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霖 周怡然: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的建构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3 次 更新时间:2026-11-17 17:29

进入专题: 文化遗产保护   行刑衔接   行政处罚  

● 李云霖   周怡然  

 

[摘 要]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实践面临着三重困难:部分行为难以找寻对应的行政处罚依据、难以判断一行为违反多部行政法律规范的“该不该罚”;行政处罚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难厘清、文物与文化遗产性质难把握的“必不必罚”;执法的法理、事理、情理同文化传承的“正理”难平衡的“怎么罚”。立基“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着眼法律、事实、共识标准,前瞻文物与文化遗产永续保护,需要建立包括法定性审查、必要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在内的“漏斗式”三阶层审查标准:逐层审查行政违法行为的四要件,明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领域专门法律的适用规则,运用多元化合理性审查手段,准确把握好“可处罚性”,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 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原则;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行政处罚;审查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制度机制”“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行刑双向衔接制度包括正向衔接和反向衔接两个部分。实践中,我国曾经强调行刑正向衔接,近年来行刑反向衔接的重要性也逐渐受到重视。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要规范办理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移送的案件,明确要规范办理反向衔接案件,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监督,严格把握“可处罚性”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为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开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尤其对“可处罚性”予以细化。在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工作之中,“可处罚性”原则的把握是重点。进言之,在“可处罚性”的判断中,无论是立法因素还是个案因素,都是富有领域专业化和个性化的。因此,准确把握“可处罚性”的判断因素,亟须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各个专门法领域深入探索并总结经验。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文物与文化遗产检察保护是推动文物与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强大法治保障,必须持之以恒地提升文物与文化遗产检察保护的质效。因此,在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探究并严格把握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具有深刻的文化保护价值与法治意义。鉴于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讨论还不够深入,缺少专门的研究视角,笔者将从“可处罚性”判断的实践困难出发,立基“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着眼法律、事实、共识标准,立足于文物与文化遗产永续保护前瞻,提出“可处罚性”标准建构的三重维度,以探求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建构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的可能路径。

一、“可处罚性”判断难: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门审查标准的缺失

严格把握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并非易事,在缺少专门审查标准的指引与参考情况下,实务界面临着该不该罚、必不必罚、怎么罚的现实难题。

(一)该不该罚难把握

行刑反向衔接涉及的法律领域相当广阔,即便检察机关认为行政违法行为存在,但若没有行政处罚的依据,也不可以提出予以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对于被不起诉人违反不同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检察机关也应当予以区分。就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而言,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并不是精准对应的,存在部分不起诉行为找不到对应的行政处罚依据的问题。具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并没有一一对应。而历史文化保护地方立法则多为促进型立法,管理型立法的数量相对稀少,立法文本中强制性较高的条文占比较小,也较少设置相应的行政处罚规定。例如,数字时代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具有复杂性和冲突性,然而革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针对性却不够强,不能够完整全面地覆盖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事宜。在此种规范缺失的情况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面临着法定性判定标准模糊的难题,既不利于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依法开展,也不利于革命文物的法治保护。

另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严格把握也面临着一行为违反多行政法律规范的问题,难度较大。具言之,我国虽然以《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形式将文化遗产区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但是许多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同时包含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我国现行文化遗产法制体系呈“分散立法、分类施策”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化遗产“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诸如北京中轴线、大运河、长城等线性文化遗产,具有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属性,其保护过程中所涉文物与文化遗产行政法规范往往存在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两个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同时明确,破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的,依法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当某一行为破坏文化遗产尤其线性文化遗产时,该行为在犯罪层面可能仅涉及文物犯罪,但是寻找行政处罚依据,确定“可处罚性”时就很可能要考察和研究文物与非遗等领域的专门法,实践难度较大。

(二)必不必罚难把握

《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制发检察意见,既要审查依法是否应当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也要审查是否有必要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对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来说,确定有没有必要对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面临着缺少明确标准的问题。

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涉及行政法规范数量众多。在判断把握该领域的“可处罚性”时,需要考虑的法规范既包括《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领域的专门法律,也必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近些年来,《行政处罚法》与领域法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务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关系问题既关乎“小过重罚”等执法问题,同样也关系到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问题。无论学界对《行政处罚法》持何种定位观点,做好《行政处罚法》和领域内专门法的衔接,确保过罚相当,都是理论和实务中不可忽略的问题。《行政处罚法》明确,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在判断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时,检察机关也必须遵守过罚相当原则,审查对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必要性。而就目前来说,相关的必要性审查标准尚未明确,在过罚相当原则之下,我们很难把握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必要性的把握,还因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独有性质面临着尺度上的特殊问题。因文物和文化遗产特殊的不可再生性,在判断文物和文化遗产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必要性时,文物和文化遗产被破坏的程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修复,成为重要的判断因素。因此,在根据《行政处罚法》决定是否对相关行为适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规定时,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个案差异是十分显著且不可避免的。有观点提出,由于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首违不罚”的规定,文物行政处罚中依法既可以适用也可以不适用,这就印证了在判断与把握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必要性时,检察机关面临个案难题。

