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有力推进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在实践中仍存在镇街执法权的不合理配置现象,需对各类赋权清单予以动态调整。比例原则具备权力限制、裁量治理与法益均衡等意旨,有助于规制涉及公民权利的行政权力配置活动。将比例原则引入镇街执法权配置中,既是遏制授权滥用的必然之举,也是判断授权合理性的可行之法,其适用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三个子要件展开。适当性审查要求下沉镇街的执法权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目标;必要性审查意在避免下沉涉及对公民权利侵害可能性较大的执法权;均衡性审查则要求在基层治理目标的收益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总成本之间保持均衡。
[关键词] 比例原则;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权力配置
一、问题的提出
为乡镇、街道配置其在实践中迫切需要且可以有效承接的行政执法权,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共识与实践共举。自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正式通过特别授权的方式赋予镇街行政处罚权以来,各地长期存在的执法重心悬浮与执法主体分散等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多地在改革实践中并未严格遵循“迫切需要”与“有效承接”这两个执法权下沉的要件,而是在未经审慎审查的情况下采取“一揽子授权”的方式,通过规模庞大的执法清单批量赋权,导致镇街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权责失衡困境。基于此,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要求:“完善赋权事项评估和动态调整制度……对基层接不住、监管跟不上的及时予以调整。”中央编制管理办公室亦印发《关于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810项上级部门收回事项的通知》,推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全面优化履职事项清单编制工作。
可见,当前以执法权下沉为代表的基层执法体制改革亟须实现从“走量”到“提质”的重要转变,如何识别哪些行政执法权可以下沉至镇街,哪些则应当保留在县级政府部门中,进而对镇街执法清单予以系统性、持续性与科学性的动态调整,已经成为当前亟待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的新命题。对此,学界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主要聚焦于形式法治层面,力图强化镇街执法权配置的合法性。部分研究从实质法治层面就如何科学厘定镇街执法权配置的边界展开了零星探讨,但仍需引入更为体系化的理论工具与操作方法。比例原则滥觞于19世纪的德国警察法学,因其权力限制、裁量治理与利益衡量等方面的核心意旨与规制优势,逐渐成了审查公权力运行的一项核心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各类公法现象的合理限度。本文的研究旨趣即在于:证成比例原则在理论上可以且应当适用于调整行政权力配置,在实践中有助于规制不合理的行政执法权下沉活动。经由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等三项子要件展开操作,比例原则得以为规范当前镇街执法权配置行为与动态优化镇街执法清单提供有益的参酌思路。
二、比例原则适用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理论证成
通说认为,行政执法权下沉的规范性质是将行政执法权从县级政府部门转移配置到镇街的一种活动。故在理论上证成比例原则能否适用于镇街执法权配置,就是分析比例原则调整行政权力配置是否具备正当性基础,学界对此意见不一。赞成者多将比例原则调整权力配置视为当然前提与应然形态,并直接加以适用,或直接将比例原则等同于控制权力行使乱象的普遍规律,未深入加以证成。而反对论点主要有二:一是认为既有的行政权力配置原则已经足以实现规制目标,引入比例原则缺乏必要性;二是认为行政权力配置并不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比例原则的引入不甚可行。此处从行政权力配置原则的类型区分与行政组织权的结构划分两方面,对赞成论予以深入证立,对反对论予以充分回应。
(一)必要性证成:行政权力配置原则的类型区分
一般而言,法律原则可以分为象征性原则与实指性原则,前者主要体现法律的实体价值追求,后者意在说明法律如何具体适用。相应地,既有的行政权力配置原则也可划分为实体类与方法类两种。实体配置原则意在确立实体目标与价值导向,属于行政权力配置的应然范畴。而方法配置原则意在为完成相应的实体目标寻求具体路径、行动手段与方法依据,属于行政权力配置的实然范畴。
