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立体化呈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一脉相承且并行不悖，是中国为推动各国共同繁荣、世界普遍安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合作共治而贡献的系列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因强调各国共同发展、普遍繁荣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物质根基。全球安全倡议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等原则纳入人类安全共同体视域，因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而跳出了一国狭隘安全而世界普遍不安全的安全悖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其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更为广泛的价值共识。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制度保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使世界陷入结构性风险：全球经济面临深度调整，西方发展优先论大行其道；世界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阴霾不散；文化差异与文明冲突被无限放大，“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论调沉渣泛起；全球地缘政治危机与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主义机制经受考验。是“脱钩断链”还是“共同繁荣”，是“绝对安全”还是“普遍安全”，是“文明冲突”还是“交流互鉴”，是“西方独治”还是“全球共治”，成为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时代难题。“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为系统回答事关人类共同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应对日益加重的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地理空间界限、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差异，“将理念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融为一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统摄下，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全球倡议。上述倡议虽然在不同时间节点、针对不同领域提出，但绝非彼此孤立，而是各有侧重、并行不悖的统一整体。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体化构想和系统性方案，为破解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领域的集体行动困境指明了实践方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一、全球发展倡议将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置于核心议题，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物质根基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不同国家、不同个体的“最大利益”依赖于共享关系，一旦被少数国家或特定个体独占，共同利益就会受到侵蚀。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体系，优先考虑的是一己私利，而不是各国共同发展利益；西方中心主义及其衍生的自我优先的现代化逻辑，因固守私欲至上、丛林法则等极端利己主义思维而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甚至其他西方“盟友”利益。西方奉行的自我优先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普遍共识背道而驰，西方国家各行其是的现代化方案表面上强调相互依赖，实际上从未想过两全其美，更谈不上美美与共。以强制性、掠夺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式霸权主义体系注定难以为继，“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普遍繁荣，是通向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美好社会的必由之路。为争权夺利而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只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危机。中国共产党因秉承坚持胸怀天下的价值理念，而将古代中国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促进发展、以互利实现共赢的中国主张，致力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并积极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蛋糕”比喻国际合作成果，强调“共同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主张“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他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重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普遍繁荣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解决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
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问题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出发，致力于缩小全球经济差距和科技鸿沟，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外化为“全球南方”合作新契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由衰到兴的方法论。“中国发展是全球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坚决反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推动构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发展和安全相统一，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这种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思路，“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将安全问题军事化、将发展问题政治化的思维定式”。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务实为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外溢效应。197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至202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通过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创设“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建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形式，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涉及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相关举措，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务实方案与具体行动。为促进全球发展资源合理配置、深化倡议相关重点领域务实合作，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建全球发展倡议开放式项目库，全球发展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国家超过80个。
二、全球安全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多稳定性
实现人类持久和平、普遍安全，首先要保障不同国家、不同行为主体的权利平等；但在西方看来，“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己生存的最好方式”。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将西方的好战传统溯源至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者作为“强烈的‘主战派’”，“强调战争的必要性和利益所在”，其“发展强大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成功地推行征服性的外交政策”。作为奉行重商主义的“主战派”，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迹史本质上是“国强必霸”的扩张史：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近代欧洲各国的海外“殖民地竞赛”，再到近现代西方主导构建的国际秩序，无不服务于西方的资本掠夺与全球扩张。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称霸世界，17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18—19世纪英国在英法争霸后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复苏，20世纪美苏争霸后美国一家独大，西方列强的崛起无不伴随着征服世界的冲动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
西方鼓吹的“战争普遍论”与碰撞性秩序观，以及为瓜分世界而进行的国家间结盟，非但没有使人类远离战争，反而使世界分裂“合法化”。西方国家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等所谓主权国家体系，强化了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西方国家为达成所谓“和平”不计代价的结果，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等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模战争达成的所谓“秩序平衡”。现代西方国家仍固守冷战思维和自我优先的“理性安全”，其内外有别的排他性安全观与“霸权稳定论”使世界陷入零和博弈困境：为维护自身绝对安全，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政治权术党同伐异，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特定国家、民族、宗教信仰强行挂钩，因片面强调一国或“圈子”的狭隘安全而无视全人类共同安全利益。西方所谓的“安全共同体”是一种狭隘的共同体，并基于内部集体身份认同意识渲染外部威胁论，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塑造为敌对的“他者”。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将西方以军事暴力维持的霸权秩序称为世界秩序的威胁：“耀武扬威者以暴力相威胁，敲诈勒索，虽然在瞬时可能获得优势，但在长时间内将表明自己是软弱的，并且无论如何因其延长或摧毁了通往世界秩序之路而负有责任。”
