但其结构效力的维系，更取决于文本对受众深度参与机制的预设与诱导。唯有当静态的符号表意被转化为动态的意义生成实践，一种基于内化与共鸣的深层认同机制方可确立。《何以中国》从小人物的微观叙事切入，主动呼应现代观众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及其“期待视野”。经由情感共鸣的中介，观众被引入历史情境，将自身情感投射于“我们”共有的祖先生活与情绪世界之中。而《国宝里的新疆》则沿接受美学的理论路径更进一步：其具有“召唤结构”的叙事安排与多元视角的穿插，激活了不同观众关于“家园”“思念”“守护”的共同文化记忆，并由此引导观众将个人情感迁移至对文化认同的深层理解。与上述两部作品不同，系列纪录片《中国》借助创新的视听语言与有意设置的意义“空白”，挑战并重塑观众的审美认知框架，促使其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为积极的“意义协作者”，于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完成对历史阐释的内在消化。上述参与机制的旨归在于：使观众从文化认同的客体转向其建构的主体。经由召唤、协商与共鸣，观众得以将纪录片所提供的文化符号与自身的经验、情感相融合，终将外在的历史叙述转化为内在的文化记忆与归属感。文化认同亦由此实现了从“他者讲述”到“自我确证”的关键跨越。
（三）意识形态解码层：历史书写的复调转向
“诗学议题”框架系统阐释历史叙述的神话范式、科学范式与怀旧范式等范式类型，以及其与社会文化语境的互动逻辑。该理论揭示了叙事结构的选择实为历史解释权的分配实践。此视角为深度解析历史文化纪录片中的微观视角叙述策略提供了批判性的框架。通过解构叙述范式的生成逻辑，推动观众对历史书写的权力本质保持自觉，实现文化认同从单向灌输到批判性协商的跃迁。
有研究者指出该片的叙事，尤其是第二季，呈现出明显的新历史主义取向 [18] 。其焦点由传统英雄史观转向循嫔、小斯当东等边缘个体。这种叙事策略并非仅出于叙事趣味，而是通过打捞被主流话语遮蔽的生命经验，揭示历史实为无数个体实践交织而成的网络，从而在宏大叙述旁构建出更具包容性的复调视野；《何以中国》同样采取微观视角，将秦代士卒“黑夫与惊”的家书作为叙事支点，使长期沉默的普通人获得表达空间。该片借由对私人信件的视听化转译，质疑了单一、线性的历史逻辑，强调历史认知应容纳多元声音与日常经验；《国宝里的新疆》则进一步聚焦“守烽燧的士兵”“少年卜天寿抄书”等具体人物，以其生命片段折射边疆治理与民族交融的宏大进程。此类叙事虽以微小个体为入口，却并未消解国家历史的主线，而是在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之间建立互文关系，使文化认同的传达既具历史厚度，亦富情感温度。
历史文化纪录片通过叙事焦点的战略性调整，重塑观众对历史本质的理解，从而为文化认同的合法性与包容性问题提供深刻的历史哲学支撑。《何以中国》与《中国》（第二季）不约而同地采用边缘人物叙事策略，将“黑夫与惊”、循嫔、小斯当东等非典型人物推至历史舞台中央，悄然传递出中国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谱系，更是由无数无名个体共同写就的观念，极大拓展了“历史参与者”的边界；《国宝里的新疆》则通过戍卒等边疆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将宏大国家叙事转化为具体生命的体验，有力证明边疆史与民族交流史同样由一个个奔赴、坚守与情感所编织。这一“复调转向”深刻打破了单一、排他的宏大叙事范式，构建起多元、包容且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它向观众昭示着，无论古今、中心与边疆、显赫与平凡，所有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生命，皆是中华文明交响曲中不可或缺的声部。由此，在历史层面证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文化认同得以建立在一部由亿万个体共同编织、连绵不绝的复调史诗之上，完成了从历史叙事到当代认同的合法性奠基与包容性升华。
综上所述，这三部纪录片代表的创作趋势，展现了一种高效的文化认同建构范式：通过符号层（新批评）提供认同的“血肉”，将抽象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的象征符号系统。如《何以中国》中“黑夫与惊木牍”家书所承载的千年情感与“秦制”生命经验、《国宝里的新疆》以“戍卒”“祥瑞意象”实现的边疆历史诗化表达，使“中国”“新疆”等概念从空洞抽象升华为具象意象群；通过互动层（接受美学）激发认同的“心跳”，以小人物微观叙事、召唤结构与意义“空白”引导观众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共情与意义生成，如《何以中国》对接现代人“期待视野”的代入感、《国宝里的新疆》激活“家乡”“守护”等共通记忆、《中国》将观众转化为“意义协作者”，实现个体经验与历史叙事的深度融合；通过观念层（新历史主义）塑造认同的“骨架”，以边缘人物叙事策略重构历史观，如《何以中国》《中国》（第二季）聚焦“黑夫与惊”等无名个体、《国宝里的新疆》将边疆史落脚于戍卒生命体验，彻底打破单一宏大叙事，证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包容性历史哲学。三者复合叠加和循环增强，共同作用于观众认知：纪录片不仅讲述历史，更演绎认同的历史哲学；不仅呈现文化，更邀请观众亲身参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仪式。由此，历史文化纪录片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播，升华为塑造与凝聚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文化实践，为文化认同的生成奠定了坚实而鲜活的现实根基。