实体配置原则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要求以“民主”保障权力的运行始终代表人民的共同意志,也要求以“集中”确保权力的运行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它们分别体现了国家机关宪制结构的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两重基本价值。行政权力的实体配置原则呈现出民主控权和行动效能的两重体系。前者要求行政职权必须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关通过立法加以规范控制,关注公平正义的实现与权力的限制,如分权制约、程序法定、民主监督、法制统一、权责明确等原则均属此类。后者要求行政职权的设置应当保障行政机关能够以较低的组织成本有效地完成治理目标,关注公共福祉的实现与权力的积极行使,如目标导向、机构精简、系统权变、专业分工等原则均属于此类。
方法配置原则主要包括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规范主义配置原则强调形式上的严格分权理念,要求依照“法律的规则取向与概念化属性”构建逻辑严密的实在法体系,以法律保留等手段完成行政权力配置。而功能主义配置原则强调实质上的权力行使正确性,主张依照“法律的目的与社会价值”确定不同行政组织的功能特征,并将行政职权分配给最适合承担它的机关。
从以上分类着眼,借助比例原则来调整行政权力的配置具备必要性。尽管就实体配置原则而言,比例原则的适用并无特别优势,其要求不同的公权力之间应当保持“合比例”的关系进而限制特定权力的扩张失衡与过度滥用,这一要义同样也可以由分权制约原则推导得出。但就方法配置原则而言,比例原则作为一种调整其他规范适用的“后设规范”或“元规范”,可以为“具有特定关系的要素之间的冲突提供指导性适用标准”,对于优化上述两类方法配置原则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规范主义过度依赖事前制定的成文法规范,在行政权力配置的过程中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加之我国当前行政组织法律规范较为粗疏笼统,许多微观而具体的行政权力配置活动都缺乏充分指引。而比例原则作为一项解释方法的引入可以为阐明既有的权力配置规范提供相对精密的阶层化思路,以弥补规范的僵化与空洞之弊。而另一方面,功能主义面临着过于模糊抽象的理论诘问,不仅“功能”一词自身的内涵过于简略,难以建立科学中立的比较标准,功能主义论者寄托于社会需要的实现来界定功能适当的方法也显得较为主观且空洞。而比例原则的引入可以为行政权力配置中的诸多功能性考量因素提供一定的思考顺序、比较策略以及权衡方法。通过三项子要件的层层检验,审查者可以依照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比例,来具体判断某项行政权力配置是否符合功能适当的标准。
(二)可行性证成:行政组织权的结构划分
认为权力配置活动不涉及公民权利保护进而无法适用比例原则的观点,未充分考虑行政组织权的结构划分。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行政权力配置形态都只是行政组织的内部变动,完全不体现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构造。在德国国家法学说中,组织权理论将权力配置活动在组织层面的表现形态细分为建制、设置和配置三种。其中,“配置”意在从微观层面确定机关的具体人员、预算等,其涉及事项琐碎繁杂,与公民权利关联较远,故无法直接适用比例原则加以调整,只适合作为均衡性审查中的一项参考要素。“建制”指宏观层面的机关创设,通常涉及较为重大的权力分工秩序变动,虽然与公民权利关系密切,但作为相对具体的阶层权衡思路的比例原则对此难以胜任。而“设置”意在从中观层面调整既有行政组织的具体职权。德国宪法学家博肯福德进一步将“设置”区分为对外设置与对内设置两种,前者包括机关的事务管辖权、功能管辖权、级别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等行政职权的配置,后者指的是行政职权如何在组织内部的委员会、部门和职位间展开分配。可见,是否调整那些直接关涉公民权利的行政管辖职权是区分对内设置与对外设置的重要标准。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也持相似看法,认为“机构设置权”可以同时具备内部效果与外部效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行为可能是内部行政措施、法规命令或者行政行为。出于合目的性起见,应当审查机构设置行为是仅具有内部效果,还是(也)具有‘对外’效果”,进而“反射性地影响公民的权益”。可见,不论是博肯福德的对外设置行为,还是毛雷尔的具有“对外效果”的机构设置行为,它们都构成了对公民权利的实质(反射)影响,可以引入比例原则对其加以调整。