(三)怎么罚难把握

行刑反向衔接工作同样需要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行刑反向衔接如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如何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切身感受,是检察机关在决定怎么罚,怎么判断“可处罚性”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来说,文物和文化遗产的特别意义带来“怎么罚难把握”的问题。

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作为行刑反向衔接的类型之一,也当然要考虑法理和情理的相融,避免机械执法,实现处罚和教育的统一。在办理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案件时,也需要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方面、行为危害性等因素,避免出现“小过重罚”等过罚不当的问题。同时,刑事手段具有替代行政监管的制度惯性。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也需要防止“行刑倒挂”的问题,以免引起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对行政处罚合理性的质疑。另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包含特殊的文化意义。在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中准确严格把握“可处罚性”,也必须看到行政处罚能否体现对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是否尊重并保护文物与文化遗产背后的民族感情和文化情怀。由此可见,在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中把握“可处罚性”,除了合法性和必要性之外,还需要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而在该领域,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不可避免地要在每一个案中平衡好处罚与文化保护间的关系,既体现执法的法理、事理、情理,同时也要体现文化传承的“正理”。这既需要对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案件的深刻的一般性理解,也需要在个案中明确辨析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在目前缺少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二、“可处罚性”标准定位: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专门审查标准的面向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该不该罚、必不必罚、怎么罚等问题的厘清解决,最终指向的就是明确化、专门化、规范化的审查标准的建立。科学的标准离不开准确的方向定位。准确定位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需要明晰审查标准的前置规范问题、现实需要问题和未来发展问题。

(一)前端视野:“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

“可处罚性”的判断,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作为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法律规范。随着领域法治的逐渐推进,每一类型的行刑反向衔接都面临着具有领域专业化和特殊化的法律规范。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判断所立足的是一个“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该体系是检察机关判断相关案件的“可处罚性”时需要掌握的理念模型。

1.附属刑法缺位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审查需要厘清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范的对应关系,由此离不开对附属刑法缺位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这一前提问题的讨论。

具体来说,一方面,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犯罪和刑罚需要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从理论上看,依附于行政法律规范的附属刑法独立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属于独立法源。但由于对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担忧和对统一刑法典的倡导,我国基本否定了附属刑法的存在价值。因此,我国在实践中不存在附属刑法,犯罪和刑罚是由《刑法》规定的。进一步来看,关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犯罪的内容,主要规定在《刑法》妨害文物管理罪章节之中,该节规定了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倒卖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罪名,是文物犯罪的主要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我国已经形成包括《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国家法律,以及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下一阶段需要推进的任务目标则是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则分别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和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处罚依据,可能存在于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并且,随着行为具体化的提升,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依据存在于不同层级规范中的可能性将增加。

2.“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

从上文对附属刑法缺位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探讨中,不难引申出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所在的规范体系,可以将这一体系概括为“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构成了讨论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规范层面的语境场域,是讨论建立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前需要明确的重要概念。具言之,在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行刑反向衔接之中,案件可能涉及的刑法规范集中规定在《刑法》之中,这呈现为一个单一的“点”。而与此同时,案件可能涉及的行政法规范则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立法主题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之中,呈现为一个“多维”的结构。“一点”和“多维”结构下的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无法一一对应,因此形成“一点多维”的不对称体系结构。以擅自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为例,《刑法》规定了故意损毁文物、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过失损毁文物的犯罪和法定刑。但是在行政处罚环节,与擅自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相关的条文可能包括《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和各种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一个刑法条文同时对应着几个行政法条文。

(二)现实视野:法律、事实、共识标准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判断,需要充分考虑到该领域实务问题的特殊性,从现实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准确把握个案的具体情况,提炼出类型化的共识标准。

1.注重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

“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虽然是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所处的规范场域,但是纸面上的法和现实中的法有时存在着差异。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是实务性较强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将“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嵌入办案思路的同时,仍然需要留意具体个案中法律的运行状况,不能机械套用法律规定。盗窃文物的犯罪在《刑法》中没有专门的罪名,但在实践中可以用盗窃罪涵盖相关行为。如果仅是片面机械地考察《刑法》文本的规定,而忽略了法律运行的实际样态,不在盗窃罪中考虑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行刑反向衔接的“可处罚性”甚至是可能性,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不刑不罚”等不利于历史文化保护的状况。