四、结语：中华文化认同影像叙事的中国哲学路径
本研究通过将有研究者提出的“三议题”框架深度嵌入“范式叠加”理论模型，实现三重理论增效。“真实议题”夯实文本细读的历史知识论根基，避免新批评陷入形式主义；“社会议题”拓展接受美学的实践维度，使“召唤结构”延伸至历史主体性生成；“诗学议题”深化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解码，将权力分析具象化为叙述范式的批判性审视。三者经整合形成层层递进与互补作用机制。创作者编码历史意识（文本层）、观众参与认同生产（读者层）、社会推动历史观演进（文化层），共同构筑文化认同的动态生成系统。此整合不仅强化了模型的解释力，更彰显了纪录片作为“历史实践媒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潜能。研究最终构建出“范式叠加”的复合叙事分析模型。这一模型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套跨学科的批评工具，更在于其背后蕴含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叙事哲学。
这种叙事哲学迥异于西方现代批评理论中常见的主客二分、形式与内容割裂、解构与建构对立的思维惯性，其深层逻辑呼应并体现了一种基于中国哲学智慧的叙事观念。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追求差异中的统一与平衡；而“生生不已”的宇宙观，则强调生命的绵延与创化。本文所构建的“范式叠加”模型，恰恰要求批评实践同时观照叙事文本的形式自律、观众接受的动态协商与历史话语的权力建构，这体现了一种“整全”的视角；同时，模型将认同建构描述为通过“正题—反题—合题”螺旋上升的“演进”过程，这又蕴含了一种“辩证”的思维。因此，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实质是尝试将“和合共生”的整体观与“生生不息”的生成观，转化为一种“整全辩证”的叙事分析本体论，即认为优秀的、能建构深层认同的历史叙事，本质上应是在多元要素的辩证统一中，持续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生命过程。
在叙事本质上，它追求“文质彬彬”的整全性。模型拒绝将文本形式、读者接受与历史语境割裂处理，主张真正有效的集体认同叙事，必然是“文”（形式修辞）、“情”（共情效应）与“理”（历史理性）的深度统一。正如故宫的红墙，其“色”诉诸视觉，“感”唤起归属与敬畏，“义”则深植于礼乐文明的制度根基。三者并非层级关系，而是共生共融于同一文化肌体。
在叙事动力上，它秉持“古今相续”的生成性。模型视历史叙事为“过去—现在—未来”持续对话、相互赋能的生命过程，而非对静态客体的再现或拆解。从《故宫》到《我们的故宫》的演进表明，优秀叙事的关键不在“复原”一个封闭的过去，而在于以当代视野激活传统，赋予其面向未来的创生能力。这正呼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文明观：叙事本身即为文明自我延续与更新的实践。
在叙事目的上，它指向“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建构。这是中国叙事哲学的根本价值取向。模型的终极关怀，既非追逐意义的无限延异（如解构主义），亦非固守身份的纯粹性（如本质主义），而在于促成“多样性的和谐统一”：既能倾听地域、族群和阶层的多元声音（微观复调），又能将其汇入共同体命运的宏大交响；既能批判帝王中心的历史书写，又能建设性地锚定“一体”的实在性与凝聚力。这是一种在“分”与“合”“批判”与“建构”之间保持张力的叙事伦理。
因此，“范式叠加”复合叙事模型，可以视为这一中国叙事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具体展开。它提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影像建构，其最高境界不在于技术炫目或史料堆砌，而在于完成一次“叙事哲思”：通过视听文本，创造一种让观众在感性共鸣中触摸历史、在理性反思中认同共同体、并在未来想象中承续文明的综合性审美经验。
这一路径，不仅为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研究提供了新分析思路，也为在全球语境中如何以坚定而从容的文化主体性，运用叙事艺术凝聚认同、传承文明与对话世界，贡献了一份立足自身传统的“中国方案”。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该模型在更广泛叙事体裁中的适用性，以及其与数字时代互动叙事模式的融合可能。
基金项目：论文系塔里木大学校长基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专项“兵团政论片主流意识形态传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TDSKXW20250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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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东南传播，2026年第7期，总第263期
本文引用格式：郭建军，王中伟.范式叠加：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复合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J].东南传播，2026（7）：150-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