诚然,在不同组织间的权力配置过程中,行政权力调整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关系并未直接而现实地构建起来,而是额外产生了一层“权力的间接传导”:先由法规范在抽象层面调整某行政组织的职权,该行政组织再依据调整后的行政职权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执法决定。但即使是经过了间接传导,法律责任的传递事实上仍具有连贯性,行政权力配置决定、行政组织依职权作出决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受到影响三者间的实质关联仍十分紧密。不合理的行政权力配置不仅成为滋生权力滥用的温床,也造成行政组织行使了其不应当享有的职权,最终导致公民权利受到间接侵害。尤其在传统内外部行政行为的界限已日益模糊的当下,行政的内部组织要素可能也会产生实质性的外部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担保行政机关对外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比例原则“限制权力以保障权利”的理论构造,并不意味着其只能在“权力—权利”的直接对抗关系中加以适用。倘若不合理的“权力—权力”配置结构实质上侵害了公民权利,比例原则就可以打破传统理论中“内外有别”的预设边界,积极地“溯源而上”,介入对相关行政权力配置活动的审查。
(三)行政权力配置中适用比例原则的要件构造
除了必要性与可行性方面的整体证成之外,比例原则内部的要件构造体系是否适宜行政权力配置的内在要求,也应当在证成过程中一并予以考量。目前,学界就公法领域适用比例原则的要件构造体系主要存在“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比例原则由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审查要件构成;后者则认为,除前述三个要件之外,还应当加入目的正当性审查,从行政裁量的根源目标层面对公权力予以限制,进而强化人权保障与实现实质正义。就比例原则在行政权力配置场景下的适用来说,“三要件说”的理论要旨相对更为恰当。原因在于,一方面,目的正当性要件的审查通常较为抽象宽泛,往往涉及立法者对价值理念的认识与评判,立法者对此享有较大范围的意思形成空间和结构余地。尤其是对于具体的行政权力配置活动而言,其服务的目标往往涉及复杂的价值博弈和利弊取舍,应当由立法者借助民主机制和严格的程序予以确定。而比例原则“只是法治、人权保障等价值理念的下位概念,是实现这些价值理念的一个重要‘工具’”,将权力配置目的的设定与审查纳入比例原则的构造,超越了比例原则的适用边界与限度。另一方面,目的正当性通常构成公权力行为的效力基础,如果手段所服务的目的本身存在合法性弊端,则公权力行为即归于无效。但“效力认定属于合比例考量(原则权衡)的前设阶段,本身并不属于运用比例原则的活动”,比例原则“解决的是手段和目的间的‘关系’(合比例就是对这种‘关系’性质的表达),而不涵盖目的本身的实质内涵”。这一效力论证与适用论证之间的逻辑差异在行政权力配置活动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果允许比例原则通过目的正当性审查,对行政权力配置的目标依据和行为效力予以否定,容易造成实践的混乱,不利于行政机关之间组织关系的稳定和谐。因此,将目的正当性审查定位为比例原则适用的“预备阶段”而非“具有阶层秩序意义上的独立性”,应当构成将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思路。
三、比例原则适用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实践功效
比例原则的核心意旨主要包括权力限制、裁量治理与法益均衡三重意涵。其中,权力限制体现了比例原则的价值立场,阐明了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滥用以实现人权保障之意义。而裁量治理与法益权衡则揭示了比例原则的方法意义,裁量治理意在对公权力限制私权利的手段合理性进行审查,法益权衡意在要求公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与造成的损害之间不得超出“合比例”的范围。这三重意旨的实践功效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两重规制要求基本对应:比例原则的权力限制属性是遏制“一揽子授权”等授权滥用行为的应然之举,而比例原则的裁量治理与法益权衡方法则为检验授权合理性提供了可行的判断工具。
(一)比例原则是遏制授权滥用的必然之举
实践中,造成行政执法权下沉改革“放不下、接不住、转不动”的原因大体包括两方面:一是行为法层面的授权滥用问题;二是组织法层面的机制不畅问题。二者共同造成了镇街的选择性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等乱象,既不利于基层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无助于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