2.注重案件事实的准确判断

案件事实的判定是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在推理过程中的小前提。小前提的准确把握,直接影响着“可处罚性”的判定结果是否符合逻辑。在处罚法定性审查方面,主要是通过分析在案证据,审查被不起诉人是否实施了违法行为和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证据的收集、转化、分析是案件事实准确判断的基础。目前,立法尚未回应刑事证据的可转化资格、明晰可转化证据的程序性规则,证据的准确使用存在着一定的梗阻。同时,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还需要在“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中审查,要将事实与法律规定互相对应起来需要专业的知识水平。这些现状要求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必须和事实判定相联结,并且这一联结应当是全过程的、系统性的、程序性的。

3.注重共识标准的总结推广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既存在于每一个案,又存在于文化法治领域和行刑反向衔接领域这两个更大的法治实践场域之中。这意味着,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必须是类型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如此才能够以其确定性超越千差万别的个案的不确定性,达成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目的。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共识标准的形成,在当下还需要克服如下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判断实践较稀少。许多案件中检察机关的作用不够明显,更无法论及“可处罚性”的判断。从公开统计数据来看,文物行政违法案件来源大多来自检查、举报、遥感监测,由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较少。可见,要加强文物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还需要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更加紧密的配合协作。

另一方面,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实践中,相关经验尤其是对“可处罚性”的判断经验却显著不足。其一,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直接经验较少,不少地方都是在近些年才完成当地的第一个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案件,而许多地方更是未见到相关经验的总结与报道。其二,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典型案例不足。部分业务领域已经发布行刑反向衔接典型案例,而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尚未有典型案例总结发布。

(三)未来视野:文物与文化遗产永续保护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审查,需要提高站位,放宽视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在建立时,应当立足于推动文物与文化遗产永续保护的立场和视野。这要求相关的审查标准必须是具体的,既要和“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相结合,同时也要和文物与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载体的性质相符合。因此,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审查标准除了逻辑判断之外,还需要包含价值判断的部分。

三、“可处罚性”标准形成: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三阶层审查法之倡立

以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立足前置、现实、未来三维视野,准确把握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可处罚性”,需要建立包括法定性审查、必要性审查、合理性审查三部分的三阶层审查法。三阶层审查法中三大要素逐层递进,形成“漏斗式”审查模式与效果。

(一)法定性审查

《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指引》规定:“人民检察院负责行政检察工作的部门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应当围绕在案证据是否能够证明被不起诉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和是否具有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对于把握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的“可处罚性”来说,法定性审查就是要审查能否证明被不起诉人实施了违反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的行为,以及是否具有相关的行政处罚法律依据。在行刑反向衔接中以构成要件为核心契合行政法与刑法的共同需求,因此,在法定性环节的审查之中,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构成要件审慎判断,确定相关的行政处罚依据。

一是在主体上,需要注意单位和自然人所承担的不同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妥善明确好行政处罚的对象。在主体的判断中,尤其需要注意到典型领域的案件,建立起专门的、成熟的、系统的类案“可处罚性”判断标准。例如,擅自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实施文物保护工程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行为,可能构成损毁文物相关犯罪。在这一类犯罪中,就有可能出现自然人是被刑事处罚的主体,而单位是被行政罚款主体的情况,需要谨慎区分。

二是在客体上,需要合理界定被不起诉行为所违反的行政管理秩序。违反行政管理秩序应该解释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因此,对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行政管理秩序的界定,需要严格全面地考察法律规范,依据法律规定,运用好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解释学方法,确保解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面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不能够“为了处罚而处罚”,一定要做到于法有据,行政规范性文件、政策精神不能够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据。

三是在客观方面,需要立足于“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和领域法思维以确定行政处罚依据和违法行为的数量。客观方面的审查是直面“该不该罚”问题的重点。面对“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现状,检察机关不是立法机关,不应从立法论的角度建构审查标准,而是应当在解释论的方向上建立健全“可处罚性”的把握标准。在这层意义上,检察机关需要树立领域法的思维观念,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等工具,全面了解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个案案情,确定违法行为数量等问题。

四是在主观方面,需要注意到当事人的主观过错,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决定是否行政处罚。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存在观点认为文物行政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处罚结果没有必然联系。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检察机关在“可处罚性”的法定性审查中,需要注意到刑事犯罪主观方面和行政处罚主观方面的区分,但并不是说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行政处罚结果无关。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没有主观过错,其本身就是“主观认识”的一种体现,而不能够认为在“可处罚性”的法定性审查中主观认识与行政处罚结果无关,否则可能会出现遗漏主观方面审查的问题。