与具有鲜明排他性特质的西方征服型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因强调以和为贵、“仇必和而解”，崇尚“兼爱非攻、非危不战”而彰显了突出的和平性。“天下和平、协和万邦、万国咸宁、和平而乐”等关键词，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从“和己处众、社会和睦”的社会关系准则，到“止戈为武、和平共处”的战争与和平观，再到“大道不孤、胸怀天下”的天下一家整体观念，无不彰显了中华文明处理自身与外部文明关系的天下胸怀。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就什么是世界和平、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认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并将诞生一个同经济贫困、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的新社会，“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共产党，因坚持“两个结合”而创造性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止戈为武”的和平观，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平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一国和平与世界和平、一时和平与永久和平联系起来：“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确定为两大时代主题，强调“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遵循战争与和平辩证法，强调一国所谓“绝对安全”建立在世界“普遍安全”的基础之上；“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本身所谓绝对安全”。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一倡议明确回答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时代课题，致力于“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它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植根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来源于讲信修睦、和合共生的中华文化与智慧”，并创新性发展了中华文明“和实生物，保合太和”的传统和平观；它摒弃了西方国家党同伐异的地缘安全理论和零和博弈逻辑，超越了西方以民族国家或集团利益为导向的狭隘安全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更多稳定性。这一倡议将人类视为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致力于破解全球和平赤字与安全赤字，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守护全球普遍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维和行动军事贡献最大的一家”。
全球安全倡议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既是中国对全球安全治理给出的中国答案，也是对自身安全与国际共同安全的辩证认识。这一倡议所强调的普遍安全不同于西方的狭隘安全与所谓“理性安全”，而是“以排除战争为基本要求，并把竞争限制在互相伤害的最小范围内”，为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将欧洲视为合作伙伴，支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支持非洲、拉美国家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坚持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会同“全球南方”国家发起“和平之友”小组。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建设性参与地缘政治热点问题解决进程，支持中东国家协商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为叙利亚、利比亚、巴以等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条件，通过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等劝和促谈措施，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倡导的非对抗性协商照顾各方关切，为解决地缘政治危机寻求普遍安全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为解决地区核问题提供了现实方案。例如，中国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明确提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各方要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5年5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球安全倡议得到1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赞赏，被写入123份双多边政治文件。中国通过深化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全球南方”合作框架等多边合作机制，健全冲突协调和战略对话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由乱到治的方法论。
三、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广泛价值共识
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特定国家或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文明对话是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是以文明对话促进人类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傲慢与偏见无益于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如果一个文明自视优越，而且事实上也无可匹敌，那么它几乎不可能有意愿与那些看似和自身地位平等的社会展开对话”。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马玆利什的上述观点，更多指向18世纪以前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古代中国；事实上，这一结论似乎更适用于工业革命以来强势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挑起文明冲突的西方。西方由来已久的文明等级意识与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论”，无益于多元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
作为人类文明百花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以其海纳百川的非凡气度，形塑了超越地缘界限、跳出民族纷争的天下一家整体观念，为观察和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思维框架。“中国不论在盛时如唐，或衰时如魏晋南北朝，对于外族异文化，不论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质方面如美术工艺等，中国人的心胸是一样开放而热忱的。”纵观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古代中国虽曾存在“天朝上国”心理与“华夏中心主义”情结，但从未像近现代西方那样打着“文化普遍性”或“普世文明”的旗号行文化殖民之实。无论是“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还是“协和万邦、行天下大道”的文明交往理念，中华文明从未向其他国家或民族输出所谓“普世价值”。中华文明因其突出的包容性，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和谐共生，反对单一文明一统天下并贬低其他文明。轴心时代中西方思想家的哲学思辨与相互启迪，古代丝绸之路促进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相遇相知乃至中西方文明交融互鉴等历史事实，无不展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体性关切。
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而言，多元文明平等对话是首要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他在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以交流对话代替文明冲突的世界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全球文明倡议主张跳出民族国家或狭隘的共同体范畴，建立以不同文明广泛联系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秩序。作为一种去殖民化的文明冲突应对方案，这一倡议包容文明个性、增进文明共性、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为消弭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价值指引；它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批判了西方文明“普世价值”的排他性思维和工具性本质；它所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在超越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同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观照；它致力于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凝聚世界各国发展共识、实现人类永久和平贡献了文明对话方案。“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文明交往观念，“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文明对话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文明平等意识，摒弃了基于西方自身历史经验的“文明优越论”与“文明冲突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中国发起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为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贡献了实验范本。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促进者”，中国等83个国家提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被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更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得到世界普遍认可的最好佐证。
四、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区冲突频发，国际法治规则缺位，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空前突出。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2025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五大核心理念的精神内涵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是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聚焦“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时代课题，在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方面实现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实践论的系统性创新。