具体来说,在行为法层面,部分地方在编制镇街执法清单时未经充分的合理性审查,依照“应放尽放、应接尽接”的指导思想将大量执法权赋予镇街。这些批量化、粗放式下沉的职权涵盖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等多种类型,横跨了城市管理、住房建设、农业农村、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等多个领域,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基层的“权力过剩”现象。在组织法层面,镇街长期以来主要承担综合服务、社区建设、发展统筹、协调监督等管理职责,县级政府部门则是行使执法权最主要、最频繁的机关,承担着推动国家法定权力落地的主体责任。但镇街执法权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组织分工秩序,将异质的执法权责植入到镇街以服务管理为主要功能的组织体系里,从而将镇街置于新的结构环境和行动范式之下。即使部分镇街临时设置了内部的综合执法机构,补充了部分原县级政府部门的执法人员,也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职能转型,难以形成稳定、高效、成熟的执法运作机制,满足常态化执法的要求。因此,面对授权事项庞杂和组织机制转型的双重压力,基层政府往往采取选择性执法的回应策略来完成压力型体制下的执法考核目标:一方面,针对执法监督考核中的重要指标与关键领域,基层政府为完成考核,在“行政发包”的驱动下集中力量重拳出击,开展各项运动式执法活动,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执法扰民乱象。另一方面,针对考核中的非重点领域、监管盲区或者敏感问题,基层政府为避免矛盾纠纷,采取了静默放任等不作为策略,造成部分领域因执法懈怠而缺乏有效治理。
可见,行为法层面的授权滥用问题与组织法层面的机制不畅问题共同造成了行政执法权下沉改革的困境。但就组织法层面的问题而言,县乡(区街)两级政府在科层制下的组织分工结构长期相对稳定,对应的考核监督机制也根植于压力型体制的传导过程。因此,新的执法组织机制需要结合实践经验长期探索与系统推进,短期内尚难以快速显现出治理效果。然而,就行为法层面的问题而言,可以从审查镇街执法权配置行为的合理性角度入手直接调整赋权清单,进而遏制授权滥用,减少基层政府的选择性执法。这一路径在现阶段更加直接可行,当前实践中各地在规范镇街执法改革运行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也是上级政府直接收回相应的执法权,对镇街执法清单予以动态调整。
而比例原则作为一种限制公权力滥用的规制工具,不仅可以用于审查行政权力的扩张运行是否合理,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公权力运行都可以且应当成为比例原则的规制对象。当前具体配置镇街执法权的各类规范和清单既可以由各地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加以制定,也可以由省级政府自行决定,《行政处罚法》第24条没有对此作出明确限制。因此,二者均应当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检验,通过筛除目的与手段不成比例的授权内容调整镇街权责清单中的执法事项范围,进而压缩执法不作为与乱作为可能寄生的职权空间。
(二)比例原则是判断授权合理性的可行之法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调整行政权力配置的重要优势在于弥补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这两种方法配置原则的不足。在镇街执法权配置中,其同样可以为判断所下沉的执法权是否合理提供相对可行的审查思路与方法。
一方面,规范主义聚焦于对《行政处罚法》第24条中“迫切需要”与“有效承接”这两个适用要件的理解,要求结合镇街执法权配置的具体情景、内容与事项,对这两个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一定的内涵解释与裁量判断。但受限于法律条文模糊简略的制约,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难以准确理解这两个要件的意涵。而比例原则中的三要件审查思路具体而清晰地描摹出了《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法定下沉标准,为作出授权决定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裁量基准与解释思路。首先,“迫切需要”要件可以由适当性与必要性审查加以阐释。适当性审查认为,只有当下沉镇街的执法权有助于实现特定的基层治理任务目标时,才可被认为符合“迫切需要”要件;必要性审查认为,在具备同等治理效果的前提下,对公民权利侵害较大的执法权不存在下沉的迫切必要,它们应当被同样有效且更为温和的其他执法权或治理手段所替代。其次,“有效承接”要件可以由均衡性审查加以阐释。如果执法权下沉所产生的各方面权力配置成本明显超出其可以实现的基层治理收益,二者之间“不成比例”,则说明现有执法权的配置安排显著超出了镇街的“有效承接”能力,会造成镇街的权责失衡。