(二)必要性审查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必要性审查,就是审查是否有必要对被不起诉人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必要性审查而言,其重点在于,如何在“一点多维”的不对称规范体系之下,确定有没有必要对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其中,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行政处罚法》与相关历史文化保护法律规范间的适用关系。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等处罚时,要统筹考虑相关法律规范与行政处罚法的适用关系,符合从轻、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可以不予处罚情形的,要适用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相应处理。但是,虽然不管是什么领域,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都需要遵守《行政处罚法》,可《行政处罚法》“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优先于具体法律、法规、规章而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文物与文化遗产领域的国家法律是基础性法律和一般法律的关系,同法规和规章是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下位法不得和上位法相抵触,《行政处罚法》同法规规章的适用关系自不待言。而对于《行政处罚法》同《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的关系来说,一般还是特别,不能就整部法律笼统而言,而是要具体到个别规范、个别条文来作精细判断。当出现《行政处罚法》和《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适用疑难时,首先需要判断产生疑难的具体条文,是否构成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并不当然地认为专门法律优先于《行政处罚法》适用,也不认为《行政处罚法》作为基础性法律必然优先于专门法律适用。如果不构成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则可以考虑运用新法优先于旧法的原则解决疑难。在根据相关规定确定行政处罚的依据、内容、幅度等之后,再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审查是否有“首违不罚”“轻微不罚”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情节,确定是否存在“过罚不当”的问题,审查针对相关行为的行政处罚是否违反了过罚相当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之中,“可处罚性”的必要性审查如何确保遵从过罚相当原则,也要兼顾到文物与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法益恢复的存在是“可处罚性”判断中可以不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形之一。文物与文化遗产承载着民族感情,并且也具备着不可再生性,法益的恢复较之于生态环境修复更具难度,也更加需要检察机关审慎判断法益的受破坏程度与恢复程度。因此,文物与文化遗产的珍贵程度和文化意义需要在“可处罚性”的必要性审查中被考虑。而如何准确把握,则需要检察机关加强同文化执法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对文物与文化遗产犯罪和违法行为的认识程度,整理发布指导案例或者典型案例,以经验的提升增强办案实效。

(三)合理性审查

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合理性审查,就是审查“怎么罚”的问题,在每一个案中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合理性审查对于检察机关准确判断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提出一定要求,这要求检察机关不能够机械、僵化地理解法律条文,而是要从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考虑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找到最佳的平衡点。部分涉文物不起诉案件中,检察机关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员、文物管理单位代表、法学教授、群众代表等参与,充分吸纳多方意见,做到法理情相融合,可为合理性审查提供参照。

因此,审查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合理性时,一是要注重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全面梳理,结合一般人观念、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观念评价违法行为,考虑如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会违背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如果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否不能够体现对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二是要认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开展听证会、普法教育等方式,提升社会公众的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同时也有助于吸收多方意见,确保合理性审查的顺利开展。三是要加强同文物执法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也带来新兴权利确认的问题,相关领域的行政机关对于新兴问题和新兴权利更加了解。因此,检察机关需要同有关行政机关建立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行刑反向衔接长效协作机制,在合理性审查时协同发力,以个案促类案,提升办案质效。

在行刑反向衔接案件中判断是否提出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核心在于严格把握“可处罚性”。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是文物与文化遗产检察实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刑反向衔接的重要类型,亟须明确该领域“可处罚性”的审查标准,提升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案件办理的规范程度。笔者归纳目前实践所面临的“该不该罚”“必不必罚”“怎么罚”的难题,明确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所面向的三重视野,提出包含法定性审查、必要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在内的逐层递进的“漏斗式”三阶层审查标准,以期为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判断提供可参考的标准。必须指出的是,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正处在持续探索和深化的阶段。严格把握好该类案件中的“可处罚性”,还需要随着个案经验的总结和长效机制的确定,不断在实践中调整并运用审查标准。这是一个“静”与“动”紧密结合的过程:法定性、必要性、合理性是“可处罚性”审查中需要坚持不变的标准;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个案情况的把握则始终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同时,随着行刑反向衔接检察工作的发展,笔者亦期待更多典型案例的总结、行政与检察机关协同机制的建立、规范体系的完善能够助力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行刑反向衔接“可处罚性”的准确把握,推动历史文化保护,实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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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江西社会科学》2026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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