“奉行主权平等”强调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从本体论视角确立了全球治理的首要前提。当前西方主导的世界治理秩序，因不具包容性而无法破解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不仅频频干涉他国内政，而且试图将西方现代化经验“普遍化”、将一国治理模式“普世化”。联合国宗旨和原则频遭粗暴侵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不充分，在造成全球治理机制失灵的同时极大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治理平等参与权、话语权、决策权。以“全球合作共治”取代“西方独治”，成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时代课题。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这一首要前提，回答了“由谁治理”的全球治理主体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世界视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多次以“小船”与“大船”比喻各国之间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并将全球南方视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倡议奉行主权平等，明确了全球治理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的基本原则，其主权平等思维超越了西方狭隘的民族国家意识，其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致力于维护各国的全球治理平等参与权，尤其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纠正非洲历史不公，让更多外交政策独立、秉持公正立场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进入安理会并参与决策。
“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从认识论视角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制度保障。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确立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但上述体系及其国际关系准则因仅限于欧洲国家而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属性。基于上述体系框架的国际公约及相关治理规则，因渲染“主权例外论”而强调西方对其海外殖民地的“法外治权”；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与“界外无和平”，更是固化了地缘政治与国际法意义上的内外有别原则，表面上强调国家平等、均等政治，实则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虽将国际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欧洲和亚洲，但本质上是西方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体系，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历史产物。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始于联合国的成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产物，联合国虽然一度成为冷战的“配角”，雅尔塔体系也因美苏两极对峙被打上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联合国作为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推动文明互鉴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作为“国际法一般原则和国际关系一般行为准则的规定者、国际社会最高权威的持有者、全球公共事务管理最全面的审议者”，联合国建立了世界国家间纠纷或问题解决机制，联合国模式也因此超越了西方的“例外论”与“独特性”叙事。联合国创始文件《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之间主权平等的原则，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基本依据，而此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间体系都强调“宗主权”与不平等统治关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首要责任，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全球治理倡议“遵守国际法治”这一制度导向，确立了“以何为治”的全球治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作为联合国治理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遵守国际法治，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法治化。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共同准绳，全球治理体系及其规则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将破坏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行为“合法化”，反对拉帮结伙或将“家法帮规”包装成国际规则，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选择。
“践行多边主义”强调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从方法论视角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全球治理概念及其体系脱胎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因其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具有先天缺陷与历史局限性。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沉渣泛起，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开放包容、协商合作的多边治理机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部分西方国家频频将多边治理机制“工具化”“武器化”，在国际上大搞“小圈子”外交甚至“新冷战”。动辄脱钩断链的“伪多边主义”将世界引入分裂对抗的死胡同。特朗普两次总统任期内鼓吹所谓“美国优先”、强化民粹主义更是逆全球化而动，在加剧全球治理结构失衡的同时破坏了全球治理的理念共识与规范基础，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通过变革重回正轨。全球治理倡议“践行多边主义”这一治理原则，明确了“何以为治”的全球治理基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实质是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强调“践行多边主义，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起而行之，不能只开药方，不见疗效”。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地位、切实发挥联合国不可替代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坚持世界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推进全球治理民主化，主张不同国家之间应协调合作而不是单边霸凌，反对搞“例外论”与双重标准，将全球治理视为关系世界各国切身利益的共同课题。
“倡导以人为本”强调发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享，从价值论视角明确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资本至上逻辑，使“物”与“人”发生主体性颠倒：“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资本逻辑造成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使工人陷入劳动异化、生存异化困境，资本逻辑催生的商品拜物教使经济关系、货币关系成为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西方主导的世界治理旧秩序，更是导致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贯穿于西方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世界治理过程。因强调个人至上而将一己私利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将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民族主义泛滥与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将西方民族国家利益凌驾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之上；互为背书的“文明冲突论”与帝国主义理论，更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政治干预、文化殖民而造成全球治理秩序的系统性失衡。全球治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这一价值取向，回答了“为谁治理”的全球治理成果受益客体问题。“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仅包括中国人民，更是将世界人民视为一家。全球治理倡议致力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弥合南北发展鸿沟，切实保障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享全球治理成果，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治理权益与共同治理关切，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因聚焦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充分保障各国人民的全球治理参与权而实现了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跃迁。
“注重行动导向”强调做破解治理难题的行动派，从实践论视角提出了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与系统性危机，有着“天赋使命”执念的西方往往“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旗号，实则用“家法帮规”谋求一国或集团私利，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大搞“伪多边主义”和集团政治。将世界治理称为“白人重负”的西方，刻意渲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以民主之名行打压他国、分裂世界之实，进而加剧了国际社会分裂和阵营对抗。自诩为“民主灯塔”、有“天赋使命”执念的美国，放弃本应承担的世界治理大国责任，频频制造贸易摩擦、加征“惩罚性关税”，甚至直接动用军事手段，让世界陷入分裂对抗的治理困局。全球治理倡议“注重行动导向”的重要原则，有效破解了西方“言行相悖、阳奉阴违”的全球治理形象赤字问题。这一倡议所确立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是目标和路径的关系，并针对相关领域提出了具体实践方案和务实举措。这一倡议注重行动导向，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可视成果为导向，将停留在抽象文本层面的国际治理共识转化为统筹协调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并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金融治理、贸易治理、数字治理、生态治理，建设合作型、稳定型、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优先考虑在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气候变化、贸易、外空等治理紧迫性突出、治理赤字较大的领域加强沟通合作、凝聚治理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