另一方面,功能主义赋权思路主要表现为对镇街的组织功能与各类执法权的规制功能进行匹配分析。已有研究关注到了这一功能,提出了“差异化赋权”“因事配权”等概括性策略,以此来判断镇街执法权配置是否符合笼统意义上的功能适当标准。但这些思路较少结合精细的行政权力配置原理,难以从深层次揭示行政执法权下沉视域下组织法与行为法的互动关系。而比例原则的优势在于,通过利益权衡的方法,将镇街执法权配置是否符合抽象的功能适当标准,转化为是否符合三项子要件审查的具体要求。其中,适当性审查确立了任务导向下的功能适当标准,主要从效能的角度筛选有助于镇街实现行政目标的执法权。必要性审查确立了权利导向下的功能适当标准,主要从控权的角度进一步判断哪些执法权容易构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进而更适宜保留在县级政府部门。而均衡性审查综合效能与控权的双重要求,在组织任务的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执法权限的选择之间反复、客观、动态、综合地加以权衡考量,最终筛选出符合功能适当标准的镇街执法权配置策略。
四、比例原则适用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逻辑展开
行政任务与行政组织之间可以构成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匹配关系:某项公共事务的规制需要确立相应的行政任务作为目标,该行政任务的达成则需要相应的组织职权安排作为手段。而如何处理目的(行政任务)与手段(行政职权)之间的关系,正是比例原则中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三项审查要件要解决的问题。它们以不同的规范视角与功能侧重,全方位地呈现了比例原则适用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具体逻辑思路与展开进路。
(一)适当性审查:镇街执法权配置应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目标
适当性审查旨在选择有助于实现或推进既定目标的手段,通常包含三重操作要求:其一,对目标作具体化描述,为后续审查提供支点。其二,筛选对实现目标具有促进作用的手段。其三,考虑到后续的必要性审查与均衡性审查还需要进一步筛选,适当性审查应当采取相对宽松的审查标准,即只要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关联性,原则上就应该将其纳入备选范围。在镇街执法权配置的语境下,适当性审查侧重从治理有效性的角度审查镇街执法权对基层治理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而判断所下沉的执法权是否符合基层治理“迫切需要”标准。
1.确定镇街执法权配置的任务目标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在行政权力配置中的适用并不包含目的正当性审查,而是对立法者所设置的目标任务予以落实。因此,镇街执法权配置的任务目标也需要从立法资料中予以探析。立法层面的制度设计意在回应“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现实困境,扩大基层政权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完善基层政府功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综合前述立法信息,可以将镇街执法权配置的目标任务归纳为两项:一是在横向层面促进执法权集中整合;二是在纵向层面促进执法权充分下沉。二者分别针对当前我国基层执法中的执法分散与执法悬浮两大困境,统一于基层治理目标的系统实现。在横向层面,过去基层各种执法主体交错混杂,呈现出“七站八所”的碎片化态势,不仅严重制约了基层执法效率的提升,也影响了基层公民寻求权利救济的便捷性。故应当将多个部门的多项执法权统一整合并交由镇街集中行使,接续过去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在纵向层面,许多县级政府部门受执法领域单一而管辖区域过大的影响,执法权被大大分散,无法及时、快速地渗透基层。反之,镇街在空间距离上更贴近一线,但因为没有执法权而只能发挥有限的疏导辅助功能。故应当在纵向上促进基层执法力量从县级充分下沉至镇街,以解决“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紧迫问题。
2.判断镇街执法权配置是否有助于实现基层治理目标
手段应有助于目的实现构成了适当性审查的核心意旨,只要下沉的执法权能够有助于实现纵横两重基层治理目标之一,即符合适当性标准的宽松审查要求。实践中,不符合适当性审查的镇街执法权配置活动主要有两种。一是执法权配置活动本身无法与地方治理实践相结合,明显无助于实现基层治理目标。例如,部分辖区镇街被赋予管辖域外主体的执法职权,该执法权配置活动因无助于实现镇域范围内的相关治理目标,随后被撤销。二是部分执法权同县级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密切关联,县级政府部门原本就可以正常、有效、充分行使。将其下沉至镇街不仅无助于打破执法分散或执法悬浮的困境,反而促使县级政府部门将自身不愿承担的执法权责以“甩包袱”的形式转嫁给镇街,最终造成了管理与执法活动的断裂以及县乡两级政府之间“条块矛盾的再生产”。
(二)必要性审查:镇街执法权配置应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权利
必要性审查是指当存在达成目的的多种手段可供选择时,应当选取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必要性审查通常包含两重操作要求:一是审视不同手段在实现目标时的有效性水平;二是在相同有效性的前提下,尽量选取对公民权利侵害较小的手段。在镇街执法权配置的语境下,必要性原则主要关注控权价值,要求在有效实现治理目标的前提下选取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行政权力配置方案,进而判断所下沉的执法权是否符合基层治理“迫切需要”标准。
1.衡量各类执法权是否具备相同有效性
不同手段之间具备相同有效性是选取最小侵害手段的前置条件,不能以忽视目标实现为代价盲目追求对权利的绝对保护。正因如此,行政权力配置中的必要性审查是一项控权导向的操作步骤,而不是唯控权论的刚性要求,不能一刀切式地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而排除剩余所有的选项。一方面,部分特定的执法领域需要重点确保权力配置的有效性水平。例如,为了打击乡村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既可以赋予乡镇政府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权,也可以赋予其制止、铲除等行政强制权。相较于行政强制,行政处罚通常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相对更小,从严格的必要性审查角度来看,似乎应当优先将行政处罚权下沉。然而,仅仅采取行政处罚显然无法立即排除毒品原植物可能造成的危害,无法达到行政强制的制裁效果。相较于治理毒品的紧迫性与有效性,行政强制的权利侵害风险应当被容忍。另一方面,在紧急或应急状态下,确保执法手段的有效性则更为重要,不能苛求对公民权利的“绝对最小”侵害。如在河流汛期,为快速、充分保卫基层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可以赋予镇街在必要情况下强制受灾群众避难疏散的行政强制权。即使该行政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基层群众(尤其是经劝告仍拒绝转移的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益,但相较而言,此时已没有更为有效的其他执法手段了。
2.将对公民权利侵害较小的执法权配置给镇街
在确保相同有效性的情况下,应当从事务类型和手段后果两方面入手,尽可能将那些对公民权利侵害较小的执法权赋予镇街。就事务类型方面而言,影响范围广和牵涉利益重大的执法事项更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此类执法权应当保留在县级政府部门之中,避免或至少应审慎赋予镇街。例如,在城市燃气管理方面,违法改动燃气管道、非法从事燃气经营等行为会影响全市(区)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燃气的经营、使用与查处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倘若操作或管理不当,便有可能对燃气正常使用甚至居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大范围影响,一般不宜将相关职权交由镇街行使。又如,在农业农村领域,食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贮存关乎居民食品健康与安全利益。针对将含有人用药、原料药或者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用于农产品生产、清洗、保鲜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相应的执法权限也应尽量保留在县级。
就手段后果方面而言,目前下沉至镇街的执法权可大体分为监督核查类和实体处分类两种。监督核查类执法权主要包括行政检查、行政指导、行政登记等,一般不涉及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实体处分。镇街行使以上执法权不仅符合基层政府长期以来的组织机构职能定位,也将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故在具备相同有效性的情况下,应当优先加以考虑。而实体处分类执法权主要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类型。其一,行政许可属于授益行政行为,不仅对公民权利的侵害风险相对较小,许多地方为了促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往往还倾向于放宽对诸多行政许可条件的限制,将其赋予镇街通常符合必要性审查的标准。其二,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相对较大,各地对此普遍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主要选取相对轻微的行政强制权交由镇街,例如扣押小额财产、拆除街边不合法悬挂的广告牌等,而限制人身自由以及对资金账户的查封冻结等权利侵害幅度较大的执法权限仍保留在县级。其三,行政处罚权总体上构成了如今镇街执法权配置的主力军,是各地在“一揽子授权”中最容易形成授权滥用的领域,也是必要性原则最需重视的审查类型。一方面,应当将数额过大的罚款、吊销许可证件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等处罚权保留在县级,主要将警告、通报批评以及部分小额罚款等赋予镇街。另一方面,应当避免下沉裁量空间过大的行政处罚权,防止镇街形成“裁量滥用”或“裁量懈怠”,或者至少应当为其制定相应的裁量基准,以“情节细化”与“效果格化”的方式压缩处罚的滥用空间。
(三)均衡性审查:实现基层治理目标的收益与镇街执法权配置的总成本应保持均衡
在满足适当性与必要性审查后,均衡性审查要求手段造成的损害不能超过所追求目的的价值。关于比例原则均衡性审查的展开方式,离不开对同样具备利益衡量功能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比较研究。对此,学界大体存在两种立场。“同质替代说”认为,比例原则本身就是成本收益分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甚至认为比例原则无法准确全面地衡量各类利益冲突,仅构成一种残缺偏颇的成本收益分析,应当被后者予以全面替代。“异质互补说”则认为,比例原则更加强调公平的权利价值与灵活的定性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的优势则在于效益价值的最大化与精准的定量分析。因此,应当将成本收益分析引入比例原则的均衡性审查过程中,实现二者的功能互补。对于行政权力配置来说,采用“异质互补说”更为妥当。原因在于,行政权力配置中的利益均衡并不仅仅涵盖经济效率端的治理成本(如人、财、物等组织资源),还包含权利侵害成本、隐蔽的外部制度成本、权力配置所实现的公共利益等。经济学层面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判断行政权力配置是否成比例提供了有益的定量参照,但无法从法的内在客观价值秩序出发广泛处理其他难以量化的多元实质利益。
综上所述,在“异质互补说”的理论立场下,可以考虑借鉴均衡性判断公式,将成本收益分析的工具意义引入均衡性审查在行政权力配置中的适用过程。相应地,比例原则的均衡性审查既关注公权力行为对权利损害的成本,也包括手段自身耗费的成本,以广义的财政支出为主,两类并将二者同手段所实现的目的进行权衡。但在行政权力配置的语境下前述分量结构还需增加一类特殊的外部制度成本。经过调整后的均衡性公式呈现如下:
其中,E表示行政权力配置的总成本与总收益的比例均衡值,Cr、Cf 和 Ce分别表示新的行政权力配置所造成的权利损害成本、内部运行成本和外部制度成本,B表示新的行政权力配置所能够实现的公共利益。立基于此,均衡性原则得以同时从民主控权和行政效能两重视角出发,将实现行政任务的收益与行政权力配置的总成本分别置于天平两端。就镇街执法权配置而言,均衡性原则先分析执法权下沉所产生的总成本,再将这一总成本结构同实现横向集中与纵向下沉两重基层治理任务的收益相权衡,进而得出镇街执法权配置方案是否合理的审查结论。
1.衡量镇街执法权配置的总成本
实现基层治理目标的收益和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成本已通过适当性审查和必要性审查得以确定,故此处重点探讨镇街执法权配置活动自身的内外部成本,进而确定镇街执法权配置的总成本结构。
一方面就镇街执法权配置内部运行成本而言,其主要考虑下沉的执法权同镇街的人财物等组织资源是否匹配,通常可以结合各地的财政收支、执法记录和历史数据予以核算估测。其一,在执法人员保障方面,当前多地镇街普遍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执法人员。尽管多地采取了调配县级政府部门的执法人员进入镇街的综合执法大队,但受限于“从条到块”的管理方式变化与“从专才到通才”的工作模式变化,新组建的执法队伍难以快速实现执法效率的平移,尤其是涉及污水检测、建筑垃圾管理、生产安全监督等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执法事项。其二,在执法的财政保障方面,许多县区级财政部门并未就镇街执法提供充足的经费,也没有督促镇街设立独立、专门的行政执法台账,部分地区的镇街执法经费甚至仰赖县区城市管理部门以非正式方式提供。其三,在执法的工具设备方面,不论是执法巡逻车、执法记录仪等通用执法设备,还是各具体领域的检验检测器械等专业执法设备,多地镇街都存在短缺困境,致使部分依赖设备的执法权运转不畅。可见,对“人财物”等组织资源要求较高的行政执法事项,仍应当保留在各类保障相对更加充分的县级政府部门之中。尽管执法权下沉的“人财物”压力可以随着改革的长期、纵深推进得到逐步改善,但为了实现纵横两重基层治理任务而付出的组织资源成本是否均衡,仍应审慎考量。
另一方面外部制度成本主要是指某个行政组织职权的调整会对既有的权力配置格局产生一定冲击,需要一定的制度协调成本去适应新的权力结构变化,同样也应当被纳入均衡性原则的考量范围之内。不同于组织内部运行成本可以相对直观、明确地通过“人财物”的增长变动情况加以判断,外部成本相对而言比较抽象,难以准确地估量与核算,需要结合地方治理实践作出判断取舍。就镇街执法权配置而言,这些外部制度成本,既包括镇街执法在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之内的系统协同成本(如市县级政府和地方党委协调镇街与其他部门的统筹成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对镇街及其执法人员的监督成本等),也包括镇街执法权深入基层社会后所造成的“非正式”成本和弹性执法损耗。
2.将镇街执法权配置的总成本同基层治理收益相权衡
不同于适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分别侧重行政权力配置的效能导向和控权导向,均衡性原则将这两重因素综合考量权衡,作为目标的行政任务实现收益与作为手段的行政权力配置成本,如果B显著小于Cr、Cf与Ce之和,则E的比率值越大,说明有效承接的现实约束强于迫切需要的治理目标,执法权不宜下沉;反之则E的比率值越小,说明迫切需要的治理目标并未超出有效承接的压力范围,执法权应当下沉。
前一种情形如随意倾倒、抛洒、堆放生活垃圾,违章乱停车,非法散布张贴小广告,违规在限定区域内垂钓,在特定公共场所吸烟等基层执法事项。这些事项具有高度的微观性、频发性、碎片化、边缘化特征,确实需要身处一线的镇街加以治理,不会过度侵害群众的利益,符合适当性和必要性审查的要求。但将如此海量的行政执法事项汇总起来,形成动辄上百条的权力清单交由基层政府,则将形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扩散效应,令镇街有限的执法资源陷入超负荷运行的执法压力陷阱。
后一种情形则可结合各地域的发展规划、环境情况和基础禀赋等差别化治理要素进行个案分析。例如,以旅游业为支柱的地区应当重点下沉市容环境、旅游资源管理保护等领域的执法权,发挥镇街在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方面的优势。至于可能产生的执法资源压力则应当给予更大程度的容忍,由市县政府精准专项集中强化镇街的资源保障。又如传统能源产区为避免煤矿坍塌与工业生产等突发安全事故,可以将部分应急安全执法权集中下沉至特定镇街。原因在于,尽管涉及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方面的行政处罚通常数额较大,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如实施不当也容易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但基层对于深层次集中治理安全风险的执法需求显得更为重要。
五、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深水区,如何形成更为科学的行政权力配置结构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更为法学理论界提出了规制工具与方法思路的新要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主张拓展比例原则在公法中的适用范围,从行政权力直接限制公民权利的传统领域拓展至部分行政权力之间的组织配置活动。在理论意义上,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权力配置活动不仅通过完善内部行政法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全方位保障,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机构教义学的一项大胆尝试,具备融合规范法学与社科法学的方法论价值。在实践意义上,比例原则适用于行政权力配置活动充分展现了其权力限制、裁量治理与法益均衡等核心意旨,为镇街执法权配置这一重要的基层治理话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审查标准。但也需承认,理论的精细与理性的归纳终究无法完整、全面、有效地涵盖实践的错综复杂与千变万化。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合理性审查工具,自然也无法涵盖包罗万象的基层治理要素,无法就实践中的全部镇街执法权配置现象一一作出规范意义上的权衡审查。因此,比例原则在镇街执法权配置中的适用,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套相对可参考、规范化的思路导引。构建科学完整的行政权力配置体系,最终还需法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跨学科智识资源的共同协